摘要：除了必要的官场应酬活动外,顾文彬在京交谊圈主要围绕琉璃厂的文玩书画交易鉴藏等活动开展。书画文玩店铺的掌柜、在京的同乡及在书画文玩鉴藏方面的同好成为主要的交游对象。

三、琉璃厂书画文玩交易中的掌柜、

同乡与同好

除了必要的官场应酬活动外,顾文彬在京交谊圈主要围绕琉璃厂的文玩书画交易鉴藏等活动开展。书画文玩店铺的掌柜、在京的同乡及在书画文玩鉴藏方面的同好成为主要的交游对象。

顾文彬进京次日就拜访博古斋掌柜李老三,这是他在京城的旧交,“此公看字画眼光颇好,搜罗亦广”。顾文彬对李老三非常信任,并以诚相待。据《日记》载:“(四月一日)午后,李老三来观字画,令其评价。余复往博古斋,约其店伙将字画一箱抬去,托其销售。”顾文彬将从苏州家中带来的字画委托李老三作为中间人销售,后“尹耕云托蒋子良问书画价,先是余以书画三十余件托博古斋之李老三销售,李老三送与耕云阅看,耕云知系余物,故托子良来问。余虽告以所择八件索价四百余金,然因李老三是经手人,嘱其不可撇却也”。顾文彬不肯在交易活动中抛开中间人,为此特地亲至博古斋,“晤老三,告以耕云问价事”。通过亲身接触,顾文彬熟悉并了解这些琉璃厂生意人的品行,从中择选品行端良、讲求信誉的生意人作为结交和交易对象。如德宝斋掌柜李诚甫,在琉璃厂一带颇为知名,据张祖翼记载,“德宝斋主人李诚甫,亦山西太平人。肆始于咸丰季年,仅千金资本耳,李乃受友人之托而设者。其规矩之严肃,出纳之不苟,三十年如一日,今其肆已逾十万金矣。诚甫能鉴别古彝器甚精,潘文勤、王文敏所蓄,大半皆出其手”。顾文彬对李诚甫颇为推重,以友相待。《日记》中说,李诚甫“虽市井中人,颇讲交情,故余与之颇投契”。生意关系在长期交往中转变为朋友关系,故“德宝掌柜人李诚甫定于明日起程往山西置货,因送之”。松竹斋掌柜张仰山,书法篆刻堪称一绝,顾文彬“至松竹斋晤张仰山,谈古颇洽”,后“张仰山在宝兴堂为母做寿,往拜之”。论古斋管事萧钟山,“素耳余(指顾文彬)名,相接甚殷勤”。此外,与其交往的买卖人还有筠青阁管事王泉坡、润鉴斋管事雷际云等。

与文玩铺掌柜的交往既是书画文玩交易之所需,也为顾文彬在琉璃厂活动提供了不少方便。从《日记》来看,这些古玩界的行家里手不仅与顾文彬一同鉴赏书画文玩,互相交流经验,增广见闻,而且还热情地为顾文彬提供市场交易信息和鉴赏、会晤场所,主动推荐书画文玩藏品并提供各种玩赏便利,如介绍藏家情况、允许取货回家细细揣摩、允许赊欠等。他们还免费充当购买和售卖的中介,如帮买主与卖主和会,甚至主动出手,撮合买卖双方的交易。景其濬收藏汉玉钩两枚,“其一与余(顾文彬)藏钩竟是一对,惟腹上亦作琴式而花纹不同,否则几乎分别不出”,为将两只玉钩配作一对,“德宝斋以旧瓷、印盒、水盂五件售与景剑泉(其濬),换其汉玉琴钩,归于余,余代还瓷器价作六十两”。这种以物易物的方式,令旧藏家可以淘汰旧存,买入新品,新藏家得其爱物,一遂心愿,古玩铺自身也可从中售出货品，获得盈利,可谓一举三得。古玩铺不仅在本店经营方面打开方便之门,甚至可以帮忙在不同店铺间还价,撮合买卖,有力地支撑并保障了琉璃厂文玩经营的有序进行。

在京的江苏同乡有书画特长及嗜古同好者,是顾文彬交往的第二大群体。顾文彬晚年回忆昔年居官京城之时,“寓居与琉璃厂相近,公余之暇,辄游厂肆,肆中售书画者麇集,余颇爱流览而鉴别未精,真赝莫决,同乡华亭秋、秦谊亭、淡如三君,皆莫逆交,雅擅丹青,尤精赏鉴,每拉与同游,藉资印证。笛秋目光如炬,礬山绢海中,遇有佳品,辄拔其尤。如伯乐相马,冀北以顾,其群遂空,夸示同人,余从旁窃睨,盖不胜其羡且妒焉”。此次进京候缺,顾文彬与秦炳文(谊亭)再续前情。秦炳文(1803-1873),清画家,原名燡,字砚云,号谊亭,江苏无锡人,道光举人,擅长画山水、花卉,精鉴赏,收藏书画甚富,所藏多精品。顾文彬和秦炳文互相交换藏品玩赏,“(五月初十日)秦谊亭来晤,索观书画,将新得各种及旧藏沈石田三卷、石谷一卷、南田一册并博古之大痴、方壶、天游三轴与观”。“谊亭送来柳如是《五柳高隐》卷,纸本,钱牧斋题右方,袁简斋题引首。顾横波画《梅兰竹菊》卷,纸本,龚芝麓题卷首,吴梅村题七绝于卷尾。”相互交流品鉴书画文玩藏品,有益于开阔眼界、提升素养。

同乡友人之中,除收藏界同好外,还有一批客居京城的艺术家。如袁崇,丹徒人,字崇山,客京师时与俞承德、秦炳文等于松筠庵结画社,善山水;沈振麟,元和人,字凤池,一作凤墀,道光初即供奉画院,同治十三年(1874)任奉宸院卿,总管如意馆,工写真,亦善山水、竹石、花鸟、虫鱼,画牛颇佳,能创作于画轴、册、扇、贴落等;顾肇熙,长洲人,字皞民,号缉庭,举人,官工部主事,擢道台,晚年居木渎,工画,书法苏轼;赵宗德,常熟人,谱名宗藩,字价人,号白民,喜藏书抄书,能诗文,善画山水,仿王翚笔意,画多不署款,只盖白民小印。与同乡书画家们的交往在《日记》中着墨不多,往往只记其名,推其情形,交游主题当为以书法绘画技艺为主的艺术交流。

顾文彬在京期间,还广泛接触了不少文玩界的藏家,与之交流经验,共享藏品,分享心得体会。依《日记》所见,顾文彬与松云庵心泉和尚的交往颇多。心泉和尚为顾文彬旧交,“我闲暇无事,日往琉璃厂闲游。可与谈者,旧识惟博古斋之李老三、松云庵之心泉和尚,新交有松竹斋之张仰山,此人颇明于金石,向与沈韵初交好”。心泉和尚是京城有名的藏家,顾文彬赏看了不少他的藏品,“(四月十二日)巳刻,访心泉和尚,见其所藏书画各件。一夏珪纸本山水卷,有俞紫芝、黄大痴、柯丹丘、文衡山跋;一恽香山纸本水墨山水册;一恽香山青绿山水册;一王西庐山水册,先画七页,后补三页,有王员照跋;一恽南田山水册,诒晋斋藏本;一恽南田花鸟册;一恽南田扇面册;一黄瘿瓢画册;一蒋南沙绢本花卉册。皆真迹,其中以南田山水册为最佳。有陶九成绢本山水册,乃伪迹,盖旧画添款者。又见汉玉各件,大拱璧两件、圭一件、杠头两件、文带两件、书镇一件,其中以杠头为最佳”。通过鉴赏同道的藏品可以互相分享鉴藏体会,增加经验,有效地纠正误判。后心泉因经济情况不佳,大量出售藏品,顾文彬也由此收购了一些心泉旧藏中的精华。据六月廿七日《日记》眉批:“心泉收藏颇富,赏鉴亦精,近为境遇所困,大半散去,所存者以南田山水袖卷、又山水小册、又花鸟三种为最,皆为余物色得之。心泉书画船从此减色矣。余所欲购未成者,只智永《千文》卷,然究非开门见山之物矣。”

当顾文彬游逛琉璃厂,发现“此间古钱刀币颇多,惜我目不识丁,将来拟请明于此事者代购”。了解到李眉卿对古泉和字画颇有研究,特地主动拜访结交,“往晤李眉卿,山东人,刑部员外,其父竹朋,刻《古泉汇》者,知其识古泉,兼识字画,一见如故,约他日同游厂肆”。与同好结伴游厂,可取长补短,互相校正。经李眉卿推荐,顾又结识胡石查,“往晤胡石查(义赞),河南人,辛卯同年胡仁颐之子。前日李眉卿称其精于鉴古,故往拜之”。顾文彬在京结识的收藏家还有景其濬,字剑泉,贵州兴义人,咸丰二年(1852)恩科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翰林院编修,官至内阁学士。他好收藏,精鉴赏,善楷书,体态圆润,平淡天真,自成一格。此外,顾文彬还结识了孔广陶,广东南海人,以藏古籍、书画有名于时,有粤省四大藏书家之誉,所藏古泉亦甚精;王景贤,绍兴府山阴县人,能承家学,有画名。在此不一一赘述。

从顾文彬的在京交游圈可以看出,琉璃厂周围活跃着一批对文玩鉴藏有着共同爱好的人士,他们或为同乡,或为同道,交互鉴藏文玩,携游厂肆,交流甚或交换藏品,实际地参与并丰富和提升了京城文化圈的艺术品位。顾文彬与古玩店铺掌柜、京城古玩藏家以及书画界名家均有一定程度的交往,这为他在琉璃厂的商品交易和文化交流活动创造了人脉,使他能够更为充分地参与京城书画文玩的商品流通和鉴藏讨论,进而为提升个人鉴藏水平,沟通南北市场信息以及促动南北艺术品的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

四、琉璃厂交易中的沟通南北

与家国情怀

对京城琉璃厂而言,与顾文彬一道进京的,除了作为居京生计补偿的一箱待售的南货外,还有他浸淫文玩界多年所形成的鉴藏眼光、经验和能力、艺术水准等。顾文彬以个人为媒介将这些通过一系列鉴藏活动予以再现。顾文彬的鉴藏素养,与他带来的南货一起,卷入琉璃厂的文玩买卖,进而汇入南北文化交流乃至家国情怀共融的历史洪流。

文玩收藏,首重眼光,辨别市场导向,把握市场主流,关系到投资的成效。就鉴藏眼光来说,顾文彬初进京城之时,对个人鉴藏才艺颇为自诩。他提出:“自古一代之兴,有能经文纬武、名垂史册者,落落不过数人。书画特六艺之一耳,然一代之中空前绝后者,亦复不过数人。……国初以来,四王、恽、吴推为六大家,论者谓可直接元四大家,而于明四大家骎骎欲度骅骝前矣。厥后作手非无矫然特出,别树一帜者,卒亦无能驾而上之,于是风行一时,收藏家于六大家苟不能兼收并蓄,辄欿然不足,以故搜罗日亟,声价日增,片楮零缣,珍如拱璧。余素抱书画之癖,亡儿承之亦有同嗜,竭数十年之精力,所收古今名迹,汗牛充栋,而于六大家尤所心醉。凡遇精品,不惜重赀,所蓄不止百种。”顾文彬认为,四王、恽、吴六家之作为有清一代画艺之巅峰,当为南北市场所公认,他对顾承称,“所带字画已令李老三评价,与汝所拟之价不无出入,而总数不相上下。京中所重亦是四王、恽、吴,与沈、文、唐、仇,我所带之物甚合销路。至于眼光,虽李老三已算巨擘,然不如我与汝远甚。见石谷两册,深信为真,其易欺可见,我即托其代销”。顾文彬通过博古斋掌柜李老三的反应肯定了自己的判断,南北市场均推重四王、恽、吴画作,说明进京前的市场预估非常准确,故对进京以销售书画作为解决生计的手段很有信心。应该说,一方面,文玩交易过程部分证实了顾文彬的判断,六大家之作定价高,受欢迎,但另一方面,琉璃厂的文玩交易体验也逐渐改变了顾文彬的认识。由南携来的书画实际销售并不乐观,“然带出之物,既销不快,不得不再望续寄一二十件,以为接济”。而后续“寄来书画各件,恽、王扇面最为易销,此外尚恐稍滞。京中价值较苏虽昂,而售主寥寥,所谓有行无市也”。市场呼声推高了书画价格,但实际买卖行情则受经济发展的制约,要想在南北市场游刃有余,顾文彬的鉴藏眼光还需两者兼顾,尤其需要把握琉璃厂市场的实际经营情况和潜在的买方市场信息。

造假手段层出不穷,防不胜防。琉璃厂依仗京城地利,文玩品类齐全,甲于天下,南方寻访多年不易得之物,北地则可以轻易买到,为此顾文彬感叹,“乃知京师之大,无物不备”。但深入到这样一个琳琅满目的文玩市场,偶一失察,就可能判断失误。顾文彬起初还对古玉、古泉有浓厚的兴趣,很快就意识到,“至古玉、古泉,究不内行”,“惟所买玉器古泉等,或有吃亏,然亦无几,况此后已定见不买”。他也有误判误收的情况,“在英古家以十金得恽南田临米行草卷,汉玉虎头一枚”,后才意识到上当,“恽字不真,玉虎头亦是提色。恽字款是辛未,乃南田已故之明年。玉虎头用力盘之,黑色易褪,此皆不得之明证。及携归苏中,见者皆叹赏,可见真鉴之难”。顾文彬花费二十两买下的大痴轴,后被鉴为伪迹。

鉴藏方面山外有山、人外有人的感悟也接踵而来。顾文彬与藏家袁崇会晤,“观其所藏高房山设色山水绢本袖卷,仇十洲设色《深柳读书》绢本卷。此二卷廿年前曾见过,当时不辨真伪,今日复观,皆真迹也。又祝枝山草书卷纸本,真而且佳,后有郑板桥跋”。与精于鉴赏的同好一起游厂,则可拓展视野,增强鉴藏能力。“先是前在论古斋见查二瞻山水册,爱其工致,向其借观。携在车中,出示石查,一见决为赝本。余询其于何决之,曰家藏亦有一本,取出勘对,画境、题字并于升双款,丝毫无二。审视之,觉款字亦嫩,始识其伪。若给石查说破,几乎以善价得之。甚矣,赏鉴之难也。”

鉴藏品味的提升,是鉴赏家有别于古董商的重要方面。顾文彬在琉璃厂的行迹,表现出了超出一般性文玩鉴赏的学者气度和文化传承的家国情怀。顾文彬醉心书画文玩收藏,有明确的嗜古倾向。他喜欢谈古,青睐古书画的古香古色,如鉴赏论古斋的萧照山水长卷,称“画极古厚,非明以后人所能到”,喜汉玉,爱其制之古朴,但又非食古不化,于鉴赏一途,以作者的品行气节为先。他教育子弟书画技能,强调“先论其人,次论其书法、画理,再论其价值”,由推重为人再至推崇其作品。他常常强调书画作者的气节,对抗清名士黄道周、明遗民傅山等非常敬重,亦极为关注其作品,每在厂肆中遇到,无不驻足。他在给顾承的信中写道:“绫本石斋卷既已售去,我家并无石斋手迹,陈伯蕴所藏相眼册乃石斋精品,题跋亦精,此册志在必得,汝当亲往图之,价即昂亦不必吝惜。此间石斋字既少而声价亦昂,可见此老真迹,宇内海外均知宝贵,安可交臂失之?”“在德宝斋见傅青主草书大轴一帧,草书唐人七绝条幅十二帧,皆纸本,屏末幅自跋三行,秃笔狂草,字多不识。后见其父子杂书册两本。青主所书皆断简残编,首页仿颜楷书为最,余皆信手。寿毛所书小楷甚工,余法晋人,胜于前日所见行草卷。”观顾文彬所处之时代,内忧外患交至,两次鸦片战争后政局动荡,民议沸腾,此时此刻,在收藏书画文玩之时强调作者的品行与气节,无疑沾染了时代的气息,反映了现实国情与民情的呼声。

琉璃厂购置的藏品中,顾文彬最为钟爱者,当属购得的八十枚马泉和从景其濬处易得的汉玉钩。据《古泉汇》载,马钱存世只一百二十枚,“今一朝而十获其七,岂非快事?虽费多金,何悔焉!”购得之物与家藏之物合体,则成马泉百品。同样,顾文彬家中藏有一只汉玉琴钩,又从景其濬手中获得另外一只,“此钩与余昔年得张柳亭汉玉钩制造出于一手,色泽、分寸若合符节,惟下半钩所镂琴轸一凹一凸,似分阴阳,当时必是一对。千百年后,散而复合,洵奇缘也”。顾文彬为此将双玉钩与马钱百品汇藏一室,将书斋命名为“金马玉琴之室”,撰对联云“磅礴百金马;摩挲双玉琴”,旁注云:“艮庵来游京师,得燕庭刘氏马泉八十余品,合之家藏十余品,集成百品。又得景剑泉阁学所赠汉玉琴钩,与家藏一钩制造出于一手,色泽、分寸若合符节,千百年物,珠联璧合,洵奇缘也。”马泉的百品汇聚,玉钩的双钩合璧,体现出顾文彬整合南北藏品,汇为一体,以化零为整、变散为聚的观念。顾文彬指出,“大约书画日少一日,次者、赝者固宜售去,其真而佳者亦须买进,如待价而沽,总可得善价。据此,则孙辈讲书画一节尤不宜缓耳”。于小处,固然是为子孙谋未来之生计;于大处,何尝不是为民族谋未来文化传承之根本。

顾文彬所生活的晚清,政治衰败,经济困顿,珍贵的典籍、书画、文玩等聚而又散,更有大量珍品流散海外,收藏家们凭借一己之力购买、汇聚和存藏的行为,实质上是一种可贵的以文化传承为己任的态度,反映了收藏家珍视、抢救并保护民族文化的情怀。即此而论,顾文彬在琉璃厂的书画文玩交易,不仅是以一身兼通南北,更是以一人兼顾家国。

五、结语

晚清文献档案浩如烟海,而能翔实系统地聚焦北京琉璃厂市场交易情况的并不多见,顾氏日记、信札如吉光片羽,对晚清北京史、艺术史等领域的学术研究有重要史料价值。顾文彬在琉璃厂的社会活动,反映了晚清琉璃厂的书画文玩货品、市场、交易、鉴藏及士林交游、文化交流等丰富的历史内容,凸显了琉璃厂在南北贸易和文化交流中的核心作用,同时反映了晚清艺术品鉴藏活动的市场动态、士林风气和学术主流。顾文彬其人其行堪称晚清琉璃厂以书画文玩交易形式参与南北文化交流、传承历史文化的典型个案,其价值和意义弥足珍贵,值得认真总结、大力弘扬。

* 本文选自《北京社会科学》2022年第5期 总第22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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