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鹰派的“指南针”:意识形态如何影响国家的外交与安全走向?

B站影视 日本电影 2025-09-21 21:47 1

摘要:当下,俄乌冲突局势依旧胶着,俄罗斯在复杂的地缘政治博弈中面临着巨大压力。本文另辟蹊径,着重探讨了意识形态在俄罗斯外交与安全政策里的关键地位。一方面,深入剖析,伊兹博尔斯基俱乐部(Izborskii Klub)等俄罗斯鹰派群体如何从外部影响政策决策,并通过整合多

俄罗斯鹰派的“指南针”:意识形态如何影响国家的外交与安全走向?

Juliette Faure

巴黎先贤祠·阿萨斯大学讲师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25, 1-25.

导读

当下,俄乌冲突局势依旧胶着,俄罗斯在复杂的地缘政治博弈中面临着巨大压力。本文另辟蹊径,着重探讨了意识形态在俄罗斯外交与安全政策里的关键地位。一方面,深入剖析,伊兹博尔斯基俱乐部(Izborskii Klub)等俄罗斯鹰派群体如何从外部影响政策决策,并通过整合多元资源,试图塑造俄罗斯的外交走向,为自身主张的强硬外交路径寻求发声机会。另一方面,揭示了国家基于不同时期的政治战略考量,对不同意识形态派系支持力度的动态变化。这一过程对于理解俄罗斯在俄乌冲突持续、西方制裁不断的困境下,如何借由意识形态的力量,凝聚国内共识、构建外交和安全战略,有着重要意义,为把握俄罗斯在未来国际关系中的行动逻辑与战略抉择提供了独特视角和深刻见解。

研究基础:问题、争议与理论定位

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后,俄罗斯积极寻求与乌克兰接触,最终通过明斯克协议解决顿巴斯冲突,偏离了其国内鹰派精英关于全面进入顿巴斯并将其并入俄罗斯版图的设想。然而,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却下令对乌克兰发起军事行动,这标志着俄罗斯的战略思维发生了关键性转变,即从惯用外交谈判转变为修正主义的武力使用。应当如何解释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的这一重大变化?

以往的研究多强调保守主义和帝国主义思想对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影响,将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军事行动视为普京总统意识形态激进化的结果。本文从两个方面挑战了主流假设:第一,不再仅仅聚焦于普京总统、俄罗斯政权或克里姆林宫等单一行为体,而是研究俄罗斯鹰派精英作为一个游说团体所发挥的作用。第二,不再将俄罗斯描绘为一个具有固定偏好的统一行为体,而是着重揭示了政治精英与意识形态间竞争的动态可变过程,即不同的意识形态倡导着不同的战略愿景。

在理论方面,本文批判了现实主义仅仅强调物质因素(如权力平衡、北约东扩)而难以解释俄罗斯重大战略变化的局限,借鉴建构主义“认知塑造政策”的视角,同时融合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迈克尔·弗里登(Michael Freeden)的意识形态理论,将意识形态定义为“塑造群体身份、指导行为的共享意义集合”,超越了“价值导向vs工具性”的二元对立,为后续分析奠定理论基础。

研究对象:俄罗斯“鹰派”与伊兹博尔斯基俱乐部

(一)“鹰派”的概念界定

“鹰派”(hawks)一词最初在冷战时期的美国语境中被创造,指倡导以竞争方式参与国际政治、强调将军事力量作为威慑和战略优势手段的群体,他们认为军事建设对维护国家利益至关重要,并为外交政策决策中使用武力提供知识层面的正当理由。在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该术语曾被用于指代政治和军事精英中的“战争派”(party of war)(即在1994年主张对车臣分裂分子使用武力的人),也被用于描述倡导恢复俄罗斯帝国的意识形态者。

本文在俄罗斯语境下进一步对该概念进行理论化,将“鹰派”定义为将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视为长期地缘政治对抗,并倡导使用武力以巩固俄罗斯全球大国地位的知识分子和政策制定者。其政治愿景和战略重心受俄罗斯政治环境独特的历史经历、意识形态和制度条件影响。或许俄罗斯政治话语中本土的“民族爱国者”(national-patriots)或“国家主义者”(gosudarstvenniki)等术语能够更加确切地描述这一群体。此外,类似于鹰派与鸽派之间的两极分化一直是后苏联时代俄罗斯政界和学界的显著特征,研究人员常将“普京阵营”内部的主要分歧描述为安全部门出身、主张大国对抗的“强力集团”(siloviki)与所谓“自由派”(liberals)之间的对立。需要注意的是,俄罗斯语境中的“自由派”是相对的,不能与西方政治语境中的“自由派”混为一谈。俄罗斯统治精英中的“自由派”通常接受国家主导的治理模式占首要地位,但强调通过与西方接触和融入全球经济来实现经济现代化。

(二)核心组织:伊兹博尔斯基俱乐部

本文聚焦于2012年成立的伊兹博尔斯基俱乐部这一重要的鹰派组织。该组织以爱沙尼亚边境附近的一座古老堡垒城市命名,自称“反对自由全球化意识形态的爱国与帝国阵线”,是俄罗斯最大的鹰派意识形态者联盟,拥有60多名来自不同专业背景的成员,其中知名人物包括2012-2019年担任普京欧亚经济一体化发展顾问的经济学家谢尔盖・格拉济耶夫(Sergei Glazev)、与普京有特殊宗教关联的东正教大牧首吉洪・舍夫库诺夫(Tikhon Shevkunov)等。

选择聚焦该俱乐部,除因其规模和知名度外,还基于两个关键特征:一是与谢尔盖・卡拉甘诺夫(Sergei Karaganov)等其他鹰派人士不同,伊兹博尔斯基俱乐部成员自苏联解体以来,始终坚持并游说鹰派立场;二是与隶属于总统行政部门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研究所(ISEPI)等在国家机构内部运作的团体不同,伊兹博尔斯基俱乐部是一个外部组织。尽管俱乐部成员表示支持普京政权,但仍保持一定程度的批判,利用自身平台倡导他们认为更连贯、更稳定的国家意识形态。这种游说方式揭示了一种双重策略:在对政权的忠诚和批评之间取得平衡,特别是在倡导更激进、更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政策方向时。通过分析该俱乐部如何时而与官方政策保持一致、时而对其提出挑战,可考察非国家鹰派意识形态者的能动性及其对国家政策不断变化的影响力,而俱乐部的发展历程也反映出对于俄罗斯意识形态发展范围与方向的讨论过程。此外,该俱乐部的政策影响力不仅受其与国家关系演变的影响,还受与其他争夺俄罗斯政策话语权的意识形态群体竞争的影响,它处在一个充满争议且动态变化的环境中,既要面对其他鹰派派系的竞争,也要应对更温和的自由派带来的挑战。

研究方法

本文以关系性视角看待意识形态,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理论与社会建构,其含义会随群体互动而演变,需结合话语分析与社会实证研究。文章的分析聚焦鹰派获取认可的符号(代际背景、教育等)与物质资源(出版渠道、资金等),同时评估思想政治表演性,追踪知识界与统治精英互动中的思想传播。

本文所引用和参考的资料主要来自伊兹博尔斯基俱乐部官网档案,包含2012年起所有出版物、活动记录(参会名单、会议照片等)及成员传记,用于分析其受众、社交网络及与统治阶层关联,但传记细节未经过系统核实。

本文的研究还基于2017-2019年在俄罗斯进行的实地调查,含41次俄语半结构化访谈,首组访谈针对俱乐部成员,探究其出版物背景、群体形成等。在实地调查过程中,曾面临接触成员难、西方学者身份引发怀疑、依赖访谈证据等挑战,最终通过多源数据三角验证(对比不同精英访谈、民族志观察等)的方式尽可能弥补了研究的局限性。

研究结论:意识形态影响的双重动态——自下而上的创业机制与自上而下的吸纳机制

自下而上的创业机制(Bottom-up entrepreneurship)与自上而下的吸纳机制(Top-down co-optation)形成动态互动,共同塑造着俄罗斯的外交与安全政策。首先,在威权环境中,意识形态通过自下而上的创业机制(Bottom-up entrepreneurship)运作。具体而言,自下而上的创业机制是指非国家意识形态群体通过构建网络、专业化生产、危机响应等主动策略,将思想注入政策讨论,迫使国家关注其议程。作为拥有自身明确议程的游说力量,聚集在伊兹博尔斯基俱乐部的鹰派在正式政治机构之外寻求对政治决策施加影响。他们的影响力源于通过战略性部署关系资源、话语资源与机构资源,在公共空间获得认可与合法性的努力。通过聚集来自不同专业领域的成员,并与国内外政策网络保持联系,伊兹博尔斯基俱乐部在组织集体工作与推动意识形态生产实践专业化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一制度基础使鹰派能够与倾向自由派的群体争夺公众关注度与影响力,成为塑造政策专业知识与政策辩论的重要力量。

其次,国家通过象征认可、财政支持与政府合作等方式,对意识形态生产进行自上而下的吸纳,这一机制被称为自上而下的国家吸纳机制(Top-down co-optation)。具体来说,自上而下的吸纳机制是指国家通过资源分配、象征性认可和制度吸纳,将符合自身需求的思想转化为政策,同时约束过度激进的主张,维持意识形态的可控性。针对2012-2024年国家资助资源分配情况的分析表明,俄罗斯政权会根据政治与战略环境,交替支持不同的意识形态派系。2012-2014年期间,伊兹博尔斯基俱乐部逐渐崭露头角,尤其在为俄罗斯政权的威权巩固与扩张性外交政策提供支持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此后该俱乐部被边缘化,俄罗斯政权转而支持倡导经济发展与西方关系正常化的温和自由派群体。然而,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罗斯政权重新强化了鹰派的思想,并降低了国内意识形态的极化程度。尽管战时官僚机构试图提高政权意识形态基础的一致性与韧性,但统一的制度化国家机构尚未完全形成。相反,俄罗斯政权仍依赖通过与伊兹博尔斯基俱乐部等非国家意识形态行为体的交易关系来维持灵活框架。

综上所述,本研究指出,鹰派意识形态作为一套可实施的思想,在俄罗斯政权构建与合法化外交及安全政策决策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然而,国家对伊兹博尔斯基俱乐部的支持具有选择性与不稳定性,这体现出统治精英在支持意识形态生产方面的差异性。俄罗斯政权并未致力于推行单一的意识形态框架,而是在精英群体中维持一定程度的意识形态多元性,通过交易机制确保在不断变化的战略环境中始终能够采取灵活的行动方针,并获得多样化的支持来源。

译者:

杨璐蔓,国政学人编译员,香港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专业。

来源:

Faure, Juliette.“Russian Hawks and the State: Conceptualising the Role of Ideology in Russia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ies.”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25, 1-25. https://doi.org/10.1017/eis.2025.10013

校对丨高隆绪

审核 | 方桐

排版丨邓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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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政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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