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任何一种学说的出现，都是要回答某些社会议题，而面对同样的社会议题，身处不同位置的人则会给出不同的答案，能够最终决定哪种学说会成为主流的，是这些学说背后代表的社会群体。

任何一种学说的出现，都是要回答某些社会议题，而面对同样的社会议题，身处不同位置的人则会给出不同的答案，能够最终决定哪种学说会成为主流的，是这些学说背后代表的社会群体。

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思想“井喷”的时期，各类学说你方唱罢我登场，但这琳琅满目的学说中，大多数都因过于小众，或概念过于抽象而早早退出这场规模空前的思想角逐，大浪淘沙后，进入“决赛圈”的三种思想：儒、墨、法。

三种思想中，儒与墨最先展开角逐，双方泾渭分明，甚至势同水火，多番较量后，墨家逐渐势微，但胜利并没有让儒家走得更远，反倒是最后入场的法家，能够持续迸发出巨大的活力，并随着大秦的铁骑横扫天下。

学说的斗争说到底是背后势力的斗争，墨家的影响力为何难以持续？儒家为何越到后期越显得力不从心？法家为何能在残酷的斗争中胜出？

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如果仔细来看，还真是一场关于“家”的斗争。

很多人对于儒与墨之间的势同水火表示不解，因为二者都强调“爱”，要讲清楚儒与墨之间的争执的根源，必须先弄清，儒家与墨家所宣称的“爱”究竟有何区别。

墨家的爱叫“兼爱”，这是其理论的核心，所谓兼爱，就是对于天下人都要有一致的爱，不能因为亲疏远近而有所区别。

儒家的爱可称为“仁爱”，其核心要义是有差别的爱，人对自己至亲的爱要高于其他亲属，对亲属的爱要高于朋友，对朋友的爱要高于陌生人，儒家认为，对不同的人爱的程度不同，这件事天经地义。

而这就是儒家与墨家争执的核心：爱，究竟应不应该有区别。

围绕这一问题，儒家与墨家又基于自己的核心理论产生了很多衍生理论：

强调无差别的兼爱的墨家讲究非攻，大国不能用武力欺压小国，如果大国执意欺压小国，墨家甚至会组织弟子帮助小国守城，即“墨守成规”。

强调有差别的爱的儒家当然也不主张大国以武力兼并小国，其主张的是大国和小国都要“守规矩”，但这就给了大国欺负小国留下了一个“口子”，谁让你“不守规矩”了？

墨家尚俭，主张首领与其他弟子一同劳作，一同分享；儒家虽也不主张铺张浪费，但却强调礼乐制度，下位者的衣食用度超过上位者，便是僭越。

在如今的人们看来，似乎墨家的境界更高，因为墨家一直在讲平等，而儒家则一直强调等级。

世上没有哪种理论天然就高级，所有理论出现的目的都是为了调和其背后的社会关系，儒墨之争亦是如此。

墨家在为谁说话？儒家又在为谁说话？

孔子一生周游列国，宣传他的仁爱思想，在这一过程中，他笔耕不倦，不断留下自己的作品，但翻看孔子的作品，我们会发现它们大多并非开创性，而是对礼乐制度的理解和诠释。

孔子的思想简化为“克己复礼”，孔子在周游列国的过程中发现了诸多社会问题，而他给出的解决方案仍在周礼的框架内，孔子力图找到一种社会共识，让所有人，至少大多数“士”及以上群体都遵循这套社会共识，在孔子看来，如果做到这一点，天下就会海晏河清。

孔子的理论需要依托于周礼，西周初期，周公辅佐成王管理天下诸侯，以一套礼乐制度规范诸侯们的行为，后世学者常将周公辅政这段时期描述为中国历史上一段田园牧歌的理想时期，在各诸侯国间攻伐不断的春秋战国时代，知识分子们尤为怀念那段时期。

所以，孔子以“克己复礼”来回答当时的社会问题，认为礼乐制度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手段，只是礼乐制度只能管理外在形式，不能管理人们的内心，所以要让人们拥有“仁爱”之心，如此则礼乐制度就会被自觉遵守，社会问题就会被消弭于无形，从这个角度上讲，孔子的儒家思想的更准确定位应该是“礼乐补丁”。

“仁爱”这个词过于抽象，孔子以仁之名给出的“礼乐补丁”，其核心思想其实是“对等”，注意，并非平等，而是对等。

儒家从一开始就承认等级的存在，君与臣，父与子，就是不平等的，这些儒家从一开始就大方承认，而这些并不平等的群体想要和睦相处，就得遵守一系列对应的相互关系：如君正臣忠，父慈子孝等。

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还没异化到“雷霆雨露俱是天恩”的程度，它还保留着一种朴素的逻辑：对等关系中的任何一方破坏规则都要遭到反噬，君如果不正，臣便可以不忠，父如果不慈，子便可不孝。

儒家思想经常将“君臣”、“父子”放在一起说，并将二者相互比较，儒家思想依托于周礼，而周礼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宗法制，宗法制便是将家庭关系扩展到国家层面的一种统治手段，而依附于它的儒家思想自然也是如此。

当然，说宗法制是将家庭关系扩展到国家层面并不能完全准确，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把大家族关系扩展到国家层面”。

一个家庭，只有形成了一定规模，才需要一套相对复杂的规矩来约束。

从这个角度上讲，儒家一直试图回答的社会问题是：一个大家庭应该如何运转？

儒家思想首先试图解决的是大家族内部问题，在这一基础上，大家族们再以礼乐制度结成“家族联盟”，这便是儒家设想的理想国。

周礼之所以能够推行，儒家理论之所以能够推广，其背后的总根源是当时社会的生产模式，《孟子》中记载的西周时期的生产方式是井田制，一块土地被划成九份，八户农民各自耕种一块私田，再共同负责一块公田，公田收入作为贵族食裔。

井田制仅见于《孟子》，很多人质疑其真实性，因为这套模式执行起来太过复杂，现实中大多数情况应该不会执行的这样死板，但一个大家族共同耕种，再由贵族，或族长就收成进行分配的模式应该比较普遍。

大家族共同生产，就得有谁说话算，有了纠纷如何处理等一系列问题，孔子以君臣父子之间并不平等，但对等的关系来解决这一问题。

大家族是儒家学说的基本盘，孔子周游列国，宣传他的儒家思想，是因为他看到了周礼废弛，礼崩乐坏，他拿着儒家学说这一套“周礼补丁”试图改变现状，但遗憾的是，情况似乎不但没变好，还变得更糟，这一切的背后真的只是“人心不古”？那只是一种表象，或者说一种托辞，儒家思想无法让社会回到西周那种状态的根本原因是：大家族共同生产的模式被削弱了。

春秋时期，城市开始兴起，城市的出现拓宽了人类的职业广度，不必依托于土地过活的手艺人规模不断扩大，而这给了人们另外的选择。

城市中的手艺人生产生活模式不同于农民，他们不必大家族协同生产，很多生产活动靠自己一个人就能完成，因为不必依托于家族生存，所以他们对于家族礼法的兴趣也自然不会太高。

墨子本是宋国贵族，但他家这一支应该是没有什么继承权的，墨子早年也曾接触儒家思想，但他对于孔子的学说不以为然，这很好理解，在儒家那套体系里，墨子这一类大家族的边缘人是无法获益的，基于“谁获益，谁相信”的原则，墨子笃信儒家思想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所有群体都需要自己的学说，城市兴起后的手工业者，以及儒家家族礼法体系中的边缘人，他们与儒家理论天然抵触，迫切需要属于自己族群的学说。

城市中靠手艺吃饭的工商业者，以及大家族中的边缘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没有血亲纽带依附，或血亲纽带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负担，他们独立于家族，以原子化的形式存在。

这些散落于各诸侯国，无家族可依附的人，拿出了一种不同于儒家的理论，墨家就此产生。

墨家理论最讲究的就是平等，那种对所有人一致的“兼爱”，即便在今天看来都显得有些匪夷所思，但只要带入墨家子弟身份，就很容易理解，一群不依赖家族纽带生存的人，以这样的理论集结在一起，形成新的认同。

诸子百家中，最重视技术的就是墨家，因为墨家成员中有相当大的比例就是工匠和手艺人。

这些社会边缘人以自己的方式展开社会活动，墨家兴起之初，传播一度很广，但大家应该能猜到，墨家很难向上层社会传播，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有既得利益者和利益受损者，儒家希望统治阶级节制欲望尚得不到统治阶级青睐，墨家直接让统治阶级放弃所有特权，怎么可能会得到认可？

墨家的社会活动确实一度掀起了不小的波澜，甚至在一段时间内出现了儒墨相庭抗礼的情况，但墨家对社会的影响也很快迎来了瓶颈，原因也不复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就算春秋战国时期商品经济相对发达，但当时仍处于农业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依旧是土地。

没有土地的墨家仅能以想象的共识为纽带，这样的纽带终究太过脆弱。

1992年美国大选，民主党候选人克林顿以一句“笨蛋，关键是经济”击败了寻求连任的共和党候选人老布什。

儒家与墨家，分别代表了旧时代经济体系中，两种经济处境下的群体的利益，只要经济模式总体不变，儒家与墨家的争斗大概率会呈现出这样一种状态：儒家仍被主流社会接受，但墨家在社会底层拥有巨大影响力，如果经济模式不发生重大改变，儒家与墨家的这种僵持就将一直存在。

能打破这种僵持的只能是经济基础发生重大改变，这个打破平衡的关键变量，是铁。

战国前期，铁质农具开始大规模使用，法家诞生的社会基础出现了。

在提及中国古代经济形式时，有一个词的出现频率非常高：小农经济。

“二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也曾是中国古代农民梦想中的田园牧歌生活，其背后传达的信息是一户人家在一头牛的帮助下就能够耕种二十亩地，而二十亩地产出则足够养活一户人家。

但这一切得有个前提，就是农民耕种的工具得是铁质农具。

在铁质农具普及前，农民们耕种主要得靠石制农具，虽然也有少量青铜农具，但由于价格昂贵始终未能成为主流。

儒家极为推崇的井田制，是一种典型的大家族农业生产模式，而大家族农业生产模式，虽然现在看起来有点让人匪夷所思，但在石制农具是主要生产工具的那个时代，却是毫无疑问的社会主流。

石制农具的耕种效率很低，为了弥补这种低效率，聪明的中国古人搞出了五花八门的农具种类，光是这五花八门的农具种类就不是那种小家庭能负担得起的。

贵族群体享有特权，一定是因为掌握了某种稀缺的生产资料，在西周时期，这样的生产资料除了土地，就是各种各样的农具了，平民们为贵族耕种，来换取农具的使用权，大家族农业生产的根源就来自于此。

只要这种模式依旧是社会主要生产方式，儒家就会是社会主流。

但随着铁质农具的出现，所有的一切都将发生根本改变，平民们不再那么需要贵族们手中的生产资料了。

铁质农具大幅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这让农业活动不必非得以大家族的形式进行，相反，等级森严，规矩繁多的大家族模式还可能降低个体劳作的积极性。

时代会奖励先行者，当生产方式发生改变，谁能快速提出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理论学说，谁就能在新时代勇立潮头，完成弯道超车。

旧时代的受益者往往对新事物后知后觉，西周的礼乐体系在中华文明腹地的中原地区影响深远，一时之间难以快速改变，况且既得利益者很难主动让渡出利益，世代垄断土地资源的贵族们，又岂会轻易拿出土地，让国家进行新制度尝试。

但很多事，你不做，自有人来做。

崛起于西北边陲的秦国，在打败西北诸多少数民族，兼并了他们的土地后，便有了足够的社会资源进行制度尝试。

在铁质农具的小家庭生产模式下，贵族势力的重要性被大幅削弱，取而代之的是最高层的王对底层农民的直接领导。

社会需求存在，就一定会有与之匹配的理论出现，法家理论便在这种模式下产生。

商鞅变法的核心就是降低王与平民之间沟通的成本，同时打压旧贵族，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时，通过加税，增派徭役等方式，系统性地要求大家族分家。

商鞅变法之所以能够成功，根本原因是铁质农具普及后，这种小家庭的生产模式确实比大家族模式更为高效。

秦国在建立之初，就在大规模吸引移民，不用想，这些愿意背井离乡来到秦国的，都是在大家族模式中边缘人。

就吸引对象来讲，法家和墨家，其实是高度重合的，都是不掌握生产资料，没有家族依托的原子化的个体。

而面对没有生产资料的窘境，墨家的办法是大家结成联盟，找出一套在不掌握生产资料的情况下也能生存的方法，法家给出的解决方案则是分给大家生产资料，让人们以小家庭的方式生活。

对于没有生产资料的穷人来说，哪个更有吸引力，已经不言自明。

由于给出的方案最契合当时的社会现实，法家学说得以后来居上，随着秦帝国实力的壮大而成为社会主流。

儒、墨、法三家中，最先衰落的时墨家，战国中后期，墨家的声音几乎销声匿迹，原因也不复杂，新崛起的法家，与儒家受众不同，与墨家的受众却高度重合，所以相比于儒家，法家的冲击对墨家更为明显。

有人可能会问，曾经遍布天下的墨家子弟后来去哪了？从现有的历史资料来看，答案应该是秦国，秦国的工艺水平在战国中后期突飞猛进，这大概率是墨家工匠的广泛加入的结果。

世界是物质的，每种学说的出现，都一定有其经济基础作为支撑，在铁质农具被广泛使用的时代大背景下，适应的小家庭生产模式的法家学说成为了最终的胜利者。

但世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没有永恒的胜负，没有哪一种理论能够永远立于潮头。

无论是儒家、墨家，还是法家，如果仔细挖掘其理论基础，都能看到道家的影子，“水满则溢，月满则亏”，大道无声，却一直在主宰着世间的规模，任何一种学说，在经历了极盛后都将走向低谷。

与大秦共荣辱的法家，在达到极盛后，将迎来一次史无前例的溃败，但阴阳不只对立制约，也会相互转化，经历了大溃败的法家，也找到了自己在之后2000多年时间里的生态位。

来源：独立面壁人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