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摘 要 ：稿本《尚昌懋日记》为考察光绪初年广东军政格局和旗人武职高官面貌，提供了珍贵史料。汉军旗人尚昌懋久任督标中军副将，政治经验娴熟，深受历任总督倚赖。其与方耀、郑绍忠、邓安邦等粤籍武将关系密切，屡次调停粤将与布政使等文官的矛盾，并通过对军事调动提供合理建议

——以《尚昌懋日记》为中心

文/张易和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张易和

摘 要 ：稿本《尚昌懋日记》为考察光绪初年广东军政格局和旗人武职高官面貌，提供了珍贵史料。汉军旗人尚昌懋久任督标中军副将，政治经验娴熟，深受历任总督倚赖。其与方耀、郑绍忠、邓安邦等粤籍武将关系密切，屡次调停粤将与布政使等文官的矛盾，并通过对军事调动提供合理建议，维持粤籍兵将关系平衡，也时常为粤籍武将争取重用。升任副都统后，尚昌懋推动广州驻防旗营整顿积弊、改进训练与装备，中法战争时以湘军营制编练旗兵。但总体而言，其并未将主要精力用于军政兴革，在大部分时间中诗书自娱，广州旗营仍难期御侮。尚昌懋作为旗人，其思维方式、文化修养与汉人士大夫高度趋同，可谓官场成功者，但也受到晚清官场风气的浸染，落后于时代潮流。

关键词 ：尚昌懋；粤籍武将；广东军务；广州驻防八旗

晚清以来，广东经历西方冲击、内部动乱，社会经济结构和军政格局发生深刻改变，中外学者对此已有充分研究。在此背景下，同光之际广东各级官府的运作样态，亦受到学界关注。相较于文官系统，粤省武将、旗人驻防与军事力量的研究，则难免受限于史料，未尽详备。刘青峰等学者对安勇、潮勇等地方武装及其与督抚关系已有探讨，但利用的史料仍以文官或文人著述为主，武将的所思所行和相互关系，有待进一步挖掘。此外，广州还是八旗驻防重要地点之一，康熙年间“三藩之乱”平定后，清廷将“尚藩”余部编入汉军，并由京师增派汉军兵丁，共同驻扎广州，总额三千人，设将军、副都统管辖。乾隆后，广州驻防汉军半数出旗，以满洲兵丁顶补空额。由于兵丁来源复杂、清廷有意制造区隔，广州驻防向称风气恶劣，难于治理。因此，晚清广州旗营的整顿与面貌变迁，亦是考察地方军政格局的重要一环。

▲《尚昌懋日记》（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尚昌懋于咸丰三年（1853）补授公中佐领，次年参与清军镇压太平天国北伐军林凤祥、李开芳部的战斗，受到僧格林沁赏识。此后大力赏拔尚昌懋的两广总督瑞麟，亦是此役清军统帅之一，两人很可能此时已经结缘。咸丰五年（1855）八月，尚昌懋以游击拣发广东，由此开启二十余年的宦粤生涯。其曾在日记中追述如下：

尚昌懋所谓九年间“身亲战阵”，应当主要是参与镇压“洪兵”起义。洪兵起义爆发于咸丰四年（1854），起义军迅速攻占顺德、清远、肇庆、增城等要地，一度围困广州城。尚昌懋抵粤之初即署理督标左营参将，驻营肇庆。次年，洪兵陈金刚等部自梧州大举进攻罗定，尚昌懋奉檄署理罗定协副将，募勇守城，据记载，“分守要隘，擒杨晚，平土匪，绝岑溪贼援”。此后数年间，相继在督标、抚标等军营署任参将、副将。

同治四年（1865），瑞麟由广州将军调任两广总督，督粤长达十年，尚昌懋屡屡得到其提拔，仕途迎来重大转机。杜凤治即注意到“尚为中堂左右得意人”。先是同治五年（1866），署任抚标右营游击的尚昌懋奉瑞麟命，参与平息广州府属新宁县曹冲地方土客械斗，展现出良好的协调能力。巡抚蒋益澧调集平乱的部队包括湘军、楚军、安勇等超过万人，成分混杂，尚昌懋“推诚布公，和协诸军”，此后首创罢兵之议，会同其他大员，主持土客双方“划界分疆，以产换产，设厅分治”，被地方人士立祠纪念。由是，其获得瑞麟破格保举，同治六年（1867）十月尚昌懋署理督标中军副将。同治七年（1868）十二月，瑞麟又专折奏请以尚昌懋补授增城营参将，指出其虽保举尽先名次在后，于例未符，但“该员干练勤能，功劳迭著，历署副将、参将，经理裕如，现在办理新宁曹冲善后事宜，诸臻妥协”。尚昌懋由此获得参将实缺。

根据清国史馆本尚昌懋传记载，同治十年（1871）尚昌懋升授黄冈协副将，光绪元年（1875）调补督标中军副将，光绪四年（1878）授广州满洲副都统。不过事实上，由于瑞麟的赏识，尚昌懋自同治六年十月以后，一直留于省城，署任督标中军副将。杜凤治日记记载，同治十一年十月，瑞麟将实任督标中军副将的施溥与尚昌懋对调署任，应当出于重用尚昌懋的考虑。正因如此，尚昌懋常称自己“十年中协”，久担重任。

督标营务和省城治安，往往交由尚昌懋一手负责。其自称：“余任中协十年之久，营中副、参、游、都、守，凡有出色之才，无不在当道前力为保荐，而贪婪营私之辈，亦皆稍知敛迹，恐被参劾，是以十年以来，营中规模为之一新。”杜凤治记载，刘坤一抵任两广总督之初，即因省内盗案频发，“令尚仲勉等议定章程，河道分段，各派弁兵以专责成”。此外，尚昌懋还是省城水陆防务设施的主要负责者之一。同治十年兴建大黄滘炮台，即由尚昌懋专办；同治十三年虎门及省河沿岸炮台修筑，尚昌懋亦参与主持。

尚昌懋的职权甚至超出了制度规定的范畴。同治九年（1870）瑞麟保荐尚昌懋升补黄冈协副将的奏折内叙述其政绩：

明干安详，晓畅营务，现署两广督标中军副将，兵民悦服，办理亦甚裕如。奴才每当接见之余，询以练兵韬略以及整顿营规，均能应对详明，委办总管轮船事务及一切紧要事件，无不尽心竭力，井井有条，洵属才能出众，为将领中不可多得之员。

从中可见，尚昌懋不仅协助瑞麟整顿绿营、办理练兵，甚至获派总管轮船事务。此差在沿海军情传递中作用重要，广东布政使曾令杜凤治致函钦州官员探查安南军务，杜凤治即请求尚昌懋派遣轮船。总管轮船为尚昌懋取得了进一步加速升迁的资本——同治十二年（1873），尚昌懋会同广州协副将喀郎阿统带轮船，前往越南亚婆湾、狗头山等处剿捕海盗，大获成功，瑞麟按照战功大力保奏，尚昌懋奉旨交军机处记名，以副都统请旨简放。当然，这也难免削夺了水师提督的权限，引发其忌恨。尚昌懋称：“余与子英（翟国彦，广东水师提督）素不相得，前经中协时，屡在大府前倾轧，傍人皆替余危。”

光绪三年（1877）尚昌懋入觐，同年八月返回广州，继续任督标中军副将。此时其对去就颇有纠结，尚昌懋自称，回京是因“宦海风波无定，慈亲年已八旬，儿女均已长成”，有意隐退，而杜凤治则记载了另一方面的原因：稍早前潮州镇总兵出缺，尚昌懋本有机会升署却未成，未免怏怏。杜凤治还指出：“其实制台非有他意，实以中协之任无人胜之，非于仲勉有他，实因无代仲勉者，遂致悬宕耳。”足见其人地位之重要。

光绪四年（1878），尚昌懋升授广州满洲副都统，从此脱离绿营，进入八旗系统，也正式跻身清代广东“七堂”之一。晚清将军、副都统较少实质性参与地方重要决策，尚昌懋则对地方军政事务保持关注，不仅在旗营推动了一些兴革，有时也对勇营的调度、绿营高级武职的任免发挥影响（详见下文）。由于其资历深厚、经验老到、人脉广泛，历任总督刘坤一、张树声、张之洞，以及中法战争期间督办军务的兵部尚书彭玉麟，都对其意见相当尊重。广东巡抚裕宽与其关系更属密切，官场甚至有传闻裕宽人事举劾“半出左都统参赞”，“中丞时常晚间便服至左都署谈话”。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日后的珍妃他他拉氏，此时正居住于伯父、广州将军长善衙内，由文廷式授读。尚昌懋就任副都统后，与长善频繁来往，亦与文廷式以及珍妃之堂兄志锐、志钧颇多交结。甲午战争前，文廷式、志锐凭借与珍妃和重臣翁同龢的关系迅速崛起，这应当对尚昌懋的仕途有所助益。

光绪十二年（1886）尚昌懋再度入觐，次年四月奉旨调补正红旗汉军副都统，并奉懿旨充任海军衙门章京、武备学堂总办。光绪十四年（1888）十二月，任海军衙门总办章京。光绪十七年（1891）十一月，补授正红旗护军统领，年底病卒。其在京期间与闻机密决策，例如光绪十六年（1890）清廷决计兴办关东铁路以应对俄国威胁，醇亲王奕譞拟从广东罚款等额外收入中为张之洞正在筹办的湖北铁厂筹措经费，即“与尚副都统熟商”，令尚昌懋负责与张之洞、新任粤督李瀚章协调，这显然是由于尚昌懋对广东情况熟悉，且与广东高官皆保持良好关系。无疑，尚昌懋是广东官场的成功者，其日记是剖析光绪初年广东军政运作状况的重要样本。

客观而言，尚昌懋未必具备高明的军事才能。其实际作战经历，基本仅限早年参与对太平军作战、镇压洪兵起义，此后不过剿抚“盗匪”，未见显赫军功。之所以尚昌懋能够“十年中协”，深受督抚倚赖，似更主要出自其政治作用。从日记可见，尚昌懋熟谙官场规则，处事圆滑老练，与大部分本地高级武将皆关系密切。已有学者指出，同治年间以来，粤省逐步形成本地武将方耀统率“潮勇”、郑绍忠统率“安勇”各驻一方的局面，光绪初刘坤一、张树声督粤，又引入湘淮系势力。土客兵勇派系庞杂，各不相能，与文官时有冲突，必须有联络调停、维持大局之人，尚昌懋正扮演了这一关键角色。

刘坤一督粤时期（1876—1879），尚昌懋尽力调适粤籍将领方耀与布政使杨庆麟等文官的关系，在化解文武矛盾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方耀自同治年间起，统率兵勇在潮州推行“清乡”，光绪三年初，其升署陆路提督后，准备将清乡推广至驻地惠州，并要求刘坤一增拨经费。事实上，此时惠州很可能并无严重匪患，杜凤治在内的许多文官都认为，方耀此举不过是为了开销军饷，用于挥霍。布政使杨庆麟坚决反对提用藩库存款，刘坤一令尚昌懋会同广州知府冯端本设法另筹。两人奔走十余日，以善后局名义向粮道库借款一万两，又提取东莞所存“拿匪花红”及安良局所存花红合计一万两，其中尚昌懋所做工作不少——如提借东莞花红银两就是由尚昌懋派人前往商办，或许动用了私人关系。其记载：“余与子立因筹办惠州经费，亦可谓竭尽心力，无处不设法搜罗。”然而，杨庆麟又向刘坤一力言万不可允许方耀开展清乡，刘坤一为此致信方耀，建议其“暂缓举动”，查明惠州积案情况并报请督抚批准后，于次年春间再行开办。方耀为此断定藩司杨庆麟有意掣肘，深夜微服造访尚昌懋，声称“决意引退”。尚昌懋在文武两方之间频频劝解，一方面尖锐批评杨庆麟：“各司道均系服官未久，粤东情形茫然不知，一味只知节省经费”，另一方面也劝方耀暂作隐忍，“含混了事”，暂时避免其把事闹大。然而次年春，围绕惠州兵饷问题，方耀与两司又激烈冲突，“大有决裂之势”。此时尚昌懋则向刘坤一游说，要求批准方耀的清乡行动。刘坤一最终做出让步：“制军筹画（划）至再，随谓余曰：此事大局所系，即请转告方照轩，均如所请办理。”

尚昌懋事后曾向刘坤一属下武将李占椿议论：

方照轩（方耀）惠州之事，枝节重生，波平复起者，盖缘两司从中播弄，欲使照轩与制军决裂，以遂伊等之心，孰知照轩始终崛（倔）强，而制军因爱其才，事事含容将就，又兼余与子立（冯端本）欲全大局，屡将惠州紧要，照轩为人破釜沉舟，直言陈说，张友山中丞（张兆栋）虽为两司用言挟阻，而心中未尝不偏袒照轩，是以余与子立得将此事挽回，不致功亏一篑。庸人误事，实堪痛恨。今日余见制军，岘庄笑谓余曰，方照轩之事，司道诸人均以我无能，不能制一提督，我之所以含容照轩者，亦不过为地方大局起见耳，若亦与司道一般见识，其如地方何？不但我受司道之言，而吾兄与子立均不免为司道所忌。观此亦可见实心任事之难。

平心而论，杨庆麟反对方耀索饷清乡实有合理性；刘坤一最终向方耀让步，也引起了文官的非议，如杜凤治即讥讽刘坤一对方耀“栗栗危惧，反谄谀之”。尚昌懋在日记中斥责杨庆麟“从中拨弄”、欲使方耀与刘坤一决裂，显然不够公允。但方耀手握潮勇，是官府控制粤省东路必须依靠的力量；其个性“破釜沉舟”，若始终不遂所愿，更有造成事端的风险。故刘坤一亦需对其加以笼络，所谓“为地方大局起见”，当即指此。尚昌懋的游说固然有偏袒武人的一面，但也促使双方皆做出部分让步，帮助避免了文武水火、地方生乱。

尚昌懋亦凭借自己对地方情形的熟悉，对刘坤一调度粤籍兵将提供合理建议，维持各将领防区平衡。光绪四年（1878）二月，佛冈厅城遭匪徒“阑入”，虽然很快被当地士绅驱散，但刘坤一接报之初，颇显张皇。据其奏报：“当即飞饬署南韶连镇总兵郑绍忠、署广州协副将邓安邦，督带兵勇，分途驰往剿办。”尚昌懋亲信范干挺即佛冈人，知悉当地情形，始终劝刘坤一保持镇定，专任驻扎韶关的粤将郑绍忠。二月二十三日刘坤一接到警信，召集文武筹商对策，广州协副将邓安邦自告奋勇要求前往，尚昌懋却对此“拂然”，力陈省城附近花县、从化等地匪患严重，邓安邦一军各路分扎犹不足弹压，决不能全军远出；又进言，应令邓安邦率兵驻守省城以北的钟落潭，郑绍忠亲自前往佛冈，因为“郑镇声望素为匪人畏惧，且佛冈系郑镇管辖，谅此时必已派兵前往，跳梁小丑，不难一鼓荡平也。”刘坤一“大悦，即令照此办理”。此后，尚昌懋连日进见刘坤一，极力向其表示“佛冈之件不过疮疥之疾，谅郑镇之力必可扑灭”，而省城、惠州附近饥民遍野，才是真正可虑，建议先在省城招勇添营。稍后，建议派邓安邦前往花县、从化等地设局办理团练。

不过很快，淮系重臣张树声出任粤督，开始大量任用淮系将领。尚昌懋对此十分不满，曾与郑绍忠私下议论：

张制军所带武员，最亲嬖者，一为王孝祺，一为唐士贵，一为董名礼，一为杨安典。王孝祺初来即署碣石镇，继署潮州镇，任意贪婪，犹不满欲，现复带勇二千名，大肆索扣，以饱囊槖。唐士贵到省二月，即署中协，不但省中大小优缺优差，无不为其量缺贿卖，即省外各缺，亦无一空过者，后因声名大劣，彭大司马啧有繁（烦）言，不得已告病，满载而归。杨安典到粤数日，即令招勇一千名，现在又为之添勇一千名，以助其私囊。惟董名礼，虽署肇协，兼带西江巡船，以其所为，为利是要，终年连卖缺带刻扣巡船，每年亦不过万金，岂能满其所欲，以故再令其招勇一千名，则可大发财源矣……将来断送广东，地方涂炭，必张树声也。

显然不能认为尚昌懋的议论完全公允。事实上，粤籍兵将的腐败程度，相较张树声所部淮军，很可能有过之无不及。不过确实可见随着淮系对广东军事系统的掌控加强，粤籍兵将与淮系的矛盾逐渐加剧。尚昌懋此时身任驻防旗营副都统，对绿营军务的影响力下降，但仍借中法战争的背景，尽力为郑绍忠、方耀及其所部争取重用。光绪九年（1883）底，清廷电令驻扎省城的郑绍忠部会同彭玉麟前往琼州扼守，尚昌懋认为“此事又系张振轩之伎俩，先打电报于李傅相，故有此旨”，故联合广州将军长善，共同向张树声施压：“将省中情形，地方伏莽详细陈说，俾留郑军在省，藉以镇压。”张树声被迫应允，致电李鸿章表示“郑为绅民所倚，难离省”，李鸿章亦只能“缓图琼防”，颇为不快。此外，方耀部奉命驻扎虎门，会同湘军负责海防，尚昌懋认为这是用非其长，“将有用之军置之于无用之地”，曾建议长善向总督筹商将方耀调回省城：“方照轩声威素著，用之虎门，使之无所施展，实属可惜，若将照轩改守中路，虎门另拣员接替，则中路可以无虞”，不过未能实现。

光绪十年五月张之洞接任粤督后，一定程度上更加重用粤籍武将。陆路提督蔡金章告假去职，张之洞以郑绍忠署任陆路提督，又以黄龙韬护理南韶连镇总兵，重新委任此前去位的邓安邦为广州协副将；此外还有意裁撤张树声亲信杨安典之勇营。不久后，方耀亦授广东水师提督。尚昌懋对此深表赞叹：“香涛果能如此用人，实粤东之福也。”当有人向张之洞攻诋邓安邦、方耀时，尚昌懋又受托帮助“婉为解释”。

▲由郑绍忠创建的郑氏宗祠（位于佛山三水大旗头村）

督抚与地方勇营的关系，向来受学界关注，也被视为衡量晚清“内外轻重”问题的重要指标之一。刘广京曾就此提出推论：勇营逐步形成利益集团，对督抚权力构成“自下而上”的限制，这是晚清并未形成“督抚专政”的原因之一。从尚昌懋亲历的光绪初年广东情形看，此观点似过于简单化。方耀、郑绍忠、邓安邦等粤籍武将各自统兵驻扎一方，但仍服从督抚的调遣与任免，难言对督抚权力形成制约。不过另一方面，督抚也需要依靠他们的力量，剿抚“匪徒”、稳定地方秩序，甚至备战御侮，所以有必要适当照顾其要求，共同维持大局。尚昌懋之所以深受历任总督倚任，原因正在于此——其凭借长期在粤积累的军营人脉，以及娴熟的官场经验，调停文武关系、协助督抚笼络武人，时常发挥重要作用。尚昌懋也利用自身对督抚的影响力，为粤籍武将争取政治资源，进而巩固自己的人际网络，逐步成为官场的成功者。

尚昌懋升任副都统后，虽然对旗营军政事务时有关注，但通览其日记，他在循例画稿、阅操、挑验兵缺等寻常公务之外，对旗营积弊整顿、军备建设、战术革新缺乏紧迫感。他时常表达对工作清闲的苦恼：“总因旗下公事太少，又未便时常出门拜客，更不能轻骑减（简）从，觅人解闷，日闲日懒，日懒日衰……”尚昌懋在大部分闲暇时间内不务正业，而是吟诗作赋、摆弄花草、欣赏字画、修炼辟谷、社交应酬。虽然就任旗营之初，他曾表示干谒请托之人大量减少，自己亦淡于酬应，但很快，官场盛传其对督抚将军皆很有影响力，请托者又纷至沓来：“余虽升任旗营，而地方文武婚丧升调一切交接酬应，一时实不能尽行摆脱，而一年所费，较之在中协任内更觉靡费。”他还花费了大量时间学习满文，一度达到“每日除交接酬应外，即以此件为正课，而全付（副）精神都被满文牵动”的程度。这固然不能说与旗营职任无关，但其学习一年有余，逐渐失去热情，亦未见真正派上用场。而其对诗词的爱好更为持久，频频在日记中抄录自己的最新作品，其主题广泛涵盖景物、时事、怀古、悼亡、人生哲理，乃至地方风俗。写作诗词、与亲友唱和、指导晚辈或下属作诗的记录贯穿日记始终。

当然，尚昌懋相较其他许多旗人同官，或许尚可称留心时事、有所作为。其对广州驻防旗营积弊早有认识，上任半年后的光绪四年七月，提出“满洲八旗诸事因循，远不如汉军规模”，会同将军长善、右副都统吉和着手整顿。广州驻防八旗虽有旗界，但无城墙隔离，旗、民纠纷难免，各协领、佐领办案时多有因循回护。尚昌懋与长善筹商后，下令设立满洲八旗公所，除旗内小事仍归各旗自行处理外，凡涉及地方交涉、控告案件，皆由公所集众公议核办，“庶大庭广众之下，不能不一秉大公，认真整饬，其瞻徇回护，偏袒任性之弊，或可渐次挽回也”。此外，尚昌懋有意改变旗人用度铺张导致生计困难的状况，与长善熟商，严禁旗人婚丧嫁娶诸事争尚奢靡，“黜华崇朴”。尚昌懋自称，整顿措施“行之两年，八旗深知余心无非为伊等身家起见，人人奋勉，一切颇觉改观”。不过实际效果不宜高估。在尚昌懋离任后的光绪十三年（1887），又出现过旗兵殴伤民人，被枷责后聚众哄闹将军衙门的恶性案件，且“将军即欲出奏，都统、协领共求暂缓”，看来驻防旗营扰民闹事、层层回护的顽疾并未真正改观。

尚昌懋对旗营训练和军备改进更为关注。由于他长年任职绿营，有实际带兵经验，还曾奉瑞麟委派统带轮船，而将军长善与右副都统钟泰等皆未经历过军务，往往对尚昌懋的意见言听计从，所以此时期驻防旗营的军事建设中，尚昌懋应发挥了较大作用。

光绪七年，清廷下令各地裁撤无用战船，尚昌懋与长善有意借此机会，为驻防水师营引入轮船。广东驻防八旗原设水师一营，兵丁、船匠共计600余名，配备旧式缯船、艍船、桨船、橹船等。长善拟定改制奏稿后，尚昌懋认为其“于水师外洋内河情形，不能指其要领”，拜会长善细商，长善对其意见大以为然，重订奏稿。该奏结合尚昌懋对旗营师船的亲身观察，指出旧式船只“甚属笨滞，较之轮船大相悬殊”，但反对将旗营水师概行裁撤，建议将旧船变价，购置轮船、大拖船各一只，长龙快船四只，并配用洋炮、聘用驾驶教习。可惜该奏受阻于部议，未获批准。

中法战争爆发后，尚昌懋一度燃起报国豪情，积极统兵参与广州城防。光绪九年（1883）底，越南战况恶化，两广沿边沿海警报频传。次年三月，张之洞署理两广总督，到任后大力扩军备战。此前调入广东的湘淮军以及方耀所部潮勇大多派往海防前线，广州省城则交由郑绍忠所部安勇以及驻防旗兵四营负责。据尚昌懋记述，“旗兵向未做过营盘，将军、右都亦未经过军务，皆余一人指麾”。可见旗营备战工作基本由尚昌懋主持。尚昌懋计划，一旦省城有警，自己即统率两千名旗兵出城驻扎，同时饬令亲信司徒骥招募得力勇丁百名作为亲兵，“以备冲锋，并可设计算谋敌船”，不惜自掏腰包为其制备号衣旗帜。《申报》还报道，尚昌懋因旗兵不足深恃，“咨郑心存军门代募土勇八千名，自行统带”。可见尚昌懋的备战活动在省城内颇有声势。

光绪十年（1884）七月起，尚昌懋连日前往城外踏勘地势，“指点开筑营盘”，在旗营兵丁内挑选两千人，订立营制，整编训练。该军最初分为抬枪、洋枪各两营，八月下旬，尚昌懋又以抬枪过于笨重，将抬枪两营改配洋枪，四营旗兵装备统一为六成洋枪、四成长矛藤牌：“火器参用军械，益有护应。”稍后，尚昌懋编订了具体营制和战斗阵式：

其营制得以五百五十人为一营，营分五哨，哨分十队，每队什长一名，兵十名，每营管带一员，帮带一员，每哨哨官一员，帮哨官一员，是为一营。其操练之法，不事虚文，皆归实际，出队则用长蛇阵，临敌则变五行阵，由五行变三才阵，三哨当前，变一字阵，用进步连环御敌，二哨在后路策应，如临敌之兵得势，策应队亦出帮击，如应敌之兵攻打吃紧，策应兵即分两翼包抄力击，以分贼势，如应敌兵力不能支，策应兵即奋力向前，以生力助战，此一营御敌之章程也。若五营同出，则三营当前，两营策应，是一营如是，五营如是，虽数十营亦不外此法。

该营制与太平天国战争时期湘军营制高度相近，迎敌所用“三才阵”“五行阵”，皆是湘军大将鲍超所常用。尚昌懋本人亦曾详细阅读《霆军纪略》。不过问题在于，上述阵法以及冷热兵器配合的战术，已是二十余年前的过时经验。若此时尚昌懋所统旗兵与法军真正遭遇，不难想象其下场如何。

19世纪80年代，且不论西方军事技术的飞速发展，即使李鸿章部下淮军，也早已全部换装洋枪洋炮，不断购置新款后膛洋枪，甚至开始操练德式战术。尚昌懋身为副都统，长期居于风气最为开通的广州，自身亦对西学和西方器物不算排斥，曾表示“近日中国颇尚西学，果能精益求精，不以一得自满，将来必可与外洋算学、测量各精微之学并驾驰驱也”。而其平日诗书自娱，未曾真正学习现代军事知识，亦不曾留意外洋武器战术的更新，以至于实际统兵时仍将湘军兵法奉为圭臬。虽然尚昌懋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旗营阵法、操法改进以及装备更新，就旗营自身进步而言不为无功，但放眼世界大局，仍属有负厥职。

▲晚清旗人兵丁

尚昌懋有实际作战经验，且曾统带轮船，在升任广州满洲副都统后，本有能力推动旗营的军事革新。他确实会同将军整饬旗营纪律，主持对旗营洋枪队操演阵势和武器装备进行了一些兴革，但对比同时期中外其他军队，广州旗营显然难期御侮。除了知识结构的限制外，尚昌懋主观上也谈不上励精图治。其在副都统任内曾赋诗以抒心志：

客感频添自有因，拼将旷达溷因循。

巍巍五岭滔滔水，何日才生大地春。

尚昌懋似乎已经认识到自己难逃“因循”之讥，不过却推卸责任地声称：自己虽然身非无用，不愿以醒为醉，以假为真，但无奈官暇任闲，主事者又不能齐心协力，遂使事不可图，只好故作旷达，混迹于世。其实他身为全省最高长官之一的副都统，如果真的以救时自期，勇于担当，对时局可以有更多贡献。但尚昌懋为仕途着想，不愿破除情面，大力主持兴革，反而用传统士大夫的“旷达”以及“大地春回”等虚缈期待，自我排解。这种洞悉时局却明哲保身的圆滑态度，似乎是晚清高官的普遍情形。可见，正是由于仕途的成功，尚昌懋也深受官场风气的浸染和限制，未能真正因应时代潮流，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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