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东汉自光武中兴奠定根基，历经明、章二帝的持续发展，一度呈现繁荣景象。然而，进入中期后，王朝内部权力斗争激烈，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政治腐败丛生，社会矛盾激化，曾经兴盛的东汉王朝逐渐走上了衰败的道路，这些深刻的历史变革与动荡在《后汉书》中有详实的记载。

汉和帝时期，东汉中期的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转变，外戚势力开始强势崛起。和帝即位时年仅十岁，窦太后临朝称制，窦氏家族因此权倾朝野。窦太后的兄长窦宪被任命为侍中，内掌机密，出宣诏命，逐渐掌握了朝廷的核心权力。窦宪为人骄横跋扈，他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打压异己，将反对他的大臣一一排挤出朝廷。例如，尚书韩棱因多次抵制窦宪的专横行为，遭到窦宪的忌恨，被窦宪找借口贬谪出京。

窦宪还通过一系列手段大肆扩张家族势力，他的弟弟窦笃、窦景、窦环等均身居要职，在朝中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外戚势力集团。窦笃为虎贲中郎将，窦景、窦环为中常侍，他们在京城洛阳横行霸道，强夺民田，掠夺财物，百姓敢怒而不敢言。“景为执金吾，环光禄勋，权贵显赫，倾动京都。虽俱骄纵，而景为尤甚，奴客缇骑依倚形势，侵陵小人，强夺财货，篡取罪人，妻略妇女。商贾闭塞，如避寇仇。有司畏懦，莫敢举奏。” 窦氏家族的种种恶行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加剧了社会矛盾。

在对外军事方面，窦宪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主动请缨出击匈奴。永元元年（公元 89 年），窦宪与耿秉率领汉军出塞，大破匈奴，一直追击到燕然山（今蒙古国杭爱山），刻石记功而还。这次军事胜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东汉的威望，但也让窦宪的权势达到了顶峰。他以赫赫战功为资本，越发不把年幼的和帝放在眼里，甚至企图谋反篡位。然而，和帝虽然年幼，但极为聪慧，他深知窦氏家族的威胁，于是与宦官郑众合谋，发动宫廷政变，一举铲除了窦氏势力，夺回了朝政大权。

汉和帝借助宦官郑众之力铲除窦氏外戚后，郑众因功被封为鄛乡侯，参与朝政。这一事件标志着宦官势力开始登上东汉政治舞台的中心，成为与外戚势力相抗衡的重要力量。此后，东汉皇帝为了制衡外戚，往往重用宦官，使得宦官势力逐渐膨胀。

汉安帝时期，邓太后临朝，邓氏外戚掌握朝政大权。邓太后去世后，安帝与宦官李闰、江京等合谋，铲除了邓氏势力。李闰、江京等宦官因功被封侯，从此开始参与朝廷政务的决策。他们利用皇帝对他们的信任，在朝中结党营私，大肆搜刮财富。例如，江京在担任大长秋期间，与中常侍樊丰等相互勾结，伪造诏书，调发司农钱谷、大匠见徒材木，为自己修建豪宅。他们的行为严重破坏了朝廷的财政秩序，导致国家财政亏空。

汉顺帝时期，宦官势力进一步壮大。顺帝即位得益于宦官孙程等十九人的支持，因此顺帝对这些宦官极为感激，将他们全部封为侯，世称 “十九侯”。孙程等宦官手握重权后，干预朝政，卖官鬻爵，使得东汉的政治更加腐败。他们甚至可以随意废立皇帝，在汉质帝被梁冀毒死后，正是孙程等宦官与梁冀商议，迎立了汉桓帝。宦官势力的猖獗使得东汉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政治局势变得极为混乱。

东汉中期，在政治腐败、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的背景下，以士人为主体的官僚阶层与外戚、宦官势力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最终引发了党锢之祸。

东汉时期，随着儒家思想的广泛传播，士人们以儒家的道德标准来衡量政治，他们崇尚气节，敢于直言进谏，对政治腐败现象深恶痛绝。面对外戚与宦官的专权乱政，士人们纷纷挺身而出，与他们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例如，太尉杨震，他为人正直，为官清廉，多次上书弹劾宦官樊丰等人的不法行为。他在奏疏中指出：“臣闻政以得贤为本，理以去秽为务。是以唐虞俊乂在官，四凶流放，天下咸服，以致雍熙。方今九德未事，嬖幸充庭。阿母王圣出自贱微，得遭千载，奉养圣躬，虽有推燥居湿之勤，前后赏惠，过报劳苦，而无厌之心，不知纪极，外交属托，扰乱天下，损辱清朝，尘点日月。

《书》诫牝鸡牡鸣，《诗》刺哲妇丧国。昔郑严公从母氏之欲，恣骄弟之情，几至危国，然后加讨，《春秋》贬之，以为失教。夫女子小人，近之喜，远之怨，实为难养。《易》曰：‘无攸遂，在中馈。’言妇人不得与于政事也。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 然而，杨震的弹劾不仅没有起到作用，反而遭到了樊丰等人的诬陷，最终被迫自杀。

随着矛盾的不断激化，士人们逐渐形成了一股政治势力，他们以郭泰、李膺、陈蕃等人为代表，相互标榜，品评人物，抨击时政，被称为 “党人”。他们在太学中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力量，对朝廷的政治决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李膺在担任司隶校尉期间，不畏强权，严厉打击宦官势力。他曾将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依法处死，此事引起了宦官集团的极大恐慌，他们对李膺等党人恨之入骨。

延熹九年（公元 166 年），宦官集团终于找到了机会，他们指使党人张成的弟子牢修上书，诬告李膺等人 “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汉桓帝听信了宦官的谗言，下令逮捕李膺等党人，将他们关押在黄门北寺狱，受牵连者达二百余人。这就是第一次党锢之祸。后来，在窦武等大臣的劝谏下，桓帝才将李膺等人赦免，但将他们终身禁锢，不得为官。

汉灵帝即位后，窦太后临朝，窦武与陈蕃试图联合铲除宦官势力。他们计划先捕杀宦官中最跋扈的曹节、王甫等人，但因事机不密，被曹节等人察觉。曹节等人先发制人，劫持灵帝和窦太后，发动政变，杀死了窦武和陈蕃，并将李膺等党人再次逮捕入狱，大肆诛杀。这就是第二次党锢之祸。党锢之祸使得东汉的士人阶层遭受了沉重打击，许多正直的官员和士人被杀害或禁锢，东汉朝廷内部的政治生态遭到了严重破坏，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

东汉中期，外戚与宦官的交替专权不仅导致了政治上的腐败，还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矛盾的激化和经济危机。

在土地兼并方面，外戚、宦官和豪强地主相互勾结，大量兼并土地。他们利用政治权力和经济实力，强占农民的土地，使得大量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沦为流民。例如，外戚梁冀在担任大将军期间，大肆掠夺土地，修建了规模宏大的园林和宅第。他的园林 “采土筑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崤，深林绝涧，有若自然，奇禽驯兽，飞走其间”。而广大农民却因失去土地，生活陷入困境，“百姓流亡，盗贼并起”。

在赋税方面，为了满足外戚、宦官和官僚集团的奢侈生活以及庞大的军费开支，东汉政府不断增加赋税。除了田租、算赋等常规赋税外，还增设了许多杂税，使得农民的负担日益沉重。例如，汉桓帝时期，为了筹集对羌战争的军费，政府多次增加田租，每亩田租从原来的三十税一提高到十税一，农民苦不堪言。同时，地方官员在征收赋税过程中，往往贪污腐败，层层加码，进一步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在自然灾害方面，东汉中期自然灾害频繁发生。据《后汉书》记载，从汉和帝永元元年（公元 89 年）到汉灵帝中平六年（公元 189 年）的一百年间，发生了多次水灾、旱灾、蝗灾、地震等自然灾害。这些自然灾害严重破坏了农业生产，导致粮食减产，物价飞涨。例如，汉桓帝永兴元年（公元 153 年），“秋七月，郡国三十二蝗。河水溢。百姓饥穷，流冗道路，至有数十万户，冀州尤甚”。自然灾害的频发使得原本就处于困境中的农民生活更加艰难，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

东汉中期的这段历史，是一部充满权力倾轧、政治腐败和社会动荡的历史。外戚与宦官的交替专权，使得东汉朝廷内部的政治秩序陷入混乱；党锢之祸则严重打击了士人群体，破坏了朝廷内部的政治生态；社会矛盾的激化和经济危机的加深，使得东汉王朝的统治根基受到了严重动摇。这一时期的种种问题，成为了东汉走向衰落的重要转折点。

在下一期对《二十四史》的解读中，我们将深入探讨东汉末年的历史，看看在王朝衰败的背景下，黄巾起义是如何爆发的，以及东汉王朝在风雨飘摇中是如何挣扎求生的。历史的发展往往充满了曲折与波澜，每一个阶段都蕴含着深刻的教训和启示，等待我们去深入挖掘和反思。

来源：话历史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