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争议的起点，是程骏年发布的多段录音与长文陈述。他在内容中提到，自己曾深度参与《繁花》前期创作，尤其负责剧中“宝延商战”相关情节的框架搭建与细节填充，包括金融场景调研、商战逻辑梳理等工作；同时，他还承担了协助导演王家卫处理生活事务、整理创作资料等额外任务，期间甚

争议的起点，是程骏年发布的多段录音与长文陈述。他在内容中提到，自己曾深度参与《繁花》前期创作，尤其负责剧中“宝延商战”相关情节的框架搭建与细节填充，包括金融场景调研、商战逻辑梳理等工作；同时，他还承担了协助导演王家卫处理生活事务、整理创作资料等额外任务，期间甚至自付调研费用，月薪却仅为3000元。而最终，他在《繁花》片尾仅被标注为“前期责任编辑”，未获得“编剧”署名，这与他认为的“创作贡献”不匹配。

为佐证观点，程骏年公开的录音中，包含疑似与王家卫、秦雯讨论剧本的内容——其中提及“由程骏年搭建商战框架，秦雯补充情感线”“调整表述方式适配剧本风格”等对话片段。此内容发布后，网友很快发现《繁花》剧中“商战线的专业感”与“情感线的细腻感”存在明显风格差异，此前关于“剧情割裂”的观众疑问，似乎有了新的解读方向。

面对争议，《繁花》剧组于2024年X月作出回应，称“始终尊重所有创作者的合法权益，署名均基于实际工作职责与贡献确定，片尾字幕已完整呈现两千余名工作人员信息”，同时表示将逐步公开剧集三年筹备期间的时代调研、剧本打磨等幕后资料，以还原创作过程。截至目前，导演王家卫与署名编剧秦雯尚未发布个人层面的详细回应；而程骏年的诉求集中在“确认商战线创作贡献”与“补充合理署名”两方面，暂未提及法律诉讼相关计划。

这场争议的本质，是“实际创作劳动”与“最终权益认定”的失衡，具体可从三个维度拆解：

影视创作是集体协作的过程，“编剧”职责常涉及“框架搭建”“细节填充”“风格统一”等多个环节，但行业内尚未形成明确的“贡献量化标准”。程骏年认为自己的“商战框架”是剧情核心，而剧组可能将其工作归为“前期资料支持”而非“核心创作”——这种认知差异，源于缺乏统一的行业规范来界定“哪些工作属于编剧署名范畴”“不同创作环节的权重如何划分”。

类似案例并非首次出现：此前《长安十二时辰》曾因“以工作室名义署名”引发编剧个人与制作方的争议，《唐人街探案》系列也被质疑“导演独享编剧署名，联合创作者权益未体现”。这些事件均指向同一问题：当创作环节拆分细化后，“谁该署名”“该署什么名”的判断，往往依赖制作方的单方认定，创作者缺乏有效的协商与维权依据。

程骏年提到的“月薪3000元+自付调研费”，与网传“秦雯单集剧本稿酬30万元”形成鲜明对比（注：秦雯稿酬为行业网传信息，未获官方证实）。这种差距背后，除了个人行业资历的差异，更折射出“署名”作为“无形资产”的价值——一旦获得知名剧集的“编剧署名”，不仅能提升行业地位，更能直接推动后续报价上涨。

而像程骏年这样的“前期创作者”，若无法获得署名，即便付出核心劳动，也难以享受作品走红带来的长期收益。更值得关注的是，他提到的“身兼创作与助理多职”，其实是行业内部分基层创作者的缩影：为争取机会，他们往往被迫承担超出“创作”范畴的工作，却因缺乏话语权，无法在合同中明确劳动边界与权益回报。

《繁花》作为曾获白玉兰奖“最佳改编编剧”（秦雯获奖）的作品，其署名争议也引发了公众对奖项评选的讨论。有网友通过社交平台呼吁“相关奖项方关注创作贡献真实性”，但截至目前，奖项主办方未就此事作出回应。

对普通观众而言，“署名”不仅是一个名字，更是对“创作责任”的认可——当观众发现“喜爱的剧情段落可能出自未署名者之手”时，会对作品的“原创性”产生质疑，这种信任损耗，最终会影响整个影视行业的口碑积累。

《繁花》的署名争议，不是个体事件，而是行业旧疾的一次集中爆发。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创作者、行业协会与监管层面的共同努力：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编剧对其创作的剧本享有“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等法定权利，这些权利不受合同约定的限制。创作者在合作初期，应在合同中明确以下内容：

- 具体创作范围（如“负责商战线框架搭建”“撰写X-X集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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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署名形式与位置（如“联合编剧”“前期创作贡献”等，避免模糊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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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益受损后的补救措施（如协商不成时的争议解决途径）。

同时，创作者可留存创作过程中的关键证据（如剧本初稿、修改记录、会议录音等），为可能的维权提供依据。

目前，中国电视剧编剧工作委员会等机构已在推动“编剧权益保护”，但仍需进一步细化措施：

- 制定《影视编剧署名规范指引》，明确不同创作环节对应的署名资格（如“参与核心剧情框架搭建者，可获‘联合编剧’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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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立“创作贡献仲裁机制”，当创作者与制作方产生署名争议时，可由第三方专业机构（如编剧协会+法律专家组成的委员会）进行独立评估，给出中立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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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动“署名信息公开化”，要求制作方在剧集播出时，同步公开“各创作岗位的具体工作内容”，让观众与行业清晰了解每个人的贡献。

监管层面可通过“影视行业合规检查”，将“署名合规性”纳入制作方的考核范畴，对恶意遗漏署名、虚假署名的行为进行行业通报；而公众与媒体的监督也不可或缺——理性的讨论能推动行业重视创作者权益，避免“情绪化指责”，聚焦“建立解决问题的机制”而非“攻击个体”。

四、结语：别让“繁花”只开在屏幕上

《繁花》剧中，主角们在时代浪潮中追逐“商业繁花”；而剧外，创作者们追逐的，其实是“权益与尊重的繁花”。一部好的作品，从来不是某个人的“独角戏”，而是无数人在调研、创作、打磨中共同浇灌的结果——若只让“少数人”摘走“繁花”的果实，忽视基层创作者的劳动，最终会导致行业创造力的枯竭。

影视行业的健康发展，需要的不是“谁能洗稿洗得更隐蔽”，而是“谁能真正保护原创者的热情”。当“署名权”不再成为争议焦点，当每个创作者的劳动都能得到公平认可时，行业才能真正绽放出“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这，或许比任何一部爆款剧都更有价值。

来源：热情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