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64 年前的1961 年 3 月 18 日，沈阳六一五造币厂发生的新中国最大黄金失窃案，却历经 19 年才尘埃落定：800 两高纯度金条不翼而飞，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不惜一切代价破案，专案组掘地三尺排查数千人，最终因罪犯关庆昌之妻兑换黄金时暴露纯度异常才破获。

1980年4月15日下午，六一五厂（沈阳造币厂）的俱乐部里，党员大会开得正热闹，生产科的老党员关庆昌坐在台下，手里攥着茶杯，心里却盘算着家里的好消息，早上让老婆黄淑珍去银行卖的那块金子，怎么也该兑回两万多块了。他想着晚上买点肉，再打瓶老酒，好好松快松快，这颗悬了19年的心，总算是能落地了。

可他没等来回家的饭香。散会前，厂保卫科长拍了拍他的肩膀：“老关，厂部有点事找你聊聊。”关庆昌跟着走出门，抬头看见会议室门口站着两个穿公安制服的人，肩章上的国徽亮得刺眼。那一刻，他腿一软，差点栽倒在地，19年前那个下雨的周六晚上，那两块压在他脖子上的黄金，终究还是找来了。

▌1961年的黄金：国家的“救命钱”

要讲清这八百两黄金的分量，得先回到1961年的中国。那时候，三年困难时期刚过一半，地里的庄稼收不上来，老百姓的粮袋子瘪着，国家的日子更不好过，苏联在1960年突然撤走所有专家，还逼着中国提前偿还抗美援朝时的军火债务，每年要还近10亿元，这在当时简直是个天文数字。

怎么还？靠黄金、白银这些硬通货。沈阳六一五厂，这个从1896年奉天机器局就传下来的老厂，当时就扛了这个硬任务：把从民间征集来的金镯子、银元宝、甚至老奶奶压箱底的金牙都收上来，熔炼成标准金锭，一部分用来还苏联的债，另一部分拿去国际市场换粮食。为了保密，黄金被叫做“100号产品”，白银是“200号”。

造币厂历史图片

现在想起来，那时候的管理荒唐得让人揪心。车间里堆着小山似的银元、银首饰，工人师傅们用大铁锹一铲一铲往炼银炉里扔，叮当乱响；成块的黄金根本没进金库，就用装机器零件的木箱装着，堆在车间角落临时搭的“仓库”里，所谓仓库，就是几块包装箱板钉的破棚子，连把锁都没正经的。领导们总说“靠工人阶级的觉悟”，可觉悟挡不住人心的贪念，更挡不住管理上的漏洞。

关庆昌就是盯着这些漏洞的人。那时候他40出头，是生产科科长，平时穿得整整齐齐，开会时总抢着发言，张口闭口“为党分忧”，在厂里是出了名的“积极分子”。没人知道，他早年在伪满洲国警备队当过文书，解放后隐瞒了这段历史，靠着“会来事”一步步爬上来。车间里那些黄澄澄的金子，他看了快一年，心里的算盘早打精了：这么松的看管，只要计划得好，神不知鬼不觉就能把金子弄走。

▌雨夜20分钟：一场精心策划的偷窃

1961年3月18日，周六，天从下午就开始下雨，淅淅沥沥的，把厂门口的土路泡得黏糊糊的。快下班时，关庆昌特意去了厂浴室，脱衣服前跟每个熟人都打了招呼：“王师傅，今天雨大，早点回家啊！”“小李，你那自行车胎得补补了，别淋坏了。”他要的就是这个，让所有人都记住，他下班后跟大家一起在浴室待着，没有作案时间。

洗了不到十分钟，他就匆匆穿好衣服，回办公室戴上早就准备好的手套，从抽屉里摸出一把羊角锤，这把锤子他用了好几年，柄都磨亮了，没人会怀疑。车间里已经没人了，只有雨声敲着窗户，他猫着腰摸到装黄金的木箱前，羊角锤对着木箱盖的缝隙一撬，“咔嗒”一声，木板就裂了。里面两块黄金，每块都有砖头那么大，沉甸甸的，加起来正好八百两零七钱。

他先想藏在办公桌抽屉里，可手一摸，抽屉缝太大，怕被人发现。急中生智，他解下腰带，把两块金子捆在一起，挂在脖子上，外面套上雨衣，雨衣又大又厚，正好把金子挡住，只是走路时得用手托着，不然勒得脖子疼。他低着头，顺着墙根往厂门口走，门卫室的老张正低头烤火，看见他还问了句：“老关，这么晚还走？”他喘着气说：“家里有点事，得赶紧回。”就这么混出了厂门。

到家把金子藏在床底下，他换了身干净衣服，揣上烟，转身又回了厂里，俱乐部当晚有舞会，他平时从不跳舞，可那天却逢人就递烟，跟厂长都聊了半天。有人问他：“老关，今天怎么这么闲？”他笑着说：“下雨没事，跟大家热闹热闹。”谁能想到，这个在舞会上谈笑风生的科长，半小时前刚偷了国家的八百两黄金？

晚上九点半舞会散场，他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让老婆黄淑珍找鞋匠的工具，他作案时穿的棉鞋，鞋底沾了车间的泥，还印了木板缝的纹路，万一被查出来就完了。黄淑珍也是六一五厂的，在电解车间上班，平时挺老实，可架不住丈夫催，连夜把鞋底拆了，换了块新的。第二天上班，关庆昌还穿着那双棉鞋，只是鞋底没了泥印，谁也没看出破绽。

▌荒唐的追查：100多人被牵连，老实人背了19年黑锅

3月20日，星期一，上班的哨声刚响，车间里就炸了锅，装黄金的木箱敞着口，里面的金子没了！包装组组长郭家惠刚进车间，青年工人高兴贵就跑过来，嘴唇哆嗦着说：“郭组长，‘100号’没了！”郭家惠腿一软，差点坐在地上，他跑到木箱前，看见绿色的包装纸散了一地，稻壳撒得到处都是，铁丝被拧断成两截，心里只喊“完了”。

他第一时间报告了厂里，可报告刚递上去，他就被当成了头号嫌疑人。几个穿军装的人把他带到小房间，桌子一拍：“金子哪去了？老实交代！”郭家惠急得眼泪都下来了：“我要是知道，还会来报告吗？”可没人信他，谁让他是黄金的保管者？“保管者就是最大的嫌疑人”，这是当时专案组的逻辑。

很快，高兴贵也被抓了进来，师徒俩关在一个小屋里，每天有人轮流审，逼他们“坦白”。郭家惠是个老实人，一辈子没跟人红过脸，现在被说成“偷黄金的贼”，饭吃不下，觉睡不着，天天对着墙哭；高兴贵才20出头，吓得话都说不利索，好几次想撞墙，都被看守拉住了。他们被关了三个月，最后没查出证据，就给了个“交代问题不老实”的结论，郭家惠的组长职务撤了，预备党员资格也没了，高兴贵被调到了最苦的熔铸车间，天天被人戳脊梁骨。

专案组的追查更荒唐。公安局的领导放话：“一个星期破案！”怎么破？把厂里1000多号人分成100组，每个公安管10个人，让大家“背靠背”检举，就是互相写纸条，说谁可疑，还不能署名。工人们都怕被牵连，有的瞎写，有的干脆写“不知道”，可专案组不满意，天天开斗争会，喊口号“抓出阶级敌人”。

最离谱的是查鞋印和羊角锤。现场留下了布鞋印，专案组就让所有人把家里的布鞋都交上来，一筐筐的布鞋堆在厂门口，公安人员蹲在地上一双双看，看鞋底纹路对不对；听说作案工具可能是羊角锤，又让大家交锤子，上千把锤子堆在操场上，有的都生了锈，也得挨个查。厂长的鞋被收了，工会主席的锤子也被交了，整个六一五厂人人自危，早上进厂门时，腿都打哆嗦，谁都怕被当成“阶级敌人”。

查来查去，工人里没查出线索，专案组又把矛头指向“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把厂里十几个五类分子都拉去审，有的被关了半个月，最后还是没证据；又查“走资派”，副厂长因为早年在国民党工厂当过技术员，被审了一个月，差点被开除党籍。前前后后折腾了100多人，案子没破，人心倒散了，有个参加过朝鲜战争的老兵，在斗争会上实在受不了，冲上台喊：“金子是我偷的！”可他一条腿在战场上炸伤了，走路都不利索，怎么可能扛着八百两黄金翻墙？专案组的人也知道不可能，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这场荒唐的追查，让六一五厂成了“敏感单位”，外面的人不敢跟厂里的人结婚，厂里的工人出去不敢说自己是六一五厂的。郭家惠后来回忆，那几年他不敢走亲戚，不敢参加婚礼，一听见“黄金”两个字就浑身发抖，“我这辈子没做过亏心事，可就因为报了个案，背了19年的黑锅，连我儿子找对象，人家都问‘你爸是不是偷过金子’。”

▌黄金压身：19年的恐惧与伪装

关庆昌没被怀疑，可他比谁都难受。八百两黄金藏在家里，像块烧红的烙铁，烫得他日夜不宁。一开始他把金子藏在厨房的烟道里，可那时候住的是筒子楼，两家共用一个厨房，邻居家的老太太天天在厨房做饭，眼睛瞪得溜圆，他怕老太太发现烟道里有东西，没敢放几天就挪走了。

后来他把金子锯成四块，用木板包上，垫在炕柜底下，炕柜是他结婚时打的，挺沉，谁也想不到底下藏着黄金。可他还是不放心，每天睡觉前都要摸一摸炕柜腿，生怕金子被人偷走。他还把偷金子的事告诉了老父亲，老人一听就吓傻了，本来身体挺硬朗，从那以后天天睡不着，饭也吃不下，不到一年就病死了。关庆昌跪在父亲坟前，心里清楚：“我爹是被这金子吓死的。”

更麻烦的是，这金子没法花。六一五厂炼的黄金纯度是99.99%，民间的金子最多95%，一拿出去就露馅。关庆昌想自己熔炼，降低纯度，就偷偷买了硫酸、硝酸，在阳台上架起小炉子，天天捣鼓。可硫酸味太大，飘到邻居家，邻居家的女户主本来就跟他不对付，之前因为抢厨房的煤气灶，两家吵过好几次，这下更怀疑了，直接去厂里反映：“关庆昌天天在家炼东西，一股子怪味，说不定是偷了金子在造假！”

可那时候关庆昌是厂里的“红人”，领导觉得“老关觉悟高，怎么可能偷金子？”还说邻居是“故意报复”，把这事压了下去。关庆昌吓出一身冷汗，赶紧把炉子拆了，还主动要求从筒子楼搬到平房，那时候“两水两气”（自来水、暖气，煤气、热水）的楼房是稀罕物，他却跟领导说“共产党员要把方便让给群众”，没人知道他是怕邻居再举报。

搬到平房后，他把院墙加高了半米，在院子里栽了棵榆树，天天大门紧闭，连窗户都糊上了厚纸。儿子结婚时，女方家要贴大红喜字，他死活不让，说“要搞革命化婚礼”，最后只摆了两桌饭，连酒都没敢多喝。有人问他：“老关，你儿子结婚怎么这么冷清？”

他只能打哈哈：“现在提倡节约，不搞铺张。”可夜里他睡不着，总觉得有人在墙外盯着他，一听见狗叫就赶紧爬起来，去摸炕柜底下的金子还在不在。

这19年，关庆昌活得像个囚徒。他不敢穿新衣服，不敢买好东西，工资发了就存银行，连肉都不敢多买，怕别人说他“有钱”；开会时他更积极了，每次都抢着发言，可眼睛总瞟着别人，生怕有人看出他的心思。他后来跟人说：“那八百两金子不是财富，是绞索，天天勒着我的脖子，就等着哪天真断了。”

▌纸包不住火：1980年的败露与平反

1980年3月，报纸上一条消息让关庆昌坐不住了：国家提高金银收购价，黄金从每克3.04元提到了7.02元，翻了一倍还多。他算了算，八百两黄金能卖36万，那时候普通工人一个月工资才30多块，36万就是天文数字。他的心又活了：19年都过去了，没人再提那起黄金案，说不定现在卖金子没人管。

他跟黄淑珍去银行踩点，连续去了三天，发现卖金子不用身份证，只要金子是真的，银行就收。他兴奋得半夜没睡，对黄淑珍说：“是时候了，咱们把金子卖了，后半辈子就不愁了。”

4月15日早上，他从炕柜底下拿出一块金子，用钢锯锯下3斤多，包在黑布子里，让黄淑珍缠在腰上，外面穿件宽大的外套。他自己跟厂里请假，说“亲戚得了重病，要去医院”，其实是躲在银行营业部的角落里，盯着黄淑珍的一举一动。

黄淑珍走到七号窗口，把金子递进去，营业员管凤昆拿起金子一看，眼神就变了，这金子颜色特别纯，用牙一咬，印子清清楚楚，再用仪器测了测，纯度99.99%，这分明是工业用金，民间根本不可能有！管凤昆不动声色，笑着说：“大姐，你这金子纯度高，能卖2.3万多，要不要存银行？”黄淑珍一听，脸都笑开了，赶紧说“要存”，还分了6个名字开户，怕存一个户头太惹眼。

这时候，银行保卫干事刘国臣走了过来，热情地说：“大姐，这么多钱，路上不安全，我们银行开车送你回家吧，先去办公室喝杯水等会儿。”

黄淑珍没多想，跟着进了办公室。关庆昌在角落里看见这一幕，心里的石头落了地，他觉得银行是“重视客户”，没多想，得意洋洋地回了厂里，等着晚上庆祝。

可他刚到厂里，银行就把电话打到了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副局长李广军带着三个干警直奔银行，一进办公室就问黄淑珍：“你这金子是哪来的？”黄淑珍脸一下子白了，支支吾吾说“是祖传的”，可经不起追问，没半小时就哭着交代了：“是我丈夫关庆昌1961年从六一五厂偷的。”

李广军立刻带人去六一五厂，跟厂领导一碰头，就把关庆昌盯上了。下午党员大会散场，保卫科长把他叫到会议室，一进门看见公安干警，关庆昌就垮了，腿一软跪在地上，嘴里念叨着：“我认，我全认……”

公安人员去他家搜查时，从衣箱底下的两个木匣子里搜出了剩下的黄金，一共七块，加起来正好是八百两零七钱，包装纸还是当年六一五厂的绿色纸，上面的印戳都还在。人赃俱获，这起拖了19年的新中国最大黄金失窃案，终于破了。

消息传到六一五厂，整个厂都沸腾了。工人们从车间里跑出来，互相转告：“抓住了！关庆昌是大盗！”有的人当场就哭了，19年的委屈，终于能吐出来了。那天晚上，工厂附近的商店里，酒被抢购一空，家家户户都买肉打酒，像过年一样。郭家惠拿着酒瓶，对着天空喝了一口，眼泪掉了下来：“爹，娘，我没偷金子，我是清白的！”

1980年6月4日，六一五厂开了平反大会。几十名被牵连的工人从各地赶来，有的已经退休，有的被调到了外地，头发都白了。厂长在台上念平反名单，念到郭家惠时，他走上台，接过平反通知书，手都在抖：“我等这一天等了19年，人生有几个19年啊！”高兴贵也来了，他已经从熔铸车间调到了技术科，那天他抱着郭家惠，哭了好久：“师傅，咱们终于清白了。”

关庆昌一开始被判了死刑，可1980年中国已经开始讲法治了，新修订的刑法里，盗窃罪没有死刑。他上诉后，法院改判无期徒刑。有人说他“运气好”，要是在1961年，他早被枪决了；可他自己说：“我宁愿1961年被抓住，也不想受这19年的罪。”

在监狱里，关庆昌表现得很老实，后来减了刑，没几年就出狱了。出狱后，他没脸见人，就在大东区的路口推着一辆二八大杠自行车，后座绑着牛奶箱，早上天不亮就出来卖牛奶，一块五一瓶，赚点零花钱。有人认出他：“这不是当年的关科长吗？”他赶紧低下头，推着车就走。

到了90年代，有人在小河沿公园看见他，头发全白了，背也驼了，每天早上在公园里散步，看着河水发呆。有人跟他说话，他也只是点点头，不怎么开口。听说他后来靠儿子接济生活，儿子对他不冷不热，毕竟父亲的事让家里抬不起头。

有时候，他会坐在公园的长椅上，看着朝阳照在河面上，那八百两黄金，让他从一个科长变成了囚徒，从一个“积极分子”变成了罪人，最后只落得个孤孤单单的晚年。

来源：历史记录大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