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才是巾帼英雄，用半生对抗一国谎言，只为亡魂不再沉默！

摘要：当一个国家用几十年时间编织谎言，把“活体实验”说成“医学研究”，把“细菌投毒”说成“无稽之谈”，当受害者带着溃烂几十年的伤口离世，连一句“对不起”都没等到——谁会敢站出来，用自己的半生时光，和这个国家的历史谎言“死磕”？谁会放弃优渥的生活，扛着装满证据的行李箱

当一个国家用几十年时间编织谎言，把“活体实验”说成“医学研究”，把“细菌投毒”说成“无稽之谈”，当受害者带着溃烂几十年的伤口离世，连一句“对不起”都没等到——谁会敢站出来，用自己的半生时光，和这个国家的历史谎言“死磕”？谁会放弃优渥的生活，扛着装满证据的行李箱，一次次飞往异国他乡，只为让那些被遗忘的亡魂重新“说话”？答案，是一个叫王选的中国女人。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位真正的巾帼英雄，到底做了哪些“看似不可能”的事，又为何能坚持28年不回头。

凡是见过王选的人，都会被她眼睛里的那股劲打动——不是歇斯底里的愤怒，而是一种“不把真相说透不罢休”的坚定。但你可能想不到，这份坚定的源头，其实藏在她童年的零碎记忆里。

1952年，王选出生在浙江义乌佛堂镇，这里是抗日战争时期日本细菌战的重灾区。她小时候常听父亲坐在门槛上叹气，说1942年那年，天上的日本飞机往下扔“纸筒子”，没过几天，村里就有人开始发烧、吐血，有的全家死光，尸体用木板车拉着往城外埋，“连哭的力气都没有”。那时候王选才几岁，不懂什么是“细菌战”，只记得父亲摸着她的头说：“娃，你要记住，日本人的坏，不是抢粮食那么简单，是藏在风里、土里的‘毒’，看不见，却能吃人。”

这些话像一颗种子，埋在王选心里，直到她成年后才慢慢发芽。1977年，王选考上杭州大学外语系，后来又去了日本东京都立大学读社会学硕士。在日本的日子里，她偶然在图书馆翻到一本叫《731部队——日本陆军细菌战部队的真相》的书，刚翻几页，她的手就开始抖——书里写731部队用中国人做活体实验，往人身体里注射鼠疫杆菌，还在浙江、湖南等地投放带菌跳蚤，这些细节，和父亲当年说的“纸筒子”“吃人的毒”完全对上了！更让她心揪的是，书里明确写着“义乌佛堂镇是细菌战主要攻击区域之一”，那是她的家乡啊！

所以从那时起，王选就开始留意和细菌战有关的资料，但真正让她下定决心“管这件事”的，是1995年的一次回国探亲。那天她特意去了义乌的“烂脚病”村，在一间漏风的土屋里，见到了78岁的陈允功老人。老人坐在小板凳上，右脚搭在另一个凳子上，从脚踝到小腿全是溃烂的伤口，脓液把布鞋浸得发黑，老远就能闻到刺鼻的气味。王选蹲下来想帮老人擦伤口，老人却往后缩了缩，声音沙哑地说：“姑娘，别碰，烂了五十多年了，治不好的。”

“1944年我才10岁，突然脚肿得像馒头，后来就开始烂，疼得夜里咬着被子哭。”陈允功拉着王选的手，指着眼角的皱纹，“村里好多人都这样，有的烂到骨头，有的截肢，有的直接死了。我们去问医生，医生说‘这是日本人扔的毒虫子闹的’，可日本人不认啊！”那天王选走了12户人家，见到的每一位老人，都有一双“烂到变形”的脚，都有一段“不敢跟晚辈多提”的痛苦记忆。她在日记里写：“我以为历史会记得这些苦难，可现实是，受害者在暗处烂着脚，加害者在明处笑着否认——我要是不管，我对得起谁？对得起父亲说的‘要记住’，还是对得起这些还在等公道的老人？”

那时候的王选，已经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拿到了终身教职，有稳定的收入、宽敞的房子，女儿也在当地上学，日子过得顺风顺水。身边的朋友都说“你疯了”，放弃这么好的生活回国“找事”，不值得。但王选说：“值不值，不是看我丢了什么，是看这些老人能得到什么。

他们等了几十年，再等下去，可能就真的没人记得了。”所以1995年年底，她把美国的房子挂出去卖，把女儿托付给朋友，自己揣着卖房子的钱，回到了中国——从那天起，她成了细菌战受害者的“代言人”，成了对抗日本历史谎言的“孤勇者”。

很多人只知道王选在“告日本政府”，但很少有人知道，她为了这件事，到底付出了多少。其实她做的事，说起来很“笨”，却每一步都踩在“真相”上——收集证据、帮老人维权、在国内外喊出真相，而且一做就是28年。

第一步：跑遍13省，把“零散的苦难”拼成“铁证”

要告日本政府，首先得有证据，可几十年过去了，很多证据要么被销毁，要么随着老人的离世消失。所以王选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证据”——凡是有可能留下细菌战痕迹的地方，她都去；凡是有可能知道真相的人，她都找。

那几年，王选几乎成了“空中飞人”，跑遍了中国13个省的50多个市县，行程超过10万公里。有时候为了找一位证人，她要坐十几个小时的火车，再转几趟大巴，最后还要步行几公里的山路。有一次去湖南常德，为了找1941年鼠疫爆发时的目击者，她在村里住了半个月，每天挨家挨户敲门，终于找到了92岁的刘爷爷。刘爷爷说：“当时我才12岁，看到好多人倒在地上，嘴里吐白沫，官府来人把尸体烧了，说‘是日本人放的毒’。”王选把这些话一字一句记下来，还录了音，后来这些都成了诉讼时的关键证词。

不仅如此，她还去查国内外的档案。美国国家档案馆里藏着当年美军缴获的731部队档案，她特意飞过去，在档案馆里泡了一个多月，每天从开馆查到闭馆，把能复印的资料都复印下来。其中一份《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业务日志》里写着：“1942年8月，在浙江义乌投放鼠疫跳蚤，攻击区域平民死亡率达35%”，这句话，后来成了证明日本在义乌发动细菌战的“铁证”。

还有“身体证据”——那些“烂脚病”老人的伤口，就是最直观的证据。王选特意邀请了日本、美国的医学专家来中国，给老人们做检查。日本医生铃木良知看完陈允功老人的伤口后，当场红了眼，说：“这是典型的炭疽杆菌感染后遗症，炭疽杆菌会破坏皮肤组织，导致慢性溃烂，而且这种感染时间，刚好和日本细菌战的时间吻合。”这些医学鉴定报告，后来也成了诉讼时的重要依据。

所以你看，王选收集的证据，不是“口说无凭”，而是档案、证词、医学鉴定相互印证的“铁三角”。她常说：“我要让日本政府知道，他们的谎言，骗不了所有人；他们想掩盖的罪行，早就在受害者的伤口上、在历史的档案里，写得清清楚楚。”

第二步：带着180位老人，把日本政府告上法庭

有了证据，王选下一步做的，就是帮老人维权。1997年，她组织了180位细菌战受害者，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承认细菌战罪行、公开道歉并赔偿。

可这场官司，从一开始就很难。日本政府不仅拒绝出庭，还让律师说“细菌战是中国编造的，没有任何证据”。第一次庭审时，王选带着几位老人去了东京，79岁的吴光华老人，1942年因为日军投放的霍乱杆菌失去了父母和弟弟，自己也落下了慢性腹泻的病根，每天要上十几次厕所。在法庭上，吴光华指着自己的肚子，声音不大却很坚定：“日本人的细菌在我身体里待了65年，我每天都在疼，你们凭什么说‘没有这回事’？你们敢不敢摸摸我的肚子，感受一下这种疼？”

那一刻，法庭里鸦雀无声，连日本的法官都低下了头。可即便如此，日本政府还是不松口。从1998年到2002年，庭审开了几十次，王选每次都要带着老人往返中日两国，有时候老人身体不好，她就背着老人上飞机、上法庭。有一次吴光华老人在东京突发心脏病，王选半夜抱着老人往医院跑，一边跑一边哭：“大爷你挺住，我们还没等到公道呢！”

2002年8月，东京地方法院终于出了判决——法官承认“日本在二战期间对中国发动细菌战的事实存在”，但却以“国家无答责”（意思是主权国家不能被起诉）为由，驳回了老人的赔偿请求。听到这个判决时，吴光华老人当场就哭了：“我们要的不是钱，是一句道歉啊！为什么连这点都做不到？”王选拉着老人的手，说：“大爷，我们不服，我们上诉！”

可上诉的结果，还是一样。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终审维持原判，理由还是“国家无答责”。很多人劝王选“算了吧，你已经尽力了”，但王选说：“我不能算，只要还有一位老人在世，我就要继续走下去。判决输了，但真相没输——至少现在全日本、全世界都知道，日本政府曾经做过什么。”

第三步：建纪念馆、办展览，让真相“传得更远”

官司输了，但王选没有停下。她知道，法律判决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让更多人知道真相，尤其是年轻一代。所以她又开始做一件事：建纪念馆、办展览，把细菌战的真相“摆”在所有人面前。

2005年，在王选的推动下，“义乌细菌战受害者纪念馆”建成了。纪念馆里，有老人们的烂脚照片，有731部队的档案复印件，还有陈允功老人那双烂了50多年的布鞋。每次有年轻人来参观，王选都会亲自讲解，指着那双布鞋说：“这双鞋里，藏着一个老人一辈子的疼，也藏着一段我们不能忘的历史。你们现在看到的是一双鞋，可当年，有千千万万的人，因为日本的细菌战，连穿鞋的机会都没有了。”

不仅在国内，王选还把展览办到了日本、美国、德国。2010年，她在日本东京办“细菌战受害者照片展”，一开始有右翼分子来闹事，举着“谎言滚出去”的牌子，可当他们看到老人们溃烂的伤口照片，听到王选讲的故事后，有人默默放下了牌子，还有人过来道歉：“对不起，我们之前不知道真相。”

日本律师一濑敬一郎，从1997年就免费帮王选代理诉讼，他说：“王选女士让我看到了什么是正义。很多日本人都不知道细菌战的真相，是她把真相带到了日本，让我们明白，日本政府的逃避，是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也是对我们自己历史的不尊重。”还有日本学者森村诚一，写了《恶魔的饱食》一书揭露731部队罪行，他说：“王选不是日本的敌人，她是在帮我们找回失去的良知。”

所以你看，王选做的事，不只是“告日本政府”，更是在“守护真相”——她把零散的证据拼成铁证，把老人的苦难说给全世界听，她让那些被遗忘的亡魂，重新被记住；让那些试图掩盖的谎言，无处可藏。

很多人问王选：“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你为什么还揪着不放？你是不是恨日本人？”每次听到这话，王选都会摇摇头，说：“我不恨日本人民，我恨的是日本政府的谎言，恨的是有人想把这段历史擦掉。我坚持这么久，不是为了‘报复’，而是为了三个‘不能忘’。”

第一个“不能忘”，是不能忘了受害者还在受苦。王选常说：“只要还有一位老人在世，我就不能停下。因为他们等不起，他们的时间，是按天算的。”从1995年到现在，她走访过的500多位受害者，已经有300多人去世了，很多人直到闭眼，都没等到一句“对不起”。

吴光华老人就是其中一位。2018年，王选去衢州看他时，老人已经快说不出话了，只能用手比划着，从枕头下摸出一个布包，里面是他攒了十几年的3000块钱，塞到王选手里。王选不要，老人就急得掉眼泪，旁边的儿子说：“我爸说，王老师为我们跑了这么多年，没拿过我们一分钱，这钱是他的心意，让你买点药，别累坏了。”没过多久，吴光华老人就去世了，临终前他拉着王选的手，用最后一点力气说：“我等不到了，但你要接着走下去……”

王选说，每次想起这些老人，她就觉得“不能放弃”。“他们一辈子没做过坏事，却要承受这么大的痛苦。我要是停下了，他们在地下都不安心。”所以这些年，她不仅帮老人打官司、办展览，还四处筹钱给老人治病。义乌的王克勤老人，脚烂了70年，王选帮他联系医院，掏了几万块治疗费，虽然没能完全治好，但至少让老人少受点疼。老人说：“王老师比亲闺女还亲，要是没有她，我早就在痛苦里死了。”

第二个“不能忘”，是不能忘了历史被篡改的危险。进一步理解王选的坚持，你会发现她对抗的从来不是日本人民，而是日本右翼势力的“历史篡改”。这些年，日本右翼做的事，真的让人揪心——2001年，日本教科书把“侵略中国”改成“进出中国”，删了“南京大屠杀”“731部队”；2021年，新版教科书又把“日本战败”改成“战争结束”，对细菌战只字不提；日本首相还多次参拜靖国神社，那里供奉着二战甲级战犯！

王选曾在日本的中学做过演讲，有个学生举手问：“老师，你说的细菌战是真的吗？我们课本里没写，电视里说‘这是中国编造的’。”听到这话，王选心里特别难受：“如果年轻一代不知道他们的前辈做过什么，他们就不会明白‘和平’有多珍贵。忘记历史的人，一定会重蹈覆辙。”

所以她才要到处办展览、写文章，甚至在网上开账号，给年轻人讲细菌战的历史。她说：“我不是要让年轻人恨日本，而是要让他们知道，战争带来的苦难，不仅是中国人的，也是日本人的。只有正视历史，才能避免未来的战争。”

第三个“不能忘”，是不能忘了“普通人也能改变什么”。换句话说，王选想证明的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真相的守护者”，不是只有英雄才能做大事。这些年，王选放弃了太多——卖了美国的房子，没了稳定的收入，还因为常年奔波得了严重的腰椎病，有时候在火车上疼得站不起来，只能靠止疼药缓解。有人说她“傻”，可她却说：“我不傻，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一个人的力量很小，但只要我坚持，就会有更多人跟着我一起做。”

事实也确实如此。现在有很多大学生主动加入王选的团队，做志愿者，帮她整理资料、陪老人聊天；有企业家给她捐钱，支持纪念馆的运营；还有日本的正义人士，帮她在日本宣传真相。2002年，王选被评为“CCTV年度感动中国人物”，颁奖词里写：“她用柔弱的肩膀，扛起了一段沉重的历史；她用坚定的信念，唤醒了沉睡的良知。”我敢肯定的说，这份“感动”，不是因为她做了“惊天动地”的事，而是因为她让我们看到，一个普通人，只要有“不放弃”的信念，就能成为照亮真相的光。

王选今年已经72岁了，头发白了不少，腰椎病也越来越严重，但她还是在跑——有时候去纪念馆给游客讲解，有时候去医院看老人，有时候还要飞到日本办展览。有人问她“什么时候能停下来”，她笑着说：“等有一天，日本政府能主动承认细菌战罪行，等有一天，所有老人都能得到一句‘对不起’，等有一天，年轻人都知道这段历史了，我就停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