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道教全真派发展史上，尹志平是衔接金元两代、推动教派从初创走向中兴的关键人物。他上承王重阳、丘处机的教义精髓，下启全真教在北方的规模化传播，以守正不泥古、创新不离宗的智慧，在教义阐释、组织建设、社会影响拓展等方面均有突破性贡献，不仅巩固了全真教在金元时期的
在中国道教全真派发展史上，尹志平是衔接金元两代、推动教派从初创走向中兴的关键人物。他上承王重阳、丘处机的教义精髓，下启全真教在北方的规模化传播，以守正不泥古、创新不离宗的智慧，在教义阐释、组织建设、社会影响拓展等方面均有突破性贡献，不仅巩固了全真教在金元时期的宗教地位，更奠定了其融入世俗、服务民生的发展基调，成为后世公认的全真道第六代掌教宗师，其生平与成就深刻影响了全真教乃至中国道教的发展轨迹。
尹志平生于金世宗大定九年（1169年），祖籍山东莱州（今山东掖县），出身于儒学世家，自幼受传统文化熏陶，却对生命本质与处世之道有着超越同龄人的追问。
14岁时，他偶然听闻丘处机在莱州布道，其苦己利人、清静无为的教义直击内心，遂毅然摒弃世俗功名之念，拜入丘处机门下，开启修行生涯。这一选择，不仅改变了他个人的人生轨迹，更成为他日后承接全真道脉的起点。
入道初期，尹志平以勤谨笃实著称，他跟随丘处机遍历山东、陕西等地，不仅系统学习《道德经》《清静经》等道教经典，更在丘处机西行觐见成吉思汗的重大事件中担任助手，全程参与随行记录与事务协调。1220年至1223年，丘处机为止杀保民远赴西域，尹志平始终随侍左右，不仅见证了丘处机以敬天爱民、清心寡欲劝谏成吉思汗的历史性时刻，更在途中深入观察民间疾苦，领悟到道教不仅要修心，更要济世的核心要义。这段经历，让他不仅积累了处理教派事务的经验，更确立了以道化俗、以行证道的修行方向。
丘处机去世后（1227年），全真教面临道脉传承与外部挑战的双重考验：
一方面，蒙古政权对宗教的态度尚未完全稳定，需通过主动沟通争取支持；
另一方面，教派内部因分支众多，存在教义阐释不一、组织松散的问题。
在此背景下，尹志平凭借深通教义、兼具谋略的特质，经教派核心成员推举，于1238年正式接任全真教第六代掌教。
此时的他，已从丘处机的得力弟子成长为能统筹全局的教派领袖，开启了他推动全真教中兴的关键阶段。
1251年，尹志平以83岁高龄在山东潍州（今潍坊）玉清观病逝，其一生历经金、元两朝更迭，始终以守护道脉、服务百姓为己任，其生平轨迹与全真教的发展紧密交织，成为全真教从小众教派走向北方主流宗教的重要见证者与推动者。
作为丘处机的核心弟子，尹志平对全真教的首要贡献，在于对教义的系统化梳理与通俗化阐释。他既坚守王重阳、丘处机确立的三教合一、苦己利人核心思想，又摒弃了部分玄奥晦涩的表述，将教义与百姓日常生活结合，让普通民众能理解、能践行，为全真教的广泛传播奠定了思想基础。
王重阳创立全真教时，便提出儒释道三教同源的理念，但早期阐释多侧重理论融合；尹志平则在此基础上，将三教合一落到实践层面，他在《葆光集》（其核心著作）中明确提出：儒之仁、释之慈、道之善，本为一体，皆以爱人为根。他主张修行者不必刻意区分儒道释的形式差异，而应从日常行事中践行三教精髓。如以儒家孝悌对待家人，以佛家慈悲对待众生，以道家清静修养内心。这种阐释，不仅消解了不同文化背景民众对道教的隔阂，更让全真教的教义具备了更强的包容性，吸引了大量儒士、平民入教，扩大了教派的社会基础。
针对当时部分修行者脱离世俗、空谈玄理的倾向，尹志平明确提出修行不在深山，而在市井的观点。
他在布道时强调：扫地时不敷衍，便是清静；
待人时不刻薄，便是慈悲；
种田时不偷懒，便是修行。
他反对追求成仙长生的虚无目标，主张以道化俗，让百姓过得安稳。如教导弟子帮百姓修桥铺路、治病救灾，便是最好的修行，将全真教的苦己利人从个人修行拓展为社会行动。这种接地气的教义阐释，让全真教不再是少数修行者的专属，而成为能帮百姓解决实际问题的信仰，极大提升了教派在民间的影响力。
尹志平在掌教期间，组织弟子系统整理全真教历代宗师的言行与著作。他主持修订了《长春真人西游记》（记录丘处机西行的重要文献），补充了其中劝诫成吉思汗止杀的细节，让这一历史性事件得以完整流传；他还将自己多年布道的言论整理为《葆光集》，书中收录了他对教义的阐释、对弟子的训诫、对民生问题的思考，语言平实却蕴含深刻哲理，成为后世全真弟子修行的重要典籍。这些工作，不仅让全真教的教义有了系统化的文本支撑，更让其核心思想得以精准传承，避免了因口耳相传导致的教义偏差。
丘处机时期，全真教虽因西行止杀声名远播，但随着入教人数激增，也出现了组织松散、纪律松弛的问题：部分弟子借教派名义谋取私利，部分道观因缺乏统一管理而荒废。
尹志平接任掌教后，以整肃纪律、规范管理为核心，构建了一套完整的教派管理体系，让全真教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为其长期稳定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他首先规范了全真教的领导架构，明确掌教为教派最高领袖，总揽教义阐释、事务决策、弟子考核之权，同时设立提点、知观等职务，分别负责道观日常管理、弟子修行监督、民间事务协调。形成掌教统筹、分层负责的管理模式。
他还规定各地区道观需定期向掌教汇报工作，避免地方道观自行其是；对于不遵守纪律的弟子，无论资历深浅，均按劝诫—惩戒—逐出教派的流程处理，绝不姑息。这一制度，让全真教从松散的宗教联盟转变为组织严密的教派，提升了整体凝聚力。
针对部分道观破败荒芜、偏离教义的问题，尹志平下令各地道观需修缮殿堂、整洁环境，同时明确道观不得囤积私产，多余财物需用于救济百姓；他还制定了《弟子考核标准》，将德行（是否践行苦己利人）、学识（是否通晓教义）、行动（是否参与济世）作为核心考核指标，不合格者需重新修行，合格者方可担任道观职务或外出布道。这些举措，不仅改善了全真教的外部形象，更确保了入教者皆为真心向道、愿为百姓服务之人，避免了教派因鱼龙混杂而衰败。
全真教发展至金元时期，已形成丘处机、郝大通、孙不二等多个分支，部分分支因教义阐释差异存在分歧。尹志平以求同存异、以大局为重为原则，多次召集各分支领袖召开教义研讨会，明确各分支虽侧重不同，但核心均为三教合一、苦己利人，反对门户之见；他还规定各分支弟子可相互交流学习，共同参与济世活动，促进了分支间的融合。在他的协调下，全真教内部的分歧逐渐消解，形成了统一而多元的发展格局，为教派的长期稳定奠定了基础。
尹志平执掌全真教期间，正值蒙古政权逐步统一中国的关键阶段，他深知宗教的发展离不开与政权的良性互动，更离不开百姓的支持。
因此，他一方面主动与蒙古政权沟通，争取政策支持；
另一方面带领全真教深入民间，以济世行动赢得民心，最终让全真教成为蒙古政权认可、百姓信赖的主流宗教，其社会影响力远超同时期的其他教派。
尹志平继承了丘处机以道劝谏、止杀保民的传统，多次面见蒙古贵族（如窝阔台、贵由等），以敬天爱民、轻徭薄赋劝谏其推行仁政。
1237年，蒙古军队计划对山东部分地区进行屠城，尹志平得知后，连夜赶赴蒙古军营，以天道好生、滥杀必遭天谴劝谏将领，最终促使其放弃屠城计划，保全了数万百姓的性命。
此类事件让蒙古政权认识到：全真教不仅是宗教组织，更是能辅助治理、安抚民心的力量。
此后，蒙古政权正式授予全真教免赋税、免差役的特权，允许其在各地修建道观、开展济世活动。这一支持，为全真教的规模化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尹志平始终将服务民生作为教派的核心使命。在他掌教期间，北方多次发生旱灾、蝗灾，他每次均亲自带领弟子开仓放粮、施药治病：
1240年，山东潍州爆发瘟疫，他组织弟子采集草药，在各地设立义诊点，免费为百姓治病，还编写《简易防疫方》，教百姓用艾草熏屋、喝草药汤预防疾病，最终控制了瘟疫蔓延；
1245年，陕西关中地区遭遇旱灾，他协调各地道观将储存的粮食全部拿出，同时发动富户捐粮，帮助数十万百姓度过饥荒。
这些济世行动让全真教在民间赢得了救苦救难的口碑，百姓纷纷自愿入教或捐钱捐物支持道观建设，形成了教民互信、共生共荣的良好局面。除了物质层面的济世，尹志平还注重通过文化传播改善社会风气。
他组织弟子在各地道观设立义学，免费教授百姓读书识字，尤其注重传授孝悌、诚信、勤俭等儒家伦理，将道教清静无为与儒家修身齐家相结合，引导百姓向善向美；他还倡导简化丧葬仪式、反对铺张浪费，针对当时民间厚葬致贫的陋习，亲自编写《丧葬简易仪轨》，主张丧葬重在心意，而非财物，这一理念逐渐被百姓接受，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社会风气。这种以文化化俗的做法，让全真教不仅是宗教信仰，更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进一步巩固了其主流宗教地位。
尹志平的每一项举措都精准切中全真教发展的核心问题，最终实现了三个突破：
突破了教义玄奥化的局限，让道教贴近民生；
突破了组织松散化的困境，让教派规范发展；
突破了宗教与社会脱节的壁垒，让道教成为服务民生的力量。这些突破，
不仅让全真教在金元时期达到鼎盛，更深刻影响了中国道教的发展方向。
从历史评价来看，后世道教界普遍将尹志平视为全真教中兴之祖：
明代《正统道藏》收录其《葆光集》，称其承丘祖之学，开全真之新局；
清代全真教掌教王常月在《龙门心法》中多次提及尹志平，认为他以务实之举固道脉，以济世之心扩影响，为后世全真弟子之楷模。
从社会影响来看，尹志平推动的全真教济世传统，不仅在金元时期缓解了民间疾苦，更成为后世道教服务社会的重要参照。直至今日，道教界的公益慈善、义诊救灾活动，仍能看到尹志平以行证道理念的影子。
尹志平并非拥有传奇经历的宗教领袖，而是以务实行动推动教派发展的实干家。正是这份守正创新、务实济世的精神，让他成为全真教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关键人物。
来源：棱镜笔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