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4年阿姆斯特丹的展览现场，不同肤色的观众在一组黑白照片前驻足，有人悄悄抹泪，有人对着照片里的中国女性久久凝视。

2024年阿姆斯特丹的展览现场，不同肤色的观众在一组黑白照片前驻足，有人悄悄抹泪，有人对着照片里的中国女性久久凝视。

这组拿下第67届荷赛奖亚洲区长期项目组大奖的作品，没有惊心动魄的瞬间，却让见惯了生死题材的评委们红了眼眶。

照片的主角叫九儿，一个在36岁那年被确诊癌症晚期的普通母亲，镜头后的摄影师王乃功，用三年时间拍下700多张照片，陪她走完了人生最后一程。

这些穿越时光的影像告诉我们，死亡从来不是生命的终点，被爱的记忆才是。

2019年的那个下午，九儿找到王乃功时，只是想拍张正式的全家福，那时的她刚拿到癌症晚期诊断书，还不知道这场拍摄会延续三年。

王乃功带着她的大画幅相机走进九儿家，这个需要三脚架支撑、操作起来叮叮当当的大家伙，成了记录生命最后的见证者。

熟悉摄影的人都知道，大画幅相机拍一张照片要调焦、测光、装胶片，光是准备工作就要十几分钟，王乃功却坚持用这种“慢镜头”记录。

她总说，这种相机能捕捉到普通镜头看不见的细节——九儿强忍疼痛时嘴角那丝不易察觉的弧度，孩子们围在妈妈身边时眼神里的依赖，这些被时光放大的瞬间，藏着生命最本真的模样。

拍摄到第二年，九儿的腿因为术后后遗症严重肿胀，医生说必须穿强力压缩袜，可光是穿上这双袜子就要花一个小时，每次穿完九儿都满头大汗。

她的两只脚肿得不一样大，后来买鞋只能一双35码、一双38码换着穿。有次王乃功正准备按快门，听见九儿对小女儿说：“妈妈其实是天使，只是腿太重了飞不起来。”

镜头里的九儿笑着，眼角却闪着光。

王乃功渐渐养成了跪拍的习惯，病中的九儿大多时候坐着或躺着，她不想让镜头居高临下地俯视这个正在凋零的生命，膝盖接触地面的瞬间，仿佛能更贴近九儿的世界。

有次拍摄时九儿突然疼得发抖，王乃功放下相机想扶她，九儿却摇摇头说：“没事，拍吧，让孩子们知道妈妈没那么狼狈。”

那些日子里，王乃功的暗房成了情感回收站，深夜里她一张张冲洗底片，药水的味道混着泪水的咸涩，她知道这些照片将来会成为三个女儿最珍贵的礼物，所以每一张都格外用心。

九儿偶尔会来看样片，指着照片里的自己说：“没想到生病的样子也不难看。”

九儿家的客厅墙上，挂着三个女儿的涂鸦，大女儿橘子总爱画妈妈的笑脸，二女儿竹子的画里总有阳光，最小的金子最喜欢把妈妈画成公主。

这个三线城市的小康之家，在疾病面前没有坍塌，反而用爱搭起了温暖的堡垒。

每天晚上八点，九儿的丈夫亦啸都会抱起吉他，这是他们雷打不动的“晚课”时间，以前九儿还能陪他喝两杯，后来只能靠在沙发上听。

随着病情加重，九儿开始整理自己的东西，她把给孩子们的信分装在三个盒子里，每个盒子上都贴着照片。

给大女儿的盒子里放着自己的日记本，给二女儿的是攒了多年的书签，给小女儿的则塞满了可爱的发夹，王乃功拍下这些盒子时，九儿轻声说：“等她们长大看到这些，就知道妈妈一直都在。”

最让王乃功震撼的是，直到生命最后阶段，九儿只用了两支半杜冷丁止痛，医生说这对晚期癌症病人几乎是奇迹。

拍摄到第三年，九儿已经很虚弱了，她拉着王乃功的手说：“我的葬礼你来安排吧，我只信你。”

这个曾经只是点头之交的朋友，此刻成了她最信任的人。

九儿决定放弃进食的那天，王乃功做了个惊人的决定——陪她一起断食，她说不出华丽的辞藻，只告诉九儿：“你走的这条路，我陪你一段。”

那几天她没举相机，只是陪着九儿聊天，翻看过去的照片，被子下面，两只手紧紧握在一起，传递着无声的力量。

整理九儿遗物时，王乃功发现了一个笔记本，最后一页写着：“请告诉孩子们，妈妈不是离开，是换种方式爱她们。”

这句话后来成了摄影展的结束语，无数观众看到这里泣不成声。

2024年4月，当荷赛奖揭晓时，王乃功正在暗房工作，接到获奖通知的她，第一时间去了九儿的墓地，她把获奖证书放在墓碑前。

这场从全家福开始的拍摄，最终成了跨越国界的生命礼赞。

如今这些照片被收录在《照见》这本书里，九儿的故事通过影像继续流传，那些关于生命与告别的思考，正在影响更多人。

在这个忌讳谈论死亡的年代，九儿和王乃功用最温柔的方式告诉我们：生命的质量从不取决于长度，而在于是否被真诚地爱过、认真地活过。

当最后一张照片的光影渐渐淡去，那些被爱的记忆，永远不会褪色。​

来源：易霄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