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郑永年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主要研究领域：国际关系、外交政策、中美关系、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等。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GIG）立足湾区，服务国家，面向未来。研究院由著名学者郑永年教授担任理事长。
郑永年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主要研究领域：国际关系、外交政策、中美关系、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等。
PREFACE
第21录 编者按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灵魂，是历史深处奔流不息的血脉，也是面向未来的精神根基。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八十周年，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悍然发动侵华战争，山河破碎，国耻降临。从那一刻起，中华民族被推向存亡的边缘，却也正是在那样的至暗时刻，中国人骨血中不屈的民族精神以前所未有的力量迸发出来。在这场人类文明史上空前惨烈的浩劫中，中华民族用血肉之躯告诉世界：中国不可辱，中国人民不可欺！
民族精神往往在最危急的时刻，由最勇敢的人托起。勇敢者是民族的脊梁，他们诠释的是一种为信念而战的斗争精神。然而我们不得不正视当下的现实：在长期和平与物质丰裕的环境中，那种源自传统的刚健勇毅精神正遭遇巨大的挑战。社交媒体呈现出两种极端且皆被娱乐化的形态：一极是“躺平”“佛系”的消极避世，另一极则是“流量化”媒体所煽动的虚拟暴力和现实冲突。
本文重提民族精神、呼唤斗争意志，绝非鼓吹暴力或战争，而是希望一个民族在承平日久之时，不忘忧患；在风平浪静之下，仍可保持清醒。在全球地缘政治冲突不断加剧的大背景下，人类社会走到了十字路口的关键节点。因此，我们更需要思考，如何让传统的民族精神，以一种现代的、理性的方式重新生根发芽，成为今天中国人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精神支柱。
01 前言
早在2024年4月就想写这样一篇讨论民族精神的文章了。当时发生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先生对中国大陆的广东、陕西、北京等地进行寻根和交流之旅，另一件事情是时任美国财长耶伦访华。
在其陕西的行程中，马英九率全团参加“清明公祭轩辕黄帝典礼”，除此之外，还参观了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法门寺、大慈恩寺（大雁塔）、陕西历史博物馆及西安国家版本馆，也参访杨凌智慧农业示范园、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并前往马援祠及马援墓。马英九行程中的马援祠及马援墓引起了很多人的好奇，猜想着马援和马英九之间大概存在着血缘关系。马援（公元前14—49年）是西汉末年至东汉初年的将领，字文渊，东汉扶风茂陵人，著名大将，官拜伏波将军，封新息侯、忠显王，谥忠成侯。他的“丈夫为志，穷且益坚，老当益壮”、“男儿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已经成为千古传颂的豪言壮语，他本人也一直被人们视为民族英雄。
马英九一行，2024年4月5日由国台办副主任仇开明陪同，上午前往陕西杨陵的马援祠、下午前往陕西扶风马援墓寻根（图源：中时新闻网）
几乎同一个时候，时任拜登政府美财政部部长的珍妮特·耶伦访华（4月4日至9日）。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拜登通话之后，美国方面才宣布耶伦访华日程，可见这次访华的重要性。媒体或许是为了深度报道耶伦的这次访问，对耶伦进行了非常细致的跟踪报道。这本来是一件好事情，但是，人们读了媒体报道出来的东西感觉特别异样。例如，耶伦来广州的第一顿饭，吃的是老字号粤菜馆，一些媒体报道说“她筷子用得不错”，一些媒体又讽刺耶伦“老太太背的包”，并且与美国的民主联系在一起。这带给很多人的感觉是，这些媒体好像一点血性都没有，不敢直接表达些什么，而是用那些“低俗”的语言来表达一些意思，最多也只能算是“低级黑”行为。如此重要的一次访问，到了一些媒体手中却变得“无关紧要”。
果然，美国主流大报《华盛顿邮报》4月5日发表了一篇侮辱性极强的标题来报道中国媒体的报道，“中国详细地检视美国代表的筷子技术”（China carefully scrutinizes U.S. envoy’s Chopstick skills?）。
美国驻华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左）与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中）2024年4月5日在中国广州出席晚宴（图源：法新社）
当时，笔者比较了马援的豪言壮语和媒体的这些不痛不痒的话，感想在于，我们不要总是责怪美国对我们的诋毁，因为我们中的一些人的行为的确如此，至少在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上看是如此。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我们总是能够千方百计把所有重要的事情“娱乐化”。尽管这样做能够赚取一些或者更多的流量，但从长期看，类似媒体娱乐式的报道会促使读者对重大问题失去进行理性思考的能力。实际上，在耶伦访问中国的同一时期的新闻要事很多，国际局势呈现异常紧张状态，例如，由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三国组成的“奥克斯”正在讨论如何遏制中国；美国、日本和菲律宾即将举行针对中国的三边会议，有可能组成亚洲版北约。但媒体对这些充耳不闻，光是盯着耶伦的“筷子技术”和“背包”了。
当时，笔者就想就“气氛这边独轻”的情况写些看法，但因为忙于其它事情，也就搁置了。但最近笔者读到柳州15岁女生千字长信致敬霍去病，墓前落泪，而引央媒关注的新闻，再次深有感触。有关霍去病，据《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骠骑将军为人少言不泄，有气敢任，天子为治宅，令骠骑视之，对曰:“匈奴不灭，无以家为也。”意为：霍去病为人沉默寡言，富有勇气和胆略，敢做敢为，遇事一往无前，为奖励他抗击匈奴的战功，汉武帝给他建造—座住宅，叫他去看看，可是，他却回答说：“匈奴还没有消灭，我怎么能安家呢！”所以，这位15岁的女生在信中写道，“君以弱冠之年率闪电之骑，踏碎阴山风雪，凿穿河西走廊，直如天兵骤降于瀚海黄沙之间……”。荣光该归民族英雄！
02 “文明化”的核心
是传统民族精神的“现代化”
民族英雄承载的是民族精神。历史记载了中国人的战斗精神。例如，《战国策·燕策三》记载，荆轲将为燕太子丹往刺秦王，丹在易水边为他饯行。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又如，近代夏明翰的“就义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时代都充满着这种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也是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从来不中断的主要原因。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先生生前曾说过，“中国人总是被他们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可以说，这些“最勇敢的人”就是民族英雄。
每一个时代都有这个时代的精神，人们也并不能强求现代人能够留存前现代的时代精神。恰恰相反，时代精神也必须与时俱进。这也就是人们所谓的“文明”的演化。但是，“文明化”的核心是传统民族精神的“现代化”，而绝对不是传统民族精神自我消失的过程。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么这个民族就会最终走向自我衰亡。
可以相信，无论我们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或者说，不管人们如何定义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人们并不想当代一些人那种“娱乐至死”的局面会是我们的“民族精神”。在社交媒体时代，当代人体现出两个极端，一端是佛系、躺平，另一端则是无穷的文字暴力，两端都具有高度的娱乐性质。更为糟糕的是，各种具有犯罪性质的暴力也发生在真实的世界里，尤其是在年轻人群体里。尽管很多暴力都是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毫无意义可言，但往往酿成恶劣的结果，甚至搭上生命。
任何一个文明，如果和平久了，传统的民族精神也逐渐消失了。但正如现实经验告诉人们，冲突和战争依然不断。只要存在不同的国家，不同国家就会有不同的国家利益，当国家利益不可调和的时候，就会发生冲突甚至战争。这就需要人们具有战争精神。到这个时候，那个所谓“文明”的国家就会处于被挨打的地位。尽管国家（包括社会的弱者本身）需要“英雄”拯救，但最终“英雄”会被“弱者”以各种方式杀死，因为他们需要的是安逸，而不是战斗。宋朝就出现过类似的情形。不过，应当强调的是，张扬民族精神并非鼓励暴力和战争，而是需要培养一个民族的战斗精神。
柳州15岁女生小袁和班上的同学分享，写给霍去病将军那封饱含崇拜和思念之情的千字长信，以及参拜霍去病将军墓地的真情实感（图源：柳州新闻网）
尽管类似广西那位15岁女孩那样的年轻人依然在传统中寻找着中国人的民族精神，但总体上看，这样的年轻人已经变得非常稀缺了；否则的话，这位女孩致霍去病将军的信就不会造成一波“舆情”。
03 当代民族精神
消逝的原因
那么，当代人的民族精神是怎样消逝的呢？无疑，这种情形是复杂因素造成的。其中，有两个大的因素非常重要。
1
文明的自我演化
当人们说“文明一点”的时候，往往指的是“文质彬彬”之类的性格和行为。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人就（不得不）变得虚伪一些，往往会把自己被他人视为“粗鲁”的行为掩盖起来。久而久之，行为方式就发生变化了。尽管这一过程的确是文明化的一部分，但原来文明中的“斗争”精神也随之消失了。人类的“原始性”越来越弱，直至消失。
文明在演化的同时如何保存传统精神？这对任何一个文明来说，都是一个重要问题。不过，正如经验所显示的，那些能够保留传统文明精神的民族往往会在进化过程中占据优势，而那些失去传统文明精神的则往往处于劣势地位。
2
长期的和平
长期和平是国家孜孜不倦努力的结果。今天，世界范围内，很多国家依然处于战火纷飞的环境中，人们向往和平。我们国家实现了长期和平，这实在不容易。但长期和平之下的安逸对人们的民族精神则产生着“负面”的影响，其中一个影响就是这里所讨论的缺失了“斗争精神”，或者把斗争精神庸俗低级化了。
历史上，人们所熟知的民族英雄都出于乱世之秋。现在的问题是，内部是稳定，但国际面高度不稳定。这种局面需要人们依然保持乱世时代那种向善、向高、向上的斗争精神，而非仅仅是为了自己那么一点点小利益并且往往是错误认知的小利益而“斗争”。
04 环境因素变化
重塑人的认知
不过，对更多的人来说，具体环境因素的变化似乎更为重要。人是社会环境的产物，是具体的人。一个人生活和工作的具体环境塑造了人的认知和基于认知之上的格局。具体的环境方方面面，但有几个因素是需要特别加以讨论的，主要包括家庭、教育机构、工作单位和人们所在的社会大环境。
1
家庭
其一是家庭。在世界范围内，中国文化是最强调家庭的，一个人终身都是围绕着家庭而生活和生存。传统上，对于“士农工商”四个阶层，无论人们在哪里当了多大的官，或者在哪里发了多大的财，最后都需要落叶归根，回归家庭。“荣归故里”可以说是大多数人的梦想，而这一过程也是个体努力争取成功的过程。但也正因为如此，“五四运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家庭被视为是旧制度的根基，被视为是首先需要被摧毁的。
家庭的转型甚至解体是当代最为遗憾的事情。传统农业社会具有固定性，但现代工业社会的最主要特征就是流动性。流动性对家庭产生的负面的影响较之任何因素都要大。当然，在很多领域，政策也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就是说，政府不仅没有纠正这种负面影响，反而加速了这个过程。最显著的就是快速的城市化所导致的农村家庭的解体。家庭的解体带给个人的便是孤立无助感。当孤立无助的人们把生存作为第一要务的时候，他们对他人、对社会的认知就趋向两个极端，即前面所说的，一端是“躺平”，一端是无故的暴力。
2
教育
其二是教育方面的问题。和平与发展是新时代的主题，为了配合这一主题，那些具有斗争精神的文字在课本中消失了。很不正常的是，在很多人那里，“斗争”似乎已经成了贬义词，而传统人们所熟知的那些英雄往往成为一些人嘲讽的对象。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没有定论，所有的东西都需要重估似的。尽管社会对这种现象的产生普遍不满，但这种现象依然趋于普遍。这反映出了更深层次的问题，即教育领域存在着的深层次的历史虚无主义。
知识界的集体不争气。无论中外，知识分子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在中国文化中，知识分子便是传统的“士”这个阶层，被视为是社会的良心。诸子百家对如何应当为“士”的论述汗牛充栋，历史上也频繁出现为“道”（尽管各派对“道”的理解不同）而牺牲的人文英雄。但今天，很多人已经演变成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其培养出来的学生当然更为精致。可以对今天所谓“知识分子”的群体做一个简单的分类，分为两类人，并且两类人同样“精致”。一类是“学术类型的”，专注于自己所谓的“专业”，用自己认为最容易导向“发表”的方式来写文章。这个群体的很多人只求文章的发表，而完全不顾所写文章是否有意义，是否和国家的社会经济相关。尽管也有人一直在说，这些文章毫无用处，甚至是垃圾，但人们还是趋之若鹜。另一类是学术“网红”。这类人很多没有像第一类人那样的学术能力，所以转而作学术的“贩卖”，成为网红经济的一部分。这部分人更是庸俗，往往为了追求流量，而毫无羞耻感，造谣、传谣、污蔑、攻击......如果有什么没有预料到的东西发生在这个群体中，都不会令人惊讶。
一篇The ‘PhD influencers’ logging lab life on TikTok and Instagram 为题的文章于 2024 年 7 月 17 日在《自然》的新闻特写栏目发布（图源：Nature官网截图）
3
社会
其三是社会的政治经济环境。在很大程度上，上述行为也是有其背景的。就学术环境来说，“知识分子”的生存环境实际上并不好。对大学和研究机构来说，知识分子对自己这个群体的“认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所产出的产品，即论文数量。对管理机构来说，量化式的管理是最简单的，也是最有效的。但既然量化了，知识的质量变得毫不重要，只有数量才是最重要的。这可以理解为什么当代学者发表了如此巨量的论文，但并不见任何有意义的可以称之为“思想”的东西。
舆论监管方面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任何社会都具有“政治正确性”，因此思想生产者都需要具有责任感。但如果“政治正确性”被滥用，变得没有边界，那么就会缺失思想市场，导致具有思想性的观点的消失，所剩下的只有娱乐性的流量了。知识界对“流量”前赴后继的现象是有其深刻的监管背景的。
4
资本
其四，更为重要的是资本的作用。资本的作用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当货币成为衡量个体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价值标准的时候，一个社会所需要的其它价值就会被边缘化、甚至成为被嘲笑的对象。今天，资本用越来越巧妙的方式塑造着社会和控制着社会。美其名曰“创业”，但实际上不是贡献社会，而是收割社会。在和平年代，创业创新的确应当成为民族精神的内在部分。然而，现状并非如此，甚至相反。更多的人们不是为了思想而去创新，不是为了改变而去创业，而仅仅是为了从现存的蛋糕中多分一块。在这种局面下，创业创新越多，社会就变得越是内卷，经济变得越小。
05 民族精神是国家的内核
一个根本的问题是，一旦缺失了民族精神，社会的未来会怎么样？如果把平庸和低级趣味视为高尚的东西，如果堕落了而不自知，那么这个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尽管在这个价值多元化的时代，没有任何人可以定义什么是“民族精神”，但是，必须意识到，民族精神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一个国家的内核。
至少，希望人们能够把民族精神作为思考的对象，能够达成一些共识，作为民族复兴的精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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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思录》
第37录（总录第80录）
一个根本的问题是，一旦缺失了民族精神，社会的未来会怎么样？如果把平庸和低级趣味视为高尚的东西，如果堕落了而不自知，那么这个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尽管在这个价值多元化的时代，没有任何人可以定义什么是“民族精神”，但必须意识到，民族精神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一个国家的内核。
——郑永年
《独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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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