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个……二伯，下周六是我爸六十岁生日，您看您有时间没？过来家里聚聚，热闹热闹。”我把话说得尽量轻松，心里却捏着一把汗。自从三年前我们家从村里搬到县城这套两居室后，二伯一次也没来过。

引子

父亲的六十大寿，我给二伯打了个电话。电话“嘟”了很久才接通，那边传来二伯略显疲惫的声音：“喂，是小建啊。”

我赶紧陪着笑脸：“二伯，是我。最近身体还好吧？”

“还行，老样子。”二伯的声音里听不出什么情绪，像隔着一层雾。

“那个……二伯，下周六是我爸六十岁生日，您看您有时间没？过来家里聚聚，热闹热闹。”我把话说得尽量轻松，心里却捏着一把汗。自从三年前我们家从村里搬到县城这套两居室后，二伯一次也没来过。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久到我能听见自己有点急促的呼吸声。墙上的挂钟“滴答”作响，像在敲打我紧张的神经。

“哦，你爸都六十了啊，时间过得真快。”二伯的声音听起来更远了，“我看看吧，最近单位事多，省里要下来检查，不一定能走得开。”

又是这句话。单位事多，走不开。这两年，我听了不下七八遍。我的心沉了一下，但还是强撑着说：“好的好的，您工作要紧。能来的话提前说一声，我妈好准备。”

“嗯，知道了。”二伯说完，又补了一句，“你爸身体还好吧？让他别那么操劳了。”

“挺好的，就是总念叨您。”

“行，那我先挂了，这边还有个会。”电话“咔哒”一声断了。

我拿着手机，愣在客厅中央。客厅不大，夕阳的光从窗户斜着照进来，给陈旧的家具镀上一层黯淡的金色。父亲正坐在沙发上，手里拿着一块软布，一遍遍地擦拭着他那辆早就淘汰的永久牌自行车。车子擦得锃亮，每一个零件都反着光，就像他那双充满期待的眼睛。

他没回头，声音却传了过来，带着一丝不易察awesome的颤抖：“怎么说？”

我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二伯说单位忙，省里来人检查，不一定有空。”

擦车的动作停顿了一下。父亲放下布，直起身子，背对着我，我看不见他的表情。他沉默了很久，久到空气都变得凝重起来。

“忙……当官的，都忙。”他终于开口，声音干巴巴的，像是从喉咙里硬挤出来的。

我心里一阵发酸。父亲的要强，就像他那辆擦得锃亮的自行车，看着硬朗，其实链条早就锈了，一碰就嘎吱作响。他越是装作不在意，就越说明他心里有多在乎。

母亲从厨房里探出头，她系着一条洗得发白的围裙，手上还沾着面粉。她看了看父亲的背影，又看了看我，眼神里全是担忧。“跟你二伯说了吗？”

我点点头。

母亲叹了口气，没再说什么，转身回了厨房。很快，抽油烟机“嗡嗡”地响了起来，盖住了客厅里令人窒息的沉默。

我记得小时候在村里，二伯是我们家的常客。他在乡里当个小干部，每次骑着那辆带横梁的二八大杠自行车回村，总会先到我们家。车后座上总绑着点心或者水果，人还没进门，洪亮的笑声就先传了进来：“大哥，嫂子，我回来了！”

那时候，我们家还是村里最宽敞的土坯房，院子里有棵大槐树。夏天，二伯就和父亲在树下下棋，一盘棋能杀到天黑。母亲会端出井水镇过的西瓜，我和堂弟们围着石桌打闹。二伯总是摸着我的头，大笑着说：“小建这孩子，读书的料，以后肯定比我有出息！”

那时候的二伯，是父亲的骄傲。父亲跟人喝酒，总爱拍着胸脯说：“我这兄弟，有本事！”

可是，自从我们家搬进城里，一切都变了。二伯的官越做越大，从乡里调到县里，当上了不大不小的局长。他的座驾从自行车变成了桑塔纳，后来又换成了黑色的帕萨特。我们家的房子，却从村里宽敞的院子，变成了城里这套六十平米的老旧两居室。

我明白，这小小的两居室，或许根本容不下二伯如今的身份和气派。他车子开过来，连个正经停车位都难找。他要是来了，我和父母就得挤在一间房里，把唯一的次卧腾给他。或许，他只是觉得不方便，或许，他只是怕麻烦。

可是，父亲不这么想。在他心里，兄弟情义，比什么都重要。他想不通，为什么房子小了，兄弟的情分也跟着变薄了。这根刺，在他心里扎了三年，今天，被我这个电话，又往深处捅了一下。

晚饭时，父亲破天荒地拿出那瓶藏了好几年的白酒，自己一个人喝着闷酒。母亲不停地给他夹菜，嘴里念叨着：“少喝点，伤身体。”

父亲没理她，一杯接一杯地喝。他的脸喝得通红，眼睛里泛着水光。他忽然放下酒杯，看着我，一字一句地问：“小建，你说，是不是我们家穷，你二伯……瞧不上了？”

我心里一紧，连忙说：“爸，您想哪儿去了。二伯那是真忙，当领导的身不由己。”

“身不由己？”父亲冷笑一声，声音陡然拔高，“再忙，兄弟的六十大寿，一句‘不一定有空’就打发了？我六十岁，就这一次！他当年在乡里被人排挤，是我跑前跑后托人情给他摆平的！他忘了？”

往事像开了闸的洪水，从父亲的嘴里倾泻而出。母亲在一旁急得直抹眼泪，一个劲地给我使眼色。

我心里乱糟糟的，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我只能一遍遍地重复着那些连自己都不信的借口，心里却清晰地浮现出一个念头：二伯这次，恐怕真的不会来了。这个生日，注定要在一场漫长的等待和失望中度过。

第一章 旧院槐树与新楼鸽笼

晚饭后的碗筷是我洗的。厨房里，母亲一边帮我递盘子，一边压低了声音说：“你爸就是那个牛脾气，心里过不去这个坎儿。你别往心里去。”

我冲她笑了笑：“妈，我知道。”

“唉，”母亲又叹了口长气，这似乎成了她这几年的习惯动作，“你二伯母前两天给我打电话，话里话外的意思，好像你二伯最近也不太顺心。具体什么事，她又不说，就让我别跟你爸提。”

我心里“咯噔”一下。二伯不顺心？这倒是个新闻。在我印象里，二伯的人生一直是一条昂扬向上的直线。难道他那边也出了什么事？这个念头一闪而过，但很快就被父亲沉重的背影给压了下去。不管二伯那边如何，眼下最要紧的，是父亲的情绪。

夜里，我躺在自己的小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这间房原本是储藏室，被我改成了卧室，小得只能放下一张床和一个书柜。窗外是小区的灯光和偶尔传来的车声。我的思绪却飘回了村里的老屋。

我仿佛又看到了那个夏天的午后，阳光透过槐树叶的缝隙，在地上洒下斑驳的光影。二伯和父亲坐在石桌旁，棋盘上杀得正酣。二伯悔棋了，父亲瞪着眼骂他“不讲究”，二伯却嘿嘿一笑，毫不在意。他们的争吵声、笑声，和着蝉鸣，成了我记忆里最生动的背景音。

那时候的二伯，是真的把我们家当自己家。他会毫不客气地拉开橱柜找吃的，会穿着跨栏背心和父亲一起给菜地浇水，汗水浸湿了衣衫，他却说“痛快”。他会在饭桌上喝得满脸通红，搂着父亲的肩膀说：“大哥，这辈子，咱们兄弟俩，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我心里不禁想，难道那些话，都随着老屋的拆迁，一起埋进土里了吗？人与人之间的情分，真的会因为居住环境的改变而变得如此脆弱？或许，二伯不是变了，而是我们之间的距离，已经远到让他觉得，再做那些亲密无间的举动，会显得很刻意，很不合时宜。

第二天是周日，我没课。一大早，父亲就起床了。我听见他在客厅里走来走去，然后是开门声。我从窗户往外看，看见他推着那辆擦得一尘不染的自行车，走出了单元门。他要去菜市场，我知道，这是他雷打不动的习惯。

母亲在厨房里准备早饭，忧心忡忡地说：“你爸一晚上没睡好，天不亮就醒了。小建，要不你再给你二伯打个电话？就说你爸特别想他，让他无论如何都抽空过来一趟。”

我犹豫了。再打一个电话，会不会显得我们家太上赶着了？父亲那么要强的一个人，要是知道了，肯定会发火。可看着母亲期盼的眼神，我又不忍心拒绝。

我心里乱成一团麻，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理解父亲的失落，也理解母亲的小心翼翼。我们这个家，就像这套小房子一样，被生活挤压得没有太多转圜的余地。二伯的存在，曾经是父亲在亲戚邻里面前挺直腰杆的底气，如今却成了他心头一根拔不掉的刺。

吃早饭的时候，父亲提着菜回来了。他买了一条大鲤鱼，还有一只处理干净的土鸡。他把菜放在厨房，语气平淡地对母亲说：“把这条鱼炖了，鸡留到周六。要是……他来了，爱吃这个。”

他说“他”的时候，没有指名道姓，但我们都知道说的是谁。母亲连忙点头，像是接到了一个重要的任务。

看着父亲故作镇定的样子，我心里更不是滋味了。他明明心里失望透顶，却还在为那个渺茫的可能性做着准备。这种固执的期待，像一根细细的绳子，勒得我们全家都喘不过气来。

我终于还是没忍住，找了个借口溜出家门，在楼下的小花园里，拨通了二伯的电话。这一次，电话响了很久都没人接。就在我准备挂断的时候，一个陌生的女声接了电话：“喂，你好，请问你找哪位？”

我愣了一下：“我找李国栋，我是他侄子李建。”

“哦，小建啊。”是二伯母的声音，她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沙哑，“你二伯在开会呢，手机落办公室了。你有什么事吗？”

“伯母，没什么大事，就是想再问问，我爸生日那天，二伯他……”

我的话还没说完，二伯母就打断了我：“小建啊，你听我说。你二伯他……最近是真的忙，焦头烂额的。你爸的生日，我们心意领了。等过段时间，我们一定抽空去看他老人家。”

她的话说得很客气，但那种疏离感却像冬天的冷风，直往我骨头缝里钻。焦头烂额？到底是什么事，能让他忙到连自己亲哥哥的六十大寿都顾不上？我总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第二章 昂贵的烟酒与廉价的希望

挂了二伯母的电话，我在楼下站了很久。初秋的风已经有了凉意，吹得路边的梧桐树叶沙沙作响。我心里那点仅存的希望，就像这秋天的叶子，摇摇欲坠。

回到家，我没敢跟父母说实话，只说二伯在开会，没联系上。父亲“嗯”了一声，没再追问，低头继续看他的报纸，但报纸拿反了他都没发现。母亲则在厨房和客厅之间来回忙碌，嘴里念叨着要买什么水果，做什么菜，仿佛二伯明天就会登门一样。

我知道，他们都在用各自的方式，维持着一个脆弱的平衡。父亲用沉默来掩饰失望，母亲用忙碌来编织希望。而我，夹在中间，只能用谎言来暂时粘合这个家庭摇摇欲坠的体面。

接下来的几天，家里笼罩着一种奇怪的气氛。大家嘴上都不提二伯，但他的影子却无处不在。父亲每天去菜市场，都会带回一些“好东西”，不是新鲜的河虾，就是上好的五花肉。他说：“反正自己家吃，吃好点。”可谁都知道，这些都是为那个不确定的客人准备的。

周四下午，我下班回家，一进门就闻到一股浓烈的烟味。父亲正坐在沙发上抽烟，眉头拧成一个川字。茶几上放着两条“中华”烟和一个包装精美的礼盒，里面是一瓶茅台酒。

我吓了一跳，连忙问：“爸，您这是干嘛？怎么买了这么贵的烟酒？”

父亲平时抽的都是十块钱一包的红旗渠，这一下花了一两千，顶他半个月的退休金了。

父亲摁灭烟头，闷声说：“你二伯就好这口。他要是来了，总不能拿红旗渠招待吧？”

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揪了一下。他还在等，还在用他自己的方式，维护着那份兄弟情谊的尊严。哪怕这份尊严，需要用他省吃俭用的退休金来堆砌。

我心里五味杂陈，忍不住说：“爸，其实……不用这样的。二伯要是真来，也不是冲着烟酒来的。他要是不来，咱们买这些也没用啊。”

“你懂什么！”父亲突然提高了音量，眼睛瞪着我，“这是礼数！咱们家是地方小，但礼数不能丢！不能让人家觉得我们小家子气，不懂事！”

我被他吼得一愣，没再敢说话。我知道，他不是在冲我发火，他是在冲那个让他感到无力和委屈的现实发火。他怕的不是二伯不来，而是怕二伯因为“瞧不上”他们家而不来。这瓶酒，这两条烟，是他对抗这种“被瞧不起”的武器。

我默默地走进房间，心里堵得难受。我多想告诉他，爸，别等了，也别准备了。真正的情分，不是靠烟酒来维系的。可是我不敢，我怕戳破他用所有力气吹起来的那个希望的泡泡。

晚上，堂弟李明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他是二伯的儿子，在市里工作。

“哥，我爸跟你联系了吗？关于我大伯生日的事。”李明的声音有些犹豫。

“联系了，说单位忙，不一定能来。”我如实回答。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李明压低声音说：“哥，你跟我大伯说一声，让他别多想。我爸他……最近心情特别不好，单位里出了点事，跟谁都甩脸子。你让我大伯别往心里去。”

“出什么事了？”我急忙追问。

“唉，一言难尽。反正你劝劝大伯，别让他钻牛角尖就行了。我这边也走不开，就不回去了，回头我把红包给你转过去。”李明匆匆说完，就挂了电话。

堂弟这通语焉不详的电话，让我心里的疑云更重了。二伯到底遇到了什么麻烦？心情不好，就可以成为不顾及兄长感受的理由吗？我越来越觉得，这件事情的背后，隐藏着我们所不知道的隐情。

周五晚上，母亲做了一大桌子菜，算是为父亲提前庆生。父亲把那瓶茅台打开，给自己倒了一满杯，也给我倒了一杯。

“来，小建，陪我喝一杯。”他的脸色在灯光下显得有些苍白。

酒过三巡，父亲的话多了起来。他又开始回忆过去，回忆在村里的日子，回忆二伯小时候的趣事。他说着说着，眼圈就红了。

“我这个弟弟啊，从小就聪明，有主意。就是……心气太高。我总怕他走歪了，可现在看来，他是走得太高了，高到……都看不见我们这些在地上的人了。”

母亲在一旁听着，不停地用纸巾擦眼睛。

我端起酒杯，敬了父亲一杯，说：“爸，别想那么多了。不管二伯来不来，我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地给您过生日，比什么都强。您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父亲点点头，喝干了杯里的酒，重重地叹了口气。那声叹息里，有失望，有无奈，还有一丝我当时没能完全读懂的悲凉。

第三章 一条短信与一地鸡毛

周六，父亲的生日正日子。

天刚蒙蒙亮，父亲就起来了。他穿上了我去年给他买的那件深蓝色夹克，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连胡子都刮得干干净净。他没像往常一样出去遛弯，就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捧着一杯热茶，眼睛时不时地瞟向门口，像一个等待检阅的士兵。

母亲则在厨房里进进出出，各种食材的香味混合在一起，充满了整个屋子。她把那只土鸡炖得烂烂的，香气扑鼻。她还特意蒸了二伯最爱吃的糯米排骨。每做完一道菜，她都会用一个大碗扣上，生怕凉了。

整个上午，家里的气氛都紧绷着。电话铃声每一次响起，父亲都会猛地一颤，然后装作若无其事地看我。可一次次接起来，都不是二伯。有的是我妈的姐妹，有的是父亲的老同事，都是打电话来祝寿的。父亲客气地应酬着，挂了电话，眼里的光就暗淡一分。

我心里像压了块石头，沉甸甸的。我看着墙上的挂钟，时针一格一格地走着，每走一格，都像是在凌迟我们的耐心。我甚至开始盼着二伯干脆打个电话来，说句准话，哪怕是说不来，也比这样无休止的等待要好。

十一点，十一点半，十二点……

午饭时间到了，桌上摆满了菜，热气腾腾，但谁都没有动筷子的意思。

父亲终于坐不住了，他站起来，在客厅里来回踱步。他的背影显得有些佝偻，那件新夹克穿在他身上，也显得空荡荡的。

“要不……再打个电话问问？”母亲小声地提议。

“不打！”父亲猛地回头，声音很大，“他爱来不来！我李建国还差他这一顿饭？”

话虽这么说，他的眼睛却还是死死地盯着门口的方向。

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嗡”地震动了一下。是一条短信。

我拿起来一看，心瞬间凉了半截。是二伯发来的。

“小建，实在对不住。单位临时有紧急会议，实在走不开。替我跟你爸说声生日快乐。我转了2000块钱到你微信，给你爸买点好吃的。改天我一定登门赔罪。”

短短几行字，客气又疏远。我捏着手机，手心全是汗。我该怎么跟父亲说？

父亲似乎察觉到了什么，停下脚步，锐利的目光投向我：“谁的短信？”

我喉咙发干，艰难地开口：“是……是二伯。”

“他说什么？”父亲的声音很平静，但平静得让人害怕。

我不敢看他的眼睛，低着头，把短信的内容复述了一遍。

客厅里死一般的寂静。

我能听见母亲在厨房里压抑的抽泣声。

过了很久，父亲“呵”地笑了一声，那笑声比哭还难听。“好，好一个紧急会议。好一个改天赔罪。”

他走到餐桌旁，拿起那瓶几乎没动的茅台酒，对着瓶口，狠狠地灌了一大口。辛辣的酒液顺着他的嘴角流下来，滴在他崭新的夹克上。

“爸，您别这样！”我急忙上前去抢酒瓶。

“滚开！”他一把推开我，眼睛通红，像一头被激怒的狮子。“他李国栋现在是局长了，是大人物了！我们这个小家，这扇破门，容不下他这尊大佛了！”

他把酒瓶重重地砸在桌子上，桌上的盘子“哐啷”一声巨响，汤汁溅得到处都是。

“我算什么大哥？我就是个退了休的糟老头子！我请不起他，我高攀不上了！”

父亲的怒吼在小小的客厅里回荡。他积压了三年的委屈、失望和不甘，在这一刻，全部爆发了出来。他像个孩子一样，把桌上的菜盘一个个扫到地上。盘子碎裂的声音，饭菜落地的声音，母亲的哭喊声，交织在一起，家里顿时成了一片狼藉。

我冲过去，从背后死死抱住他：“爸！您冷静点！为了他，不值得啊！”

父亲在我怀里剧烈地挣扎着，最后，他全身的力气仿佛都被抽空了，瘫软下来，靠着我，发出了野兽般呜咽的哭声。一个六十岁的男人，一个要强了一辈子的男人，在自己生日这天，哭得像个无助的孩子。

我抱着他，眼泪也忍不住流了下来。我恨二伯，恨他的冷漠和自私。但我也知道，父亲的崩溃，不仅仅是因为二伯的缺席。更是因为他感觉到，自己被时代抛弃了，被亲情遗忘了。他用一辈子建立起来的尊严和价值感，在这一天，被摔得粉碎。

地上一片狼藉，就像我们这个被搅乱了的家。我看着满地的碎瓷片和饭菜，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了。

我扶着父亲坐到沙发上，对还在哭泣的母亲说：“妈，别哭了。收拾一下，明天，我陪爸去一趟市里，我们当面去问问二伯，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第四章 一路向北与一路沉默

母亲被我的话惊住了，她止住哭泣，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不安：“小建，你别冲动。你爸正在气头上，你们这么找上门去，万一吵起来，亲兄弟闹翻了，以后还怎么见面？”

“不见面就不见面！”父亲猛地抬起头，红着眼睛，声音沙哑但异常坚定，“我就是要去问个明白！我李建国这辈子没对不起谁，更没对不起他！他要是觉得我这个大哥不配了，让他当面说清楚！我以后再也不登他家的门！”

我看着父亲决绝的眼神，知道这件事已经没有了回旋的余地。与其让这根刺永远扎在他心里，让他下半辈子都活在怨怼和自我怀疑中，不如去撞个头破血流，求一个真相，哪怕那个真相会很伤人。

我心里暗自想，或许这也是一次机会。让我们这个被现实挤压得有些变形的家庭，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和尊严。尊严不是别人给的，是自己挣的。我们不求攀附谁，但也不能任人轻慢。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父亲就起来了。他换下了那件只穿了一天的夹克，穿上了一身半旧的工装，那是他以前在厂里上班时发的，结实耐穿。他看起来平静了许多，只是眼角的皱纹显得更深了。

母亲一夜没睡，眼睛肿得像核桃。她默默地为我们准备了早饭，然后开始往一个布袋里装东西。有她自己做的辣酱，有乡下亲戚送来的土鸡蛋，还有两包晒干的豆角。

“妈，您这是干什么？我们是去问话的，不是去送礼的。”我有些不解。

母亲一边装，一边低声说：“这是咱们家的一点心意，不值钱。你二伯再怎么样，也是你爸的亲弟弟。咱们不能失了礼数。”

我看着母亲手里的土特产，心里一酸。这就是我的母亲，无论受了多大的委"屈，心里想的还是那份最朴素的亲情和礼节。她希望用这些带着泥土气息的东西，去唤醒二伯心里可能已经沉睡的记忆。

我和父亲坐上了去市里的长途汽车。一路上，我们俩都没有说话。车窗外的景色不断变换，从熟悉的县城街道，到陌生的田野村庄，再到高楼林立的城市边缘。父亲一直看着窗外，眼神空洞，不知道在想什么。

我心里也很忐忑。我不知道这次见面会是怎样的场景。是激烈的争吵，还是尴尬的沉默？二伯会怎么解释？他会觉得我们是上门找茬，让他难堪吗？我甚至开始有些后悔自己的冲动。

我偷偷观察父亲，他紧紧地抿着嘴，下巴的线条绷得像一块石头。我能感觉到他内心的煎熬。他这一趟，是抱着“断交”的决心来的，但内心深处，或许还藏着一丝连他自己都不愿承认的期待，期待二伯能给他一个合理的解释，期待一切只是个误会。

车子在市里的长途汽车站停下。喧嚣的人声和车流声瞬间将我们包围。和我们那个安静的小县城相比，这里的一切都显得那么庞大、快速和冷漠。父亲显然有些不适应，他下意识地抓紧了手里的布袋。

我拿出手机，准备给二伯打电话。父亲却按住了我的手：“别打。我们直接去他家。”

“爸，我们不知道他家具体在哪一栋啊。”

“我知道。”父亲的回答让我很意外，“前年他乔迁的时候，给过我地址，我记下了。”

我心里一沉。原来他一直记着，只是从来没去过。这个地址，就像一个坐标，标记着他们兄弟俩渐行渐远的距离。

我们倒了两趟公交车，才找到二伯家所在的那个高档小区。小区门口有保安站岗，看起来很气派。父亲站在门口，抬头望着那一栋栋高耸的楼房，久久没有说话。这里的每一扇窗户后面，都住着一个家庭，但没有一扇，是为我们敞开的。

我能感觉到父亲的局促。他下意识地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领，又拍了拍裤子上的灰尘。那个在家里拍着桌子怒吼的男人，此刻站在这个陌生的环境里，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我深吸一口气，走上前，对保安说我们是去找亲戚的。报上二伯的名字和房号后，保安打了个电话确认，然后才放我们进去。

电梯平稳地上升，数字在不断地跳动。我和父亲都没有说话，狭小的空间里，只能听到彼此的呼吸声。我的心跳得很快，像是即将奔赴一个未知的战场。

电梯门打开，我们站在了二伯家的门口。那是一扇厚重的红棕色防盗门，门上贴着一个大大的“福”字，崭新而鲜亮。父亲举起手，悬在半空中，却迟迟没有敲下去。

就在这时，我拿出手机，准备给堂弟李明打个电话，让他有个准备。可还没等我拨号，手机就震动了一下。“哥，你们是不是来市里了？千万别去我家，也别给我爸打电话！他在医院！”

第五章 紧闭的门与虚掩的真相

“在医院？”我失声叫了出来。

父亲猛地转过头，盯着我的手机，眼神里充满了惊愕和担忧：“谁在医院？你二伯？”

我连忙把手机递给他看。父亲凑过来，眯着眼睛，一字一句地读着那条短信。他的手开始微微颤抖，脸上的愤怒和决绝瞬间被慌乱所取代。

“怎么回事？他得什么病了？”父亲急切地问，声音都变了调。

我立刻给李明回拨过去。电话很快就通了，背景音里很嘈杂。

“明子，到底怎么回事？二伯他怎么了？”

李明的声音听起来疲惫不堪：“哥，你和我大伯在哪儿？先别急。我爸……他没事，不是生病，是……唉，是有点别的事。你们先找个地方待着，我忙完这边就过去找你们。”

“到底是什么事，你现在不能说吗？”我追问道。

“电话里说不清楚。你们千万别来医院，也别去我家，我妈现在情绪也不好。听我的，哥，找个宾馆住下，等我电话。”李明说完，那边似乎有人叫他，他匆匆忙忙地挂了电话。

我和父亲面面相觑，站在二伯家门口，进退两难。刚刚还剑拔弩张的气氛，被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彻底打乱了。父亲心里的那团火，仿佛被一盆冷水浇下，只剩下了一缕夹杂着焦虑和困惑的青烟。

“走，去医院。”父亲当机立断，转身就往电梯口走。

“爸，明子让我们别去。”

“他是他，我是我！你二伯都进医院了，我这个当哥的能不去看看？天大的事，还能比人的身体重要？”父亲的语气不容置疑。

我拗不过他，只好又给李明发了条短信，问他在哪个医院。

等了几分钟，李明回了地址：市中心医院。

我们又匆匆忙忙地赶往医院。医院里人满为患，消毒水的味道弥漫在空气中，让人感到一阵压抑。我们好不容易才在住院部打听到，二伯并不在病房名单上。

我心里越来越不安，拉住一个护士又问了一遍。护士查了半天，最后说：“今天是有个叫李国栋的来过，在急诊，处理完就走了，没住院。”

没住院？那李明为什么说他在医院？

我和父亲站在嘈杂的走廊里，像两个无头苍蝇。父亲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他靠着墙，大口地喘着气。从昨天到今天，他几乎没怎么合眼，情绪又大起大落，身体已经有些吃不消了。

我扶着他在走廊的长椅上坐下，给他倒了杯水。

“爸，您别急。我看二伯应该没什么大事。咱们先找个地方休息一下，等明子的电话。”

父亲没说话，只是呆呆地看着医院里来来往往的人。那些穿着病号服的，推着轮椅的，脸上都写满了焦虑和痛苦。在这样的环境里，个人的那点委屈和计较，似乎都变得渺小起来。

我心里暗想，或许二伯是真的遇到了什么难处。他那种要强的性格，如果不是万不得已，肯定不会让家里人知道。他不对我们说，也许不是疏远，而是一种他自认为的“体面”，不想让我们为他担心，不想让我们看到他狼狈的一面。

我们从中午一直等到傍晚，李明才打来电话。他让我们在医院门口等他。

十几分钟后，一辆出租车停在我们面前，李明从车上跳了下来。他看起来憔悴了很多，眼窝深陷，胡子拉碴的。

“大伯，哥。”他快步走过来，脸上带着歉意，“对不起，让你们久等了。”

“你爸到底怎么了？”父亲站起来，一把抓住他的胳膊。

李明叹了口气，说：“咱们找个地方边吃边说吧，你们肯定也饿了。”

他带我们去了附近一家小饭馆，找了个包间坐下。点了几个菜，李明才开口，声音沙哑地说：“我爸他……单位出事了。”

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李明断断续续地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我们。

原来，二伯所在的单位，最近正在进行人事调整。二伯本来以为自己这次能再往上走一步，没想到，不仅没能晋升，反而因为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和新来领导的排挤，被要求提前“退居二线”。

这对视事业如生命的二伯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靂。他一辈子心高气傲，把自己的位置和面子看得比什么都重。这突如其来的打击，让他彻底垮了。

“我爸他想不通，跟新领导拍了桌子，结果血压一下子就上来了，今天上午在办公室晕倒了，才被送到了医院。”李明说，“医生说没什么大碍，就是急火攻心，需要静养。”

我跟父亲都听傻了。我们一直以为二伯是春风得意，高高在上，却没想到他正经历着这样的人生低谷。

“他……他怎么不跟家里说？”父亲喃喃地问，声音里充满了自责。

“他的脾气你们还不知道吗？”李明苦笑了一下，“他觉得这是丢人的事，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尤其不想让你们知道。他怕你们……笑话他。”

怕我们笑话他。

这几个字像针一样，狠狠地扎进了我父亲的心里。

父亲低下头，看着自己粗糙的双手，沉默了。我看见他的眼眶湿润了，有泪水滴落在桌面上。他不是在为自己受的委屈而哭，而是在为自己的亲弟弟，那个打肿脸充胖子的、可怜又可悲的弟弟而心疼。

所有的怨气，在这一刻，都烟消云散了。剩下的，只有血浓于水的牵挂和担忧。

“他现在在哪儿？”父亲抬起头，问道。

“回家了。我妈陪着他。”

父亲站起身，拿起那个装着土特产的布袋，对我说：“小建，走，我们去看看你二伯。”

这一次，他的脚步无比坚定。不再是为了质问，而是为了探望。

第六章 一瓶酒与两兄弟

我们再次来到二伯家门口。

这一次，是李明开的门。屋里的灯光很暗，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药味。二伯母迎了出来，她看到我们，先是一愣，随即眼圈就红了。

“大哥，你们……怎么来了？”她的声音带着哭腔。

“来看看国栋。”父亲把手里的布袋递过去，语气平静而温和。

二伯正半躺在客厅的沙发上，盖着一条毯子。他穿着睡衣，头发凌乱，脸色蜡黄，完全没有了往日的神采。听到声音，他挣扎着想坐起来，看到我们，脸上闪过一丝极其复杂的神情，有惊讶，有尴尬，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狼狈。

“大哥……你怎么来了？”他的声音很虚弱。

父亲没有回答，径直走过去，在他对面的沙发上坐了下来。他仔细地端详着二伯，像是要从他憔悴的脸上，找出过去的影子。

客厅里陷入了长久的沉默。二伯母和李明站在一旁，手足无措。我能感觉到空气中那种尴尬又压抑的气氛。

最终，还是父亲先开了口。

“身体要紧。”他说，声音不大，但很有分量，“天大的事，也没有身体重要。官没了，可以不当。工作没了，可以歇着。人要是没了，就什么都没了。”

二伯低着头，没有说话，只是紧紧地攥着身上的毯子。

父亲从我手里拿过他从家里带来的那瓶茅台酒，放在茶几上，又从厨房拿了两个杯子。他拧开瓶盖，给自己倒了一杯，也给二伯倒了一杯。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憋屈。”父亲把酒杯推到二伯面前，“喝一杯吧。喝下去，发泄出来，就好了。”

二伯抬起头，看着眼前的酒杯，眼眶一下子就红了。他伸出手，颤抖着端起酒杯，一饮而尽。辛辣的酒液呛得他剧烈地咳嗽起来，眼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大哥！”他终于崩溃了，像个孩子一样失声痛哭，“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啊！”

他一边哭，一边断断续-续地诉说着自己的委屈和不甘。他说自己为了工作，如何兢兢业业，如何得罪了人；他说那个新来的领导，如何排挤他，如何给他穿小鞋；他说自己感觉天都塌下来了，一辈子的奋斗都成了个笑话。

父亲就那么静静地听着，时不时地给他添上酒。他没有说一句安慰的话，也没有说一句责备的话。他只是陪着他，像小时候一样，在他最需要的时候，陪在他身边。

二伯母和李明也忍不住抹着眼泪。我站在一旁，看着眼前的一幕，心里百感交集。我原以为会是一场激烈的争吵，没想到却是一场迟来的倾诉。我原以为是亲情的疏远，没想到是尊严的困境。

等二伯的情绪稍微平复了一些，父亲才端起自己的酒杯，看着他说：“国栋，你还记得小时候吗？你在外面跟人打架，被人打破了头，回家不敢跟爹娘说，是我偷偷拿家里的鸡蛋给你敷的。”

二伯点点头，泪眼婆娑。

“你还记得你刚参加工作，在乡里被人算计，是我骑着自行车跑了三十里地，找我的老战友帮你说话的吗？”

二伯又点点头。

“我这个当哥的，没多大本事。”父亲喝了一口酒，声音有些哽咽，“给不了你大富大贵，也帮不了你升官发财。但是，只要你还是我弟弟，这家的大门，就永远为你开着。不管你是局长，还是个普通老百姓，你回来，我都有酒给你喝。”

说完，父亲把杯里的酒一饮而尽。

二伯看着父亲，嘴唇哆嗦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伸出手，紧紧地握住了父亲的手。那两只手，一只布满老茧，粗糙有力；一只曾经习惯了签字和握手，此刻却冰冷而颤抖。它们紧紧地握在一起，仿佛跨越了多年的隔阂与误解。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什么身份，什么地位，什么房子大小，在真正的亲情面前，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二伯之所以不来我们家，不是瞧不起我们，而是他无法面对那个不再风光的自己。他把自己困在了一个自己搭建的舞台上，当舞台倒塌时，他不知道该如何下台。

而我的父亲，用最朴实的方式，为他搭了一个台阶。这个台阶，叫做“家”。

第七章 回家的路与心里的光

那一晚，父亲和二伯聊了很久。

他们没有再提单位里的那些烦心事，而是聊起了小时候在村里掏鸟窝、下河摸鱼的趣事，聊起了早已过世的父母，聊起了各自的儿女。他们的声音不高，就在小小的客厅里回荡着，冲淡了屋子里的药味和愁云。

我和李明，还有二伯母，就在一旁静静地听着。我看到二伯的脸上，渐渐有了血色，眼神里也重新有了一点光。他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李局长，也不是那个失意落魄的中年男人，他变回了李建国的弟弟，李建的二伯。

快到午夜的时候，父亲站起身，说：“行了，不早了，我们该回去了。”

二伯急忙拉住他：“大哥，别走了。今晚就在这儿住下，家里有地方。”

父亲摇了摇头，笑了笑：“不了，我们订了宾馆。你好好休息，养好身体。别胡思乱想，多大的坎儿都能过去。”

二伯坚持要送我们下楼。他披上一件外套，跟着我们一起走进电梯。在电梯里，他忽然对我说：“小建，大伯的生日，我没能回去，是二伯不对。你回去替我跟他说，等我好利索了，一定回去给他磕头赔罪。”

我点点头：“二伯，我爸都明白了。您别想太多。”

送到小区门口，二伯拉着父亲的手，久久不愿松开。路灯下，我看到他们俩的鬓角，都有了白发。那一刻，我深深地感觉到，岁月不饶人，亲情贵在珍惜。

回去的路上，父亲一直很沉默。直到快到宾馆时，他才忽然开口，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我说：“其实，我早就该想到的。他那个人，顺风顺水的时候，尾巴能翘到天上去。一遇到事，就自己一个人硬扛，把所有人都推开。”

我“嗯”了一声。

“他不是瞧不起我们，”父亲继续说，“他是瞧不起他自己。”

我心里一震。是啊，父亲其实什么都明白。他之所以那么愤怒，那么失望，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心疼这个不让人省心的弟弟。

第二天，我们坐上了回县城的汽车。来的时候，车厢里是压抑的沉默；回去的时候，气氛轻松了许多。父亲靠在椅背上，甚至还打起了轻微的鼾声。这两天，他太累了。

阳光透过车窗照在他的脸上，我看到他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我知道，他心里的那个结，已经解开了。

回到家，母亲正焦急地等着我们。看到我们平安回来，她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父亲把市里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母亲。母亲听完，也是红着眼圈，不住地念叨：“可怜的，怎么不早说呢……”

生活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父亲依然每天去菜市场，擦拭他的自行车，看他的报纸。但有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他不再唉声叹气，也不再盯着门口发呆。他的脸上，重新有了笑容。

半个月后，一个周六的上午，门铃突然响了。

我去开门，门外站着的，是二伯和二伯母，还有堂弟李明。二伯的手里，提着大包小包的礼品。他的气色好了很多，虽然看起来还是有些清瘦，但眼神已经恢复了神采。

“小建。”他冲我笑了笑，那笑容，像极了小时候在老家院子里，他悔棋时那副赖皮又亲切的样子。

父亲和母亲闻声从屋里走出来，看到他们，都愣住了。

“大哥，嫂子。”二伯走上前，把东西放在地上，然后看着我父亲，郑重其事地说，“我来给大哥补过生日，赔罪来了。”

父亲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他走上前，捶了一下二伯的肩膀，骂道：“你个混小子，来就来，还带什么东西！”

那一天，我们家小小的客厅，从来没有那么热闹过。屋子虽然拥挤，但每个人的心里都觉得无比宽敞。饭桌上，父亲和二伯又像从前一样，你一杯我一杯地喝着酒，聊着天。

我看着他们，心里忽然明白了一个道理。家是什么？家不是多大的房子，多高的地位。家是那个无论你在外面是风光还是落魄，都愿意为你留一盏灯、温一壶酒的地方。亲情是什么？亲情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它是在你最脆弱、最不堪的时候，给你支撑和理解的力量。

二伯后来真的退居二线了。他好像一下子闲了下来，反而有了更多的时间。他会时不时地开着车，带着二伯母来我们家，有时候住上一晚。他不再提单位的那些事，而是迷上了养花和钓鱼，经常和父亲交流心得。

而我，作为这一切的亲历者，也对生活有了更深的感悟。我依然在我平凡的教师岗位上，认真地备好每一节课，关心每一个学生。我懂得了，真正的尊严，不是来自于别人的眼光，而是来自于内心的踏实和坦然。就像我的父亲，他一辈子都是个普通的工人，但他用他的质朴和善良，维护了一个家的完整和温暖，他比谁都活得有尊严。

又是一个周末，阳光正好。我看见父亲和二伯，正并排坐在阳台上，侍弄着一盆君子兰。阳光洒在他们花白的头发上，温暖而祥和。我知道，生活总会有风雨，但只要家还在，心里的那束光，就永远不会熄灭。

来源：华姐一点号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