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唐宋两朝常被并称为中华文明的巅峰，唐朝武德充沛，灭国无数，而北宋经济文化发达，国家空前繁荣。我们今天回顾历史，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很容易就直观感觉强唐弱宋，但是站在宋人的角度，又是不同的情形。
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唐宋两朝常被并称为中华文明的巅峰，唐朝武德充沛，灭国无数，而北宋经济文化发达，国家空前繁荣。我们今天回顾历史，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很容易就直观感觉强唐弱宋，但是站在宋人的角度，又是不同的情形。
但北宋文人对唐朝的评价却呈现出微妙的矛盾心理，既有对盛唐气象的追慕，又暗含深刻的批判意识。这种看似悖论的态度，实则植根于北宋特殊的社会文化土壤，是政治制度转型、思想潮流更迭、文化自信重塑等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
北宋文官集团
一、政治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北宋立国之初便以"矫唐末五代之弊"为政治纲领。在士大夫眼中，唐朝的衰亡源于其制度设计的致命缺陷：节度使制度导致"藩镇割据，尾大不掉"（《新唐书·兵志》），科举取士"浮华少实"（司马光《贡院乞逐路取人状》），后宫干政、宦官专权更被视为王朝溃烂的脓疮。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直言："唐之亡，亡于制度之失。"这种制度批判在宋初《资治通鉴》的编撰中尤为明显，司马光通过"臣光曰"的史评形式，系统剖析了唐朝在中央集权、财政管理、军事部署等方面的结构性矛盾。
宋人刻意构建的"祖宗之法"，本质上是对唐朝制度的反向修正。通过"强干弱枝"的军事部署、"三衙统兵"的军权分割、"转运使"制度的财政中央化，北宋建立起比唐朝更为精密的国家机器。苏轼在《策别》中的论断颇具代表性："唐制似疏而实漏，宋法则密而有伦。"这种制度优越感，使得北宋士人常以"补唐制之阙"自诩。
在宋朝人看来，唐朝宰相 “权柄过重，易生奸邪”，因此北宋刻意分割相权 ， 设 “参知政事” 为副相（分行政权）、“枢密使” 掌军权（分军事权）、“三司使” 掌财权（分财政权），让宰相无法独揽大权。
宋朝军事制度
二、思想文化的范式转换
唐代文化的开放包容在北宋遭遇价值重估。宋人笔记中常见对唐人"胡风盛行"的讥讽，沈括《梦溪笔谈》批评唐乐"杂以夷狄之声"，朱熹更指斥唐人"不知礼法之大防"。这种文化保守主义倾向，与北宋儒学复兴运动密切相关。当二程构建理学体系时，刻意将唐代定义为"道统中断"的时期，韩愈《原道》虽倡儒学复兴，但其思想深度被宋儒认为"犹有所蔽"（《二程遗书》）。
在文学领域，宋人对唐诗的超越意识尤为明显。欧阳修《六一诗话》虽尊杜甫为诗圣，却指出晚唐诗"气格卑弱"；苏轼提出"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书吴道子画后》），实则是以终结者姿态为唐诗盖棺定论。江西诗派"点铁成金"的创作理论，更彰显宋人"以学问为诗"的审美转向。
三、社会经济的批判视角
北宋士大夫对唐朝的经济政策持有严厉批评态度。杨炎"两税法"被指为"聚敛之术"（李觏《富国策》），唐人"奢靡无度"的消费风气在《涑水记闻》等笔记中屡遭鞭挞。这种批判背后，是北宋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带来的价值观变革。当开封的交子、会子取代了唐朝的绢帛交易，当市舶司年入超唐代十倍时，宋人自然将唐朝视为经济治理的反面教材。
北宋繁华
范仲淹在《四民诗》中构建的"农商并重"理论，本质上是对唐朝"重农抑商"传统的否定。张方平《食货论》更系统比较唐宋财政，指出唐制"取民无度"而宋法"取之有节"。这种经济伦理的重塑，使得北宋文人常以"田制不立"为由贬低唐朝的治理水平。
四、历史记忆的选择性建构
宋人对唐朝的认知存在显著的"选择性记忆"。官方史书刻意强化安史之乱、黄巢起义等负面记忆，而淡化贞观之治的开创性意义。《新唐书》编纂者欧阳修、宋祁通过"削藩镇传""立奸臣传"等体例创新，构建起"唐亡于内乱"的历史叙事。这种记忆塑造在熙宁变法时期达到高潮，王安石团队常以"唐末弊政"为变法张本，如《上五事札子》直言："不为唐季之续，则当变法。"
唐朝府兵制度
在宋朝人看来，唐朝自 “安史之乱” 后，藩镇节度使掌握地方 “军政财三权”（可自行征兵、征税、任命官员），形成 “尾大不掉” 的割据势力（如河朔三镇 “父死子继，不向朝廷缴税”），最终直接导致唐朝分裂、五代乱局。
这种批判的直接结果，是北宋推行 “强干弱枝” 政策：将地方精锐编入中央禁军（地方仅留老弱残兵）、派文官任知州（取代武将掌地方行政）、设转运使收地方财权 ，本质是 “用制度堵上唐朝藩镇的漏洞”。
北宋时期，宋人认为自己的政治稳定，一百多年来没有出现过唐朝时期的一些严重问题，如后宫篡位、宦官专权、儿子逼迫父亲当太上皇等情况。宋人认为自己的盛世持续了一百多年，不像唐朝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那样，只有二三十年。而且，宋朝人普遍认为唐朝皇室有鲜卑血统，整个王朝有夷狄之风，缺乏纲常伦理。
五、从太祖开始的政治主张
宋太祖在评价唐太宗李世民，大凡帝王举动，贵其自然。朕览唐史，见唐太宗所为，盖好虚名者也。每为一事，必豫张声势，然后行之，贵传简册，此岂自然乎！北宋作为 “五代乱局终结者” 的政治理性 ， 它没有沉溺于对唐朝盛世的向往，而是直面唐朝留下的 “历史坑洞”，并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 “稳定优先” 的治国道路。从历史结果看，北宋虽无唐朝的武功，却实现了 “内部长期稳定”。
唐末藩镇割据
北宋以文治国，对唐朝的很多弊政都进行了大规模批判。不仅仅是宋太祖，很多宋代文人，也并没有对唐朝进行肯定。北宋文人（如欧阳修、司马光）在总结历史时，会尖锐批判唐朝的藩镇、宦官问题（如《新唐书・藩镇传》称 “安史之乱后，天下分裂，纪纲荡然”）。这种 “批判弊端” 被后人误读为 “否定整个唐朝”，但实际上，北宋批判的是唐朝的 “制度漏洞”，而非否定其贞观、开元的治世成就。
但离谱的是，北宋文人私下却对唐代文化充满怀旧情绪。米芾痴迷晋唐书法，徽宗摹写唐人绘画，《太平广记》收录大量唐传奇，这种公私领域的认知分裂，恰说明"贬唐"本质上是北宋文化自信建构的策略性选择。当南宋陆游感叹"唐人多拙朴"时（《老学庵笔记》），其实暗示着宋文化已实现真正的代际超越。
唐末战乱
历史的评判从来都是时代精神的投射。每个王朝都需要通过剖析前朝的失败，找到自身的生存之道，北宋对唐朝的批判，正是这一历史逻辑的典型体现。唐朝末年的政治腐败和战乱频繁导致了国家经济困难，政府采取增加税收和征收苛捐杂税的方式填补国库，使得百姓生活更加困苦。而北宋刚建立时，国家蒸蒸日上，对比之下北宋人相对轻视唐朝。
北宋对唐朝的批判性认知，既是新兴王朝确立合法性的需要，更是中华文明内在更新的思想历程。这种"否定中的继承"，最终催生了更具内省特质的宋型文化，也为后世理解唐宋变革提供了独特的观察视角。正如陈寅恪所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而这份文化自信的底色中，正包含着对前朝深刻的反思与超越。
来源：俇攘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