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出版的《安史之乱：历史、宣传与神话》一书，富有雄心地重新梳理了唐朝前期和中期的权力政治、央地关系和军事战略，剖析了安史之乱爆发的深层次原因，打破了传统历史记述中对于这一转折性事件的呆板、单一化解释，得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

新出版的《安史之乱：历史、宣传与神话》一书，富有雄心地重新梳理了唐朝前期和中期的权力政治、央地关系和军事战略，剖析了安史之乱爆发的深层次原因，打破了传统历史记述中对于这一转折性事件的呆板、单一化解释，得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

包括历史教科书和许多知名历史学者的叙述，安史之乱是因为唐玄宗晚年昏庸，先后任用李林甫和杨国忠两大奸相，并错误放纵了帝国东北方向，也就是华北边境的藩镇做大，最终酿成兵祸。这种简单化的解释，颇为牵强，也很难很好地解释当时的历史现象。比如，安禄山为何能获得河北地区的士子效忠。

安禄山、史思明为何受到拥戴

实际上，史家意识到，唐朝朝廷定义为大逆不道的叛臣，也就是正统史家宣示为逆贼的安禄山、史思明在河北地区深孚人望，甚至叛乱结束后很久，当地民间还有人给此二人立庙，河北民间有着大量的同情者。

书作者就此进行挖掘梳理指出，唐朝与之前的隋朝、北周一样，核心支持力量是被称为关陇集团的军政集团所建立的。北周灭亡北齐后，将河北纳入统治，但河北地区的世家集团力量庞大。因而，隋文帝杨坚篡位前，以平息尉迟迥叛乱为由，大肆屠戮河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邺城。而隋炀帝杨广在位期间，开凿大运河和远征高句丽一个重要的目标，也是削弱领先关中太多的河南、河北地区。唐高祖李渊平定窦建德河北义军，同样有过暴烈手段。

尽管唐太宗李世民吸收了部分关东士族，包括魏徵、房玄龄、徐世勣等，但河北、河南的寒门庶族、底层汉人甚至中上级士族，仍然主要被隔绝在权力体系之外，影响力和政治参与空间远逊于关陇贵族。书中指出，到了唐朝后期，河北民间仍有偷偷祭祀窦建德的夏王庙。

《安史之乱：历史、宣传与神话》书作者梳理指出，唐朝经由贞观年和其后的承平年代，经济平稳发展，东南地区与关中地区的经济联系紧密，前者为后一地区输出稻米，产量远超河北地区。东南地区的民众通过从商，与关陇地区的贵族以及中下层地主的利益联系非常密切，因而会下意识地支持帝国的统一和完整。毕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大市场。

但河北地区的民众就不得不面临经济地位相对下降，当地出产的粮食、绢帛和马匹，附加值相对较低，要实现阶层跨越，比较理想的选择就是从军，并就近进入华北北部防范契丹、突厥、奚人的藩镇。

然而，帝国的防御重点并不在华北、东北，而是西域和吐蕃。西域展现唐帝国的雄心，是打通中西商路、铺设唐皇威严的关键。而吐蕃则致力于与唐王朝竞争陇西和西域。唐王朝源源不断地将西南、东南所产的粮食、布帛和兵员送入西北边疆各镇，而分到河北的范阳、平卢两镇的则少之又少，且主要由河北当地供给。不仅如此，河北不仅要自己供养就近的藩镇，还要输出粮食和布帛给西北边疆。

安史之乱后，河北地区获得了事实的半独立地位，当地居民反而不需要参与对西北边疆的供养，税收徭役负担均大大减轻。此消彼长之下，当地居民对于唐王朝的离心倾向更加明显，更致力于拥戴割据藩镇。

书作者指出，唐玄宗其实很清楚河北的寒门庶族、底层汉人，以及越过长城归附的胡人对于王朝的离心倾向，但自信可以通过军力进行控制。但皇帝显然没有意识到，河北以北的草原地区在开元末、天宝初连续经过多次火并，草原部族力量被大量削弱，不得不增强对安禄山的依附。安禄山手下除了河北当地的汉人、胡人，还有新依附的突厥、铁勒、契丹、奚等部族。

所评图书：

书名：《安史之乱：历史、宣传与神话》

作者：张诗坪、胡可奇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5年8月

李林甫和杨国忠：奸相还是能臣？

唐初延续的府兵制，到了玄宗年间已经崩溃。府兵制其实就是赋予府兵这一职业兵员以田地，作为交换，府兵需要轮换到边镇服役。

但在武则天时代，以及后来的玄宗时代，世家大族掀起的土地兼并已经使得朝廷无力给予府兵田地，朝廷开始以充军罪犯作为府兵。府兵作为身份、工作，对于良家子已经毫无吸引力。

这也使得唐王朝不得不转为采用职业士兵加屯田模式。

唐玄宗雄才大略，下定决心要出击越来越嚣张挑衅的吐蕃，并增强唐王朝在西域的军事存在，以防止大食帝国东侵。

但要实现这样的大战略，一来需要足够的粮草供给，二来需要花钱，三来需要不断征集足够多的兵员。书作者指出，玄宗皇帝因而致力于猛烈地扩大纳税人口、服役人口。

这就直接指向与世家大族争夺人口，清理隐户。开元前期的能臣宇文融就很好地贯彻了皇帝要求的“括户括田”，将帝国的纳税人规模从300万左右，增加了80多万。当然，这一过程中，肯定存在贪腐，也肯定会出现冤假错案，书作者指出，在史书上以贤相角色出现的张说、张九龄就是如此，他们瞄准宇文融的政策运行，千方百计挑错，成功让对方下台。但无论是张说还是张九龄，自己根本担负不起皇帝赋予的使命。

开元二十四年（736），李林甫被任命为右相，一方面继续括户括田，又增加了400多万纳税人。另一方面还主持进行了财税改革，即租税折纳改革——也就是各地运往首都，用以运往各镇的粮食，均折算为布帛或铜钱，因此降低了运输成本，然后再统一购买粮食法王边疆。李林甫还主持编纂了标准，也就是布帛和铜钱的分级核算标准。

书作者指出，李林甫出任宰相后，玄宗年间对西用兵次数显著增加。哥舒翰率兵强攻吐蕃的石堡城，还在青海湖-日月山一线建造了多个军城；高仙芝在今天的新疆和重要地区频繁作战，征服了巴基斯坦北部、乌兹别克斯坦的多个小国。而在帝国东线，安禄山带着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联军，深入辽西与契丹作战。在帝国西南，唐王朝多次与南诏作战。

李林甫死后，杨国忠成为宰相。书作者指出，杨国忠的晋升，确实有赖于杨贵妃举荐。但更主要的原因仍然在于杨国忠的经济政策能力。

《安史之乱：历史、宣传与神话》书作者指出，杨国忠上台后，就主持了一场应对财政和经济危机的改革。

唐高宗年间一直到玄宗年间，货币铸造成本越来越高，钱越来越多而逐渐贬值，以至于劣币驱逐良币——朝廷降低铜币中的含铜量，而民间也予以效仿。这种情况下，人民就主动选择布帛作为货币。李林甫曾尝试过用绢帛库存收购市面上的铜钱，来稳定币值。而杨国忠的思路截然不同，则是拿出大量足额制造的良币，兑换民间的伪劣铜钱。然后改进铸币流程，大幅降低铸币成本，在全国主要产铜地广建专业铸炉，使得劣币最终要么被回收，要么被迫退出流通市场。

书作者援引史料记载指出，杨国忠继任李林甫的相位，时间虽然不长，但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和支出都在增长。

当然，杨国忠确实并不足以因其财税能力而称为贤相。他摒弃了之前李林甫对于安禄山等异族边将的控制使用、恩威并用做法，频繁对安禄山进行挑衅，整治敲打的力度最终击碎了安禄山的心理防线。

来源：渝川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