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1部队“防疫”面具的暴行真相：溥仪沉默背后，傀儡还是共谋者

摘要：在日军侵华十四年的历史中，犯下了累累罪行。其中，驻扎在东北哈尔滨的日本关东军731部队，打着“防疫”和“给水”服务的牌子，实质却是披着羊皮的狼，将数以万计的中国人、苏联人、朝鲜人推入细菌武器实验和研发的人间地狱，创下了人类历史最黑暗一幕！

在日军侵华十四年的历史中，犯下了累累罪行。其中，驻扎在东北哈尔滨的日本关东军731部队，打着“防疫”和“给水”服务的牌子，实质却是披着羊皮的狼，将数以万计的中国人、苏联人、朝鲜人推入细菌武器实验和研发的人间地狱，创下了人类历史最黑暗一幕！

但731部队的细菌武器实验研究基地，就是驻扎在统治东北的伪满洲国之内。于是，很多人好奇，伪满洲国的最高元首——溥仪皇帝，为什么对731部队屠杀中国人，反人类的暴行如此沉默不语呢？

尤其是溥仪在1949年伯力审判中，面对苏联检察官质问731部队时候，竟以“不知情”为由回避罪责。在这一件事上，他真的是毫不知情，还是一个被操控的傀儡，或者暗中当了帮凶？今天，本文就以历史文献资料为基础，拨开历史迷雾，揭开那一段历史的真相。

731部队，全称就是“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从名义上来看，就是为关东军和伪满洲国民众提供防疫疾病，以及净水、给水的公共服务机构，但实质却是挂羊头卖狗肉，专门干活人做细菌武器研究材料的罪恶勾当！

当时731部队在哈尔滨平房区建立庞大的实验基地，每年都要消耗约600名“马路大”（日语“圆木”，指实验用的活人），这些实验的活人大多是中国人、苏联人和朝鲜人。这些无辜受害者，在意识清醒状态下却被731部队成员用在细菌武器实验上，可谓是违背了科学伦理和人道主义精神！

根据统计，731部队细菌武器的生产规模上，1941年每月可生产霍乱菌160公斤、鼠疫菌540公斤、炭疽菌等致命病原体数百公斤等。

731部队最丧心病狂，就是把细菌武器应用在中国战场上。如用飞机撒带病菌的跳蚤，还用炮弹扔感染鼠疫的尸体，撤离的时候还故意弄脏水源和土地，造成疫情大规模爆发。

如1940年，石井四郎亲自指挥在浙江宁波投放霍乱跳蚤，结果造成该地区持续七个月鼠疫、霍乱等瘟疫的爆发，大量中国居民和士兵因病死亡。

末代皇帝溥仪，为什么对驻扎在伪满洲国731部队的暴行视而不见呢？背后是他一个末代皇帝从复辟梦，到提线木偶的堕落。

溥仪是清朝末代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帝，一生三次登基，又三次退位。但是在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他的“皇帝”头衔已经名存实亡。

当1924年，当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溥仪和满清皇族已经被彻底赶出了紫禁城。无奈之下，溥仪和皇后、妃子以及满清皇族遗老遗少，只能居住在天津的租界。

溥仪虽然是末代皇帝，但身上依然流着满清皇族的血脉，怀着复辟清朝大业，重振祖上荣耀的梦想。同时，在天津的租界，许多满清皇族遗老遗少、军阀政客都对他灌输“复辟大清帝业”的幻想，日本人也看中他末代皇帝的身份，欲想扶持为傀儡政权的代言人，派日本特务频繁与溥仪接触，承诺帮助他“恢复祖业”。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迅速占领中国东北，计划建立一个傀儡政权。关东军高层领导认为，溥仪作为前清皇帝，东北又是满清贵族的发源地，在东北具有影响力，乃是伪满洲国“元首”的最佳人选。

于是，1932年2月，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亲自到天津游说溥仪，承诺让他成为伪满洲国的皇帝，允许他恢复满清穿龙袍、行跪拜礼等大清的祖制，保障他的安全，享受皇帝一样的生活待遇。

后来，溥仪也在回忆录中承认：

“我明知道日本人不怀好意，但我太想当皇帝了，哪怕只是个空架子！”

于是，1932年3月1日，溥仪正式担任伪满洲国的“执政”；在1934年3月1日，在日本人筹备下，他登基称帝，年号为“康德”。

但日本让溥仪当皇帝，不是为了复辟满清，却是扶持傀儡政权。这一次溥仪的皇帝登基，令他逐步沦为日本军国主义统治东北的代理工具。

如溥仪登基后，连日常办公都需要关东军“御用挂”（侍从官）全程监督。他在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坦言，签署的每一份文件，都是关东军拟好的；任命的每一个官员，都需要关东军点头。他的角色，就是一个象征性元首的存在，伪满洲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大权都是由驻扎在东北的关东军掌控。

但溥仪无实权的角色，并不代表一点关系都没有。溥仪是日本统治东北政权的“行政”，也是日军殖民统治，对东北民众实现暴政的参与者。如731部队的核心基地选址在哈尔滨平房区，是经过伪满洲国政府文件同意，是有明确史料支撑的。

1933年，关东军就向伪满洲国的“国务院”下达指令，要求清理哈尔滨平房区的居民，划为军事禁区。

于是，《伪满洲国国务院档案·第157卷》记录，当时伪满洲国的“民政部”就组织警力，强行驱逐当地2000余名中国居民，拆毁房屋近万间，把哈尔滨平房区的将近30余平方公里土地移交给731部队。

731部队日常需要的粮食、运输车辆、药品，都由伪满洲国经济部、交通部专项调配。

如根据伪满财政部的《军费支出台账》，1941-1945 年，伪满政府每年向 731 部队拨付 “特别经费”，大约500 万伪满元。这一笔资金是经过溥仪签字和批准的。

根据当时的汇率，500 万伪满元相当于 300 万日元，足够购买 20 架零式战斗机。但这些钱最终都变成了残害中国人的实验器材，以及日军投放中国战场，杀害中国人的细菌武器。

最关键，就是731部队抓捕的实验材料（被称为“马路大”的无辜民众），就是伪满洲国提供的。如吉林省档案馆保存的 1942 年《伪满国务院秘档》显示，1942年3 月，溥仪亲自签署“第 157 号指令”，批准将“反满抗日分子”移交“关东军特殊部队处置”。

溥仪这一份指令的接收单位，正是731 部队的前身——“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在档案的附件中的《特别移送名单》明确记载，1942 年 4 月至 12 月，共有 143 名抗日志士被“移送”至平房基地，最终无一生还。

溥仪在1943 年 4 月签发的“关东军军令特甲第 97 号”密件中，溥仪亲笔批示“准予特别处置”，这个特别处置，就是把东北地区大约百余名抗日情报人员，都押送至哈尔滨平房区，也就是731的人体实验室做实验材料。有资料证明，1940 - 1945 年间经溥仪对批准的抗日分子“特殊处理”案例，就是送到731部队的多达 1732件。

溥仪对731部队的黑暗运作，不可能一无所知，伪满首都新京（长春）距731部队总部平房仅240公里。在1942年，溥仪曾经以“伪满洲国皇帝”身份视察过731部队。后来，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期间，他承认这一次视察。但在《我的前半生》中，却对这一次视察轻描淡描地写道：

“我看到一些穿白大褂的人在忙碌，但具体做什么并不清楚。”

但是，溥仪如此轻描淡写，与731部队的实际运作模式却是明显不相符合，本质也是对731暴行的漠视。

实际上，731部队在哈尔滨平房区的实验基地，规模庞大得超乎想象。里面焚尸炉、监狱、实验室冰冷诡异的实验仪器，细菌武器研究的器材都是应有尽有，绝对不是普通的防疫和“给水”的机构。

但溥仪对如此阴森恐怖的731实验基地，都是轻描淡写、沉默不语，在心理也是默认了日军暴行的存在……

最为关键，就是溥仪的御医黄子正（又名黄子政），本身就是731部队的成员。黄子正不仅是溥仪的贴身医生，还负责向731部队提供“医疗协助”，甚至参与过人体实验的医学记录。日本战俘后来回忆，731部队每月向御医黄子正递交活体实验报告。

溥仪不可能对身边亲信的活动一无所知，这一切都证明溥仪和731部队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是在国际审判中，溥仪的沉默和轻描淡写，表现又反映出他复杂的心理和立场。

如溥仪在1946年东京审判中供述，他曾参观731部队附属医院，但“未被告知实验内容”。但是，731部队第二任部队长北野政次在1954年供述，溥仪对细菌战“完全知情”。这一切，都证明溥仪和731部队存在必然关系。虽然他是傀儡皇帝，但对731部队的罪恶活动都是一清二楚。他的签字和批示，也代表亲自参与到731部队的暴行活动之中。

可是，溥仪却选择了沉默，任由731部队继续进行这些惨无人道的实验，任由无数中国平民的生命在痛苦中无辜消逝，这一切都是权力依赖与道德怯懦的双重产物。

溥仪虽然是伪满洲国皇帝，实质一个傀儡皇帝，其权力都是依赖于日本。在伪满洲国期间，溥仪一切行为都受到日军的严密控制，如起居、出行、讲话内容都需要经过关东军参谋本部的批准，甚至婚姻生活都被溥仪严密控制。根据他的侍卫长工藤忠曾回忆：

“皇帝（溥仪）连会见客人都要事先得到关东军的批准。”

伪满洲国国务院档案（吉林省档案馆藏）显示，溥仪的行程、文件，均受到日本顾问控制。1940年731部队在吉林长春的农安县进行鼠疫实验时，溥仪正被“安排”访问日本，对疫情却是毫不知情。

但溥仪虽然是傀儡，却不代表没有完全选择的余地。他一直都愿意帮助日本殖民统治东北，帮助日本殖民和奴役东北民众。如1941年，他亲自撰写了《国本奠定诏书》，以伪满洲国最高元首的身份，鼓吹“日满一体化”，要求东北民众必需绝对服从天皇和关东军的统治。

当溥仪撰写的诏书被印发到了东北各地学校、工厂之后，自然成为日军在东北推行奴化教育的工作，也是731部队暴行的思想掩护工具。这就是说，既然“日满一体化”，那么为日本的大东亚战争，牺牲东北满洲人的生命和利益，也是理所当然了。

1943年，伪满洲国的军政部大臣于芷山，曾经向溥仪进言，请求停止对731部队移送特殊人员，认为会引起民众的恐慌和反抗。

但是，溥仪却在日记本上写道：

“于氏不识大体，若违逆关东军，朕之地位难保。”

之后，于芷山被调任到其他闲职，伪满洲国官员反对的声音由此消失。可以看到，溥仪内心是懦弱的，在维护东北民众利益和维护自身皇帝地位，选择了后者。

溥仪对731部队的暴行选择了沉默，在内心深处还是选择了维护皇帝的地位。他虽然是傀儡皇帝，但享受日本给予优渥的待遇，以及荣华富贵的生活，以及名义上至高无上的地位，自然不为民众的痛苦所动容，愿意看到普通民众在731恐怖实验中丧命。

因此，可以看到，溥仪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日本殖民东北一部分，为了利益和荣华富贵，失去良知和底线。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溥仪作为日本殖民东北的代言人，也被苏联红军俘虏。在1946年对日本战犯审讯的东京大审判中，他本来有机会揭露731部队的罪行，却只字未提细菌战。根据后来历史学家分析，因为溥仪曾经签署过伪满“防疫法”，默许过日军的行动。如果他主动指控日军731部队行动，在法律上就被认定为“帮凶”。

直到1949年12月底年苏联伯力审判，溥仪才在苏联压力下作证，的确有731部队反人类实验活动存在，但对细节问题依然回避。

可以看到，溥仪的沉默和视而不见，本质也是傀儡在刀尖上的自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