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腊月二十三，小区门口卖炸糕的大爷早早地支起了摊子。我刚从菜市场回来，手里拎着两条鱼和一把葱，那葱还是讨价还价了半天才便宜两毛钱。走到小区门口，就听见有人喊我，一回头，是大伯家的小弟。
我一辈子没见过大伯哭，直到那天在他家的破旧木箱里翻出了那本发黄的日记本。
这事还得从去年腊月说起。
腊月二十三，小区门口卖炸糕的大爷早早地支起了摊子。我刚从菜市场回来，手里拎着两条鱼和一把葱，那葱还是讨价还价了半天才便宜两毛钱。走到小区门口，就听见有人喊我，一回头，是大伯家的小弟。
“哥，爸让你去我家一趟，说有急事。”
我放下鱼和葱，掏出手机给媳妇发了条消息。不知道是手太凉还是怎么的，打了好几次才发出去。
十二月的风刮得人脸颊生疼。我们县城不大，从我家到大伯家走路也就二十分钟。一路上，小弟支支吾吾，问他大伯有什么急事，他就是不说。走到半路，突然下起了雪，小弟没带伞，就钻进了路边那个已经关门的彩票店屋檐下避雪。我拍了拍身上的雪，看了看小弟，他一脸为难地看着我。
“哥，我爸…他病了。”
大伯今年六十八，比我爸大三岁。自从我爸五年前突发心梗走了，大伯就常说自己身子骨硬朗，能活到九十岁。
大伯家住在老城区那边的筒子楼里，五层没电梯，他家在四楼。走到三楼的时候，听见楼上一阵咳嗽声，很重的那种，像是要把肺都咳出来。
我冲上去，看见大伯靠在门口的塑料椅子上，脸色发青，嘴唇发紫。旁边放着个用了十几年的暖水袋，已经冷了。
“老三，你来了。”大伯看见我，勉强挤出一个笑。
进了屋，一股霉味夹杂着药味扑面而来。屋子里很乱，茶几上堆着药盒和几个没洗的碗，电视柜上落了厚厚的灰。大伯媳妇去年走了，家里就剩大伯和小弟父子俩。
大伯指了指茶几上的一张检查单，是县医院的，上面写着”疑似肺癌”。
“大夫说要去市里做进一步检查，还得住院。”大伯的声音很虚，“可这不巧了，我前两天刚把钱给小弟交了大学学费。”
我翻了翻那张检查单，上面的日期是半个月前的。
“大伯，怎么检查这么久了才说？”
大伯咳嗽了一声，转过头去：“还不是怕给你们添麻烦。”
小弟在一旁低着头，我这才注意到他穿的还是去年那件旧羽绒服，袖口都磨白了。
“伯，你跟我还客气什么，需要多少钱？”
大伯愣了一下，然后说：“三万吧，应该够了。”
三万对我来说不是小数目。我在县城做小生意，开了家电器维修店，虽说不多，但勉强能养活一家人。上个月刚给儿子交了补习班的钱，媳妇又说要换新冰箱，家里的存款所剩无几。
但看着大伯那张憔悴的脸，我根本说不出拒绝的话。
当天下午，我就去银行取了三万块钱，送到了大伯手里。
“老三，我保证，等我检查完回来，第一时间还你钱。”大伯握着我的手，眼里闪着泪光。
“伯，你先看病要紧，钱的事慢慢来。”
送走大伯和小弟，我回到家，媳妇问我去哪了，我只说出去办事了。没敢说借钱的事，媳妇省吃俭用攒钱不容易，我不想让她担心。
正月初五，大伯回来了。我急忙去看他，问检查结果如何。
“虚惊一场，只是慢性支气管炎，不是什么大病。”大伯笑着说，脸色比走时好多了。
我松了一口气，寒暄几句后试探着问：“伯，那个…钱的事…”
大伯脸色一变：“老三，你放心，我肯定还你。只是现在手头有点紧，能不能再宽限些时日…”
我没再多说，心里却打起了小算盘。儿子的学费还有两个月就要交了，媳妇天天念叨着冰箱的事。这三万块，什么时候能回来还真不好说。
一个月过去了，大伯像是忘了这件事似的，见了我也不提钱的事。我去他家提了几次，他总是找理由推脱，说等过段时间，等小弟放假回来，等他那笔养老金下来…
又过了一个月，我实在忍不住了，趁大伯不在家，去他家找小弟，想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小弟不在，屋门虚掩着。我推门进去，想着等等他们。屋子里比上次来还要乱，大伯的床头柜上放着一瓶开了盖的白酒和一个缺了口的茶杯。
我坐在沙发上，眼睛扫视着房间。忽然，一个老旧的木箱子吸引了我的注意力。那是放在角落里的，外面蒙了一层灰。
好奇心驱使我走过去，打开那个箱子。里面是一堆旧物件，有褪色的照片，生锈的钥匙，还有一本发黄的笔记本。
我翻开那本笔记本，扉页上写着”李大明日记”，下面是1975年的字样。李大明是大伯的名字。
我随手翻了几页，是大伯少年时期的日记。字迹很潦草，像是急匆匆地写下的。
正当我准备放回去时，一张夹在日记本中的纸条掉了出来。那是一张皱巴巴的小纸条，上面写着：“今天爸妈又为钱的事吵架，妈说家里实在没钱了，给不起我和弟弟的学费。爸说再想想办法，先供我上学。我偷偷听见妈在房间里哭。决定了，明天去告诉老师，我不上学了，让弟弟去。弟弟比我聪明，他一定能考上大学。”
纸条下面的日期是1978年9月2日。
我心头一紧，继续翻日记。在1978年9月5日那页，大伯写道：
“今天是弟弟上初中的第一天，我骑着自行车送他去的学校。路上，弟弟问我为什么不去上学，我说我不喜欢读书，想早点出去赚钱。弟弟信了，高高兴兴地跑进了学校。我站在校门口，看着穿着新校服的弟弟，心里有点酸。但是没关系，我可以去砖窑厂上班，厂长说了，我干活麻利，一个月能挣十五块。这样爸妈就不用愁弟弟的学费了。”
我的眼睛湿润了。我的爸爸就是大伯的弟弟，而我从来不知道大伯为了让爸爸上学，自己辍学去了砖窑厂。
继续往后翻，1985年的一页写道：
“弟弟大学毕业了，分配到县里的供销社工作。他今天回来，带了一瓶二锅头和一条红塔山，说是要感谢我这些年的照顾。我没敢告诉他当年的事情，怕他心里不安。其实，我不后悔，看着弟弟穿着干净的衬衫，手里拿着大学毕业证，我比什么都高兴。”
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原来，大伯不仅辍学，还一直把这个秘密藏在心里，从未向任何人提起。
1990年的一页：
“弟弟要结婚了，对象是隔壁村的姑娘，长得挺漂亮。我这个当哥的，得给他张罗一下。前几天去镇上，看中了一套家具，要二百八十块。我这个月工资才八十，看来得加几个夜班了。”
我擦了擦眼泪，想起小时候家里那套红木家具，爸爸总说是新婚时买的，可从来没说过是谁出的钱。
翻到2018年，也就是爸爸去世那年：
“弟弟走了，突然就走了。我这个做哥的，居然没能替他挡这一灾。昨晚，我梦见我们还是小时候，在河边钓鱼，他总是比我钓得多。醒来后，枕头都湿了。我不敢在老三面前哭，弟弟留下老三一家，我得照顾好他们。”
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泪水模糊了视线。原来，大伯一直把我们当成自己的责任，就像当年照顾我爸一样。
最后几页，是去年写的：
“小弟大学的学费还差三万多，这孩子争气，考上了省重点。我这几个月干零工，才攒了一万多，实在不够。今天体检，医生说可能是肺癌，要去市里做进一步检查。我没敢告诉小弟，怕他担心。但检查费至少得三万，我实在拿不出来了。”
“我想了想，准备去找老三借点钱。这孩子孝顺，肯定会借给我的。等检查完了，我就出去多干几个月活，还上这笔钱。”
看到这里，我心如刀绞。原来，大伯借钱不是为了看病，而是为了给小弟交学费。检查结果”虚惊一场”也是他编的，为的是不让我担心。
我把日记本放回木箱，却发现了一叠医院的检查单，最上面的一张日期是两个月前，上面赫然写着”肺癌晚期”。
我一下子瘫坐在地上。
就在这时，门开了，大伯走了进来。他看见我，又看了看我手中的检查单，脸色一下子变得苍白。
“你都知道了？”他的声音很轻。
我站起来，走到大伯面前，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是紧紧地抱住了他。大伯瘦得只剩下骨头，硌得我生疼。
“伯，你为什么不告诉我真相？”我哽咽着问。
大伯拍了拍我的背：“你爸走了，你就是我儿子。我不想让你担心…”
我把脸埋在大伯的肩膀上，泣不成声：“那三万块钱，是给小弟交学费的吧？”
大伯沉默了一会儿，点了点头：“老三，对不起，我骗了你。我这病，医生说最多撑半年。我不想带着这个遗憾走，小弟好不容易考上大学，我得让他念完书…”
我擦干眼泪，掏出手机给媳妇打了个电话：“喂，你帮我收拾点衣服，我要住院几天。”
挂了电话，我对大伯说：“伯，我们明天就去市里医院，再做个详细检查。病不一定是绝症，你得相信我。”
大伯还想说什么，我打断了他：“不用担心钱的事，也不用担心还我钱。你要是真把我当儿子，就别再骗我了。”
大伯的眼睛湿润了，那是我第一次看见他哭。
后来的事，说来也怪。大伯在市里做了一个月的靶向治疗，病情居然有所好转。医生说，可能是早期诊断有误，也可能是大伯的求生意志特别强。
我把大伯接到我家住，每天变着花样给他做好吃的。小弟放假回来，我们谁也没告诉他实情，只说大伯是胃病犯了。
昨天，我们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大伯突然对小弟说：“你好好念书，等你毕业了，爸爸想去你学校看看。”
小弟笑着点头：“那必须的，到时候我带你和三叔去校园转转，请你们吃食堂。”
我看着大伯，他的眼睛里闪着光，就像那本日记里写的，他不后悔当年的选择，只要看到下一代过得好，他就满足了。
今天早上，我去银行取钱，准备下个月带大伯去北京的大医院做检查。柜台的小姑娘问我取这么多钱做什么，我说：“给我爸治病。”
我这辈子，第一次这么骄傲地叫出了”爸”这个字。
大伯可能永远不会知道，我发现了他的秘密。但我知道，有些恩情，不是用钱能还清的。
有些爱，是一辈子的事。
回家的路上，我路过那个卖炸糕的摊子，想起大伯最爱吃这个，我买了两份，放在保温袋里。摊主是个老大爷，接过钱后说：“小伙子，你这是要给家里老人送去吧？”
我点点头。
老大爷笑着说：“给老人吃的，我都会多加点糖。”
走在回家的路上，我想，这人世间，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替你负重前行罢了。我们能做的，就是等到发现这份爱时，及时地、深深地回报。
大伯的钱，我不会再提了。这辈子，我都会把它当成我欠他的。
冬天的阳光很好，照在身上暖暖的。我忽然很想念爸爸，想对他说，伯，我来照顾大伯了，您在那边放心吧。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我总觉得肩上有一只手，拍了拍我。
来源：张富强聊八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