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二月,杨松轩等人在文庙宣布“华州教育研究会”正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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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早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华州教育贤达杨松轩先生跟随陕西大儒刘光蒉先生(又名刘古愚,陕西咸阳人)从味经书院、烟霞草堂游学回到故乡华州后,目睹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深悉非提倡新知识无以救危亡,乃遵循刘光蒉先生的“救国须合群”的教导,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商集

华州教育研究会

作者:吴新德

早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华州教育贤达杨松轩先生跟随陕西大儒刘光蒉先生(又名刘古愚,陕西咸阳人)从味经书院、烟霞草堂游学回到故乡华州后,目睹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深悉非提倡新知识无以救危亡,乃遵循刘光蒉先生的“救国须合群”的教导,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商集同学刘海环、刘经轩、刘巨川、顾熠山、周文伯及县内先进之士赵象九、郑云章、刘新斋、张恩波等共抒“团体兴学”之议,先后组织“友仁学社”与“集义书社”,联谊同心、实现其志,遂于同年八月廿七日(孔子诞辰纪念日)在例行年会上议商成立“华州教育研究会”,并议决相应创设“华州教育研究会附设两等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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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西北民智当时闭塞,加之县内曾发生捣毁学校之事,兴学育才之举,碍难开展,特别对于改革图强,创办新学,教育救国的道理急应向广大民众进行宣传。于是杨、顾、郑等老前辈遂联名印发了“教育研究会发起征求函”和“华州教育研究会简章”及杨松轩先生编写的《女学发轫》一书,发给全州士绅普征意见,并向群众广为宣传。

“教育研究会征求函”曾这样写:“今日之世界,学界也。国无学不能自存,人无学不能自立,故地方文野全视教育振兴与否。吾华当西潼要冲,学界进步渺焉无期。莘莘学士,未受完全之教育,芸芸众生,鲜具普通之知识。非目科学为“洋学',即指学堂为“教堂”,谬说播传,势焰难遏。蠢陋之气,一旦勃发,遂酿成去岁毁学大变……”

又在“华州教育研究会简章”中阐明宗旨:“教育之要义,重精神不重形式,贵发达尤贵统一。若郡自为学,学自为教,不相集合,致生意见,实教育前途一大险象,故本会以‘改良教育划一学界’为宗旨”。

经前述“学社”、“书社”全体成员之倡议、宣传与华州士绅(大部是举、贡生员)的同意,“华州教育研究会”在绝大多数知名人士明确团体兴学宗旨的基础上,经过各方筹措,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二月在文庙宣布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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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当天到会者均认为是会员,会上通过会章,并依章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选举,公推杨松轩先生为正会长,刘海环为副会长,即日履行职务,专司振兴学务。会章规定:有定期年会和临时会议,定期年会定在每年年假或暑假;临时会议在每月第一星期内举行。

团体兴学组织虽取得公认,方针虽已订定,但会址无着,经费全无。原设想举办附设两等学堂之事一时难于实现。在借会址问题上曾与官府接洽,借文庙不得,借武庙不允,借马家堡庙又未果;在经费问题上原期以会员认捐,向外劝捐来集资,但一时也难成数。

最后才得到顾熠山的父亲顾丁焌老先生的支持,把耐村三村的乡塾所在的大王庙作为会所。办学堂,没学生,便借耐村五社学生为实施新教育之对象,教育会一些成员的子弟也多来参加学习。就这样,“教育会附设两等小学堂(初、高级)”于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初四日(1907年3月17日)光荣成立。杨松轩、张恩波两先生分别担任正副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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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又依学部制定教育会章程,对原有“会章”作了修改。“华州教育研究会”改为“陕西省教育研究会华州分会”,并依章改选,杨松轩仍选为会长,新选张益斋先生为副会长。团体兴学的组织,更加名正言顺。

光绪三十四年(1908)会所及附设学校迁至县城内少华书院旧址。附校学生仅10余名,渐次扩展为三、四年级。据咸中《校友录》记,“教高”首班毕业生有梁维桢、杨钟健、高登第、贾复盛、王振邦、张卿仲、刘希贤、刘中虚、王衡鉴、刘启运、吉昌运、袁鉴堂、王登洲等13人。

同年,教育会召开年会又进行改选,顾熠山被选为会长,张鼎九为副会长。

教育会的日益巩固与发展,不只是一些反对、怀疑者以及预料“教育会附校”绝难成立的人们均感诧异,且对华县新教育的发展,由创办“教高”而后举办“咸中”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据《重修华县县志稿》记载:教育会之诞生与教育会附校之举办,系“华县私法团体,正式由此始”。又云:“时风气未开,会员对会务亦淡漠,主办人杨松轩、顾熠山、郑云章、张益斋等特用全副精力于附设学校,遂令教育会之名,虽妇孺靡不闻悉。民十六暨二十,两经改组,县补助七百元。旋取消,嗣后学校发达,神圣之教育会三字渐即消沉矣。后又有兴复教育会之议,民三十五年乡教育会均具雏形。次年六月,县教育会开大会,票选史伯康为理事长,地址暂附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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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华州教育研究会”的成立,不但有助于教育会附校的开设与咸林中学的创办,且对推动华县教育的发展起了一定的先锋作用。它的成立与发展,实属华县新兴教育力量和华县新教育派形成的一大标志。

来源:华州文史荟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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