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是一种原因机制尚不明确的，免疫介导的慢性终身性炎症疾病，临床特征为腹痛、腹泻、出血和体重减轻，严重影响生活质量。

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是一种原因机制尚不明确的，免疫介导的慢性终身性炎症疾病，临床特征为腹痛、腹泻、出血和体重减轻，严重影响生活质量。

进入21世纪后其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高龄发病患者逐渐增多，极大加重了全球公共卫生负担。

其病因尚未完全明确，但经过临床观察及实验研究，发现遗传、免疫和环境因素在内的多重因素相互作用导致疾病的发生。

近年来，饮食，特别是高脂饮食（HFD）的影响，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饮食、微生物接触、吸烟及药物等都被认为是潜在的致病因素。

高脂饮食、缺乏纤维素的饮食结构被认为是IBD发病的风险因素。IBD患者常因腹泻、营养吸收不良和全身炎症反应等问题，出现体重下降甚至显著消瘦的情况。

传统上，临床医生往往忽视IBD患者的脂肪肝状况。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IBD患者脂肪肝的发生率比普通人群的脂肪肝发生率还要高。

最近的临床报告提示脂肪肝患者存在肠炎、IBD和肿瘤形成。由于结直肠癌是发病率和死亡率的第二大原因，脂肪肝的结肠炎和肿瘤的临床发现非常重要。

尽管在脂肪肝病例中存在强烈的肠炎性表型和炎症性肠病中肝脏炎症共存的报道，但这种相关肠炎表现的原因仍然知之甚少。

关于IBD与脂肪肝的相互关系，传统观点认为IBD所伴随的肠道微生物群的改变、肠壁通透性增加、慢性炎症和长期药物治疗会单向导致脂肪肝的发生和发展。

但是近期又有研究发现脂肪肝可能会促进IBD发生，近期的流行病学研究更加具体的证明肥胖患者和脂肪肝患者患IBD的风险是正常人的2倍以上，尤其是克罗恩病（CD）。

且IBD的发病风险与肝脏脂肪变性程度呈正相关，不仅是发病率的提高。

有研究表示，脂肪肝会提高IBD患者的再住院率与死亡率，是引起IBD患者不良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这说明脂肪肝可能也会反向促进IBD的发生和发展，但关于其机制的研究却很少。

目前的研究认为有四种潜在的机制可以解释脂肪肝患者中IBD的发病率升高的现象，第一，脂肪肝等慢性肝病的肠道菌群会发生改变，尤其是小肠细菌的过度增殖。

肠道微生物多样性的降低和胆汁酸等其他代谢物的改变会导致IBD 的发病风险增高，尤其是小肠CD的发生。

第二，脂肪肝患者的肠道屏障功能受损，有研究指出脂肪肝患者的肠壁通透性是正常人的5.1倍，而NASH患者的肠壁通透性是正常人的7.2倍。

这可能是由于脂肪肝病程中产生的脂多糖 （LPS）、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和肌球蛋白轻链激酶（MLCK）综合作用导致的，而肠壁通透性的增高是由于肠道紧密连接蛋白的减少而引起的，这也是IBD的典型表现。

第三，脂肪肝长期的慢性炎症状态会增加肠道损伤，有研究指出，HMGB1-RAGE通路驱动过氧亚硝酸盐信号诱导的小鼠脂肪肝中 IBD样结肠炎症。

第四，代谢综合征（MetS）被认为在其中起关键作用，尤其是脂质代谢紊乱的作用尤为突出。

脂肪肝患者体内脂肪组织的增多，会促进血清促炎脂肪因子和内脂汀水平升高，降低脂联素、瘦素水平，而这些脂肪炎症因子被证明能促进IBD的进程。

近几年的研究发现，食物摄入量是影响IBD发病的重要环境因素，其中高脂饮食（HFD）摄入对IBD的发生机制起到了重要影响。

HFD摄入可引起脂代谢紊乱，诱发全身慢性低度炎症，结肠可能是HFD引起炎症的首发器官 。

日本的一项研究发现，CD的发病率与膳食中总脂肪、动物脂肪、n-6多不饱和脂肪酸（PUFA）、动物蛋白和牛奶蛋白的摄入量增加密切相关。

有系统综述还表明，CD或溃疡性结肠炎（UC）风险的增加与多不饱和脂肪酸、omega-6脂肪酸、饱和脂肪和肉类的高摄入量之间存在关联。

HFD促进葡聚糖硫酸钠盐（DSS）诱导的UC的进展中，表现为血清胆汁酸分泌增加，并导致FXR靶基因下调。HFD可能会增加小鼠UC的患病率。

其机制可能是二次胆汁酸和硫化氢等脂类在消化道的代谢分解，破坏肠道微环境，引起结肠粘膜炎症。

临床前实验动物研究表明，肥胖和导致肥胖的特定饮食，如HFD都会导致肠道微生物组成和结构的紊乱，一部分细菌群过度生长，其他细菌群减少，从而导致不良后果，如肠道炎症或上皮屏障破坏。

一些研究已经调查了长期喂食HFD的动物的结肠炎的发展。

研究表明，长期摄入HFD会破坏动物模型肠道免疫稳态，引发炎症反应，流行病学研究也表明过量摄入HFD与IBD的发生和复发密切相关。

肠道微生物群的组成被认为是IBD发展的关键因素，而饮食是影响肠道微生物群落组成的主要环境 。肠道微生物区系在维持肠道内环境稳定和调节宿主基因表达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研究表明，在IBD患者中，肠道菌群的多样性往往降低，尤其是有益的双歧杆菌和乳酸菌等益生菌的数量减少。

例如，某项研究发现，与健康对照组相比，IBD患者的肠道中厚壁菌门 （Firmicutes）和拟杆菌属（Bacteroides）的比例失衡。

正常情况下，肠道微生物通过调节宿主的免疫系统、维护肠道屏障功能以及分解未消化的食物残渣，保持肠道的健康。

然而，在IBD患者中，研究发现有益的菌群，如双歧杆菌、 乳酸菌和嗜酸乳杆菌等，其数量显著降低，而与炎症和肠道疾病相关的细菌，如肠杆菌科（Enterobacteriaceae）和拟杆菌属（Bacteroides）等则有所增加。

此外，高脂饮食被认为可能通过促进特定致病菌的增殖（如嗜盐菌及厌氧细菌）， 进一步加剧肠道的炎症反应。HFD可能通过改变肠道菌群的组成和功能，促进炎症的发生。

例如，HFD常常导致有害菌群的增殖，同时减少益生菌的数量，从而加剧肠道的炎症状态。

某些致病细菌能够附着在肠道上皮细胞上，这一过程会影响肠壁的通透性，并且会改变肠道菌群的多样性。此外，这些细菌还可以通过调节炎症相关基因的表达导致肠道炎症的发生。

肠道环境的改变会影响代谢的动态平衡，特别是氨基酸、脂肪酸和胆汁酸的代谢。HFD会导致肠道微生物区系失调，变形杆菌的相对丰度增加，而类杆菌的相对丰度下降。

其中，HFD摄入后通过饱和脂肪中的能量比例较高导致肠道微生物区系失调，一些细菌群过度生长，如链球菌和革兰氏阴性菌的丰度更高，其他细菌群减少，从而导致不良后果，如肠道炎症或上皮屏障破坏。

高脂饮食小鼠的发展增加了肠道通透性和细菌从肠腔到肠系膜脂肪的移位，以及微生物区系的深刻变化。

由富含糖和脂肪的西方饮食引起的生物失调可能会导致肠道粘膜屏障功能障碍、通透性增加和细菌易位，这些都是HFD因素在IBD发病机制的关键因素。

过量的饮食尤其是高脂饮食会导致肝细胞脂肪变性，进而引发脂肪性肝炎、 肝纤维化，甚至肝硬化。

肝脏作为重要的代谢器官，其脂肪积聚会影响全身的代谢状态，导致胰岛素抵抗，进一步促发IBD。

尽管脂肪肝合并IBD的相关机制有了一些发现和研究，但仍然很少，尤其从脂质代谢紊乱、脂肪细胞因子调节及肠道菌群的角度就更加不足。

发现脂肪肝是一组肝脏脂肪过度沉积的疾病，脂代谢紊乱及其引发的炎症反应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共同促进脂肪肝的发生发展。

相关动物实验也表明HFD诱导的小鼠异常体重增加、脂质代谢紊乱、 炎症反应、氧化应激、结肠组织损伤等都会导致小鼠的脂肪过度积累和脂质谱异常进而发生肝脏脂肪变。

胆汁酸的调节在脂肪肝起到重要作用，FXR是一种由胆汁酸激活的核受体，在肠道-肝脏系统中高度表达。

除了抑制胆汁酸的合成外，FXR的激活还通过减少肝脏脂肪生成、促进脂肪酸氧化以及通过抑制核因子κB（NF-κB）信号来减少炎症，从而防止肝脏中的脂肪堆积。

相关研究表明，脂肪酸也在脂肪肝的发病中起到重要作用，脂肪肝患者脂肪酸的积累和新生脂肪都会导致甘油三酯过度积聚。

肝脏中脂肪分解的增强会导致游离脂肪酸水平的上升，这进一步推动了肝脏脂肪变性、胰岛素抵抗和血脂异常的发生。

这说明 HFD可能通过扰乱脂质、脂肪酸和胆汁酸代谢动态平衡而使脂肪肝促进IBD相关结肠炎的发生及发展。

综上所述，由于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快速变化，IBD的患病率近年来不断上升，并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健康问题。

在饮食因素中，高脂饮食（HFD）被广泛认为与IBD 的发展密切相关，相关研究表明，HFD可能会通过调节肠道菌群、影响脂质代谢、 并与脂肪肝的相互作用，对IBD具有重要影响。

研究表明，肠道细菌的生态失调被认为是导致IBD发生的因素之一，肠道菌群的失衡会破坏肠道内脆弱的细菌生态系统，导致炎症等胃肠道问题。

来源：江亭晚色静年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