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是一九八五年的冬天，沈阳的冬天格外漫长。厂区的广播站刚刚播完《新闻联播》，紧接着是《东方红》的旋律，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熟悉的生活节奏。
＂离婚吧，四年了，咱们这日子没法过了。＂我把离婚协议书放在桌上，秀兰的手停在半空，筷子轻轻颤抖。
屋外，寒风呼啸着拍打着筒子楼那薄如纸片的窗户，窗户上的报纸被风吹得哗哗作响。
那是一九八五年的冬天，沈阳的冬天格外漫长。厂区的广播站刚刚播完《新闻联播》，紧接着是《东方红》的旋律，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熟悉的生活节奏。
我，刘建国，三十岁，沈阳第三机械厂的技术员，每月工资四十二块五。在那个＂干部能骑车，工人能走路＂的年代，这份工资已经算是不错了。
四年前，经车间主任老李介绍，我认识了秀兰。她是纺织厂的织布女工，比我小两岁，瓜子脸，说话轻声细语，笑起来腼腆，眼睛弯成月牙。
＂小刘啊，这姑娘人老实，家里条件不咋地，但懂事，能过日子。＂老李拍着我的肩膀，眼睛笑得像两条缝。＂现在好姑娘不好找啊，你都三十了，再不成家，厂里都该传闲话了。＂
相亲那天，我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特意用肥皂洗了两遍，熨得板板正正。她穿着一件灰色夹袄，头发齐耳，梳得整整齐齐，脚上是一双黑布鞋，擦得锃亮。
我们在工人文化宫门口见面，她低着头，手指绞着衣角。她身后是文化宫红砖墙上的大标语：＂为四个现代化建设而奋斗＂。那会刚改革开放没几年，沈阳这座老工业基地依然保持着过去的模样。
＂喝碗豆浆去？＂我问。一辆拖拉机从街上轰隆轰隆开过，扬起一阵灰尘。
她点点头，像只受惊的小鹿。工人文化宫斜对面有个小吃部，三毛钱一碗的豆浆，五分钱一个的烧饼。我们坐在缺了角的木桌前，台式收音机里传来评书《杨家将》的声音。
＂你、你喜欢听评书吗？＂我问，试图打破尴尬的沉默。
＂挺喜欢的。＂她说，声音小得几乎被收音机声音盖过去。＂我爹以前常听。＂
三个月后，我们领了结婚证。那天，我骑着单位借来的自行车，带她去照相馆拍了两寸照片，又去了民政局。出来时，她脸红红的，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使劲蹬着脚踏板。
结婚那天，厂里几个哥们儿凑了五块钱给我们买了一只公鸡，算是份子钱。她娘家也没啥亲戚，就她哥嫂来了，带了两斤花生米，一包水果糖。婚礼就在厂区食堂办的，炒了六个菜，一大盆米饭，两瓶红星二锅头。
厂里分了一间十八平米的筒子楼，在北风口，冬天冷得够呛。热水瓶、茶缸、旧柜子、二手自行车，就这样，平平淡淡地开始了我们的生活。
可是，结婚四年，秀兰从不让我碰她。每当夜深人静，我试图靠近她，她总是找各种理由推开我。
＂今天太累了＂，＂我来例假了＂，＂我头疼＂……理由千变万化，却始终一个结果：拒绝。
筒子楼的墙壁薄，邻居家人打呼噜的声音都听得一清二楚。最初几个月，我以为她害羞，毕竟墙壁薄得像纸，隔壁王阿姨家的电视声，冯师傅家孩子的哭声，都听得一清二楚。
＂小两口刚结婚，啥都不好意思，慢慢来。＂我安慰自己。
可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三年过去了，同批结婚的小赵家都添了二胎，可我和秀兰仍然像陌生人一样。
整个筒子楼住着的都是同厂职工，周末大家都在楼道里晒太阳，闲聊家常。邻居王大婶经常背着手，穿着蓝色的确良褂子，慢悠悠地从我们门前经过，若有所指地说：＂现在的小夫妻，成天上班，连个孩子都没有，真是……＂
每当这时，我只能尴尬地笑笑，假装没听懂她的弦外之音。后来我干脆装作不在家，不出门。
＂建国，你别瞎想，＂厂里的老王看我闷闷不乐，拍拍我肩膀，＂女人嘛，都有个磨合期。再说了，孩子这事急不得，等着吧！＂
我嗯了一声，心里苦。老王不知道，我们哪是没有孩子，是还处在同志关系，都没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夫妻呢！
＂这事儿啊，要不你问问你妈？＂老王搓着手，脸上有些尴尬，＂女人嘛，你懂的，有时候得长辈说和说和。＂
我连连摇头。我爹娘在我十岁那年就出了事，一场车祸，撒手人寰。我是跟着大伯长大的，在农村，十八岁才进的厂。这些事，我哪好意思跟长辈说？
夏去秋来，又是寒冬腊月。一九八五年的冬天特别冷，早晨起来，水桶里的水都结了一层薄冰。那天下午四点，天就黑了，我下夜班回来，发现秀兰不在家。
北风呼啸，雪花纷飞。我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各种想法都有。我坐在床沿，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屋子里很快烟雾缭绕。
凌晨一点多，她才回来，脸冻得通红，搓着手走进来。看到我，她明显吃了一惊。
＂你、你怎么还没睡？＂她问，声音有些颤抖。
＂去哪了？＂我问，语气比想象中更冷。
＂加班。＂她答，低头换鞋。
我注意到她的棉袄上沾了雪花，脚上的棉鞋湿了一大片。加班？纺织厂离家就十五分钟路程，就算加班，也不至于这么晚吧？而且，她为啥不提前告诉我？
我走过去，一把拉住她的胳膊：＂真的加班？＂
她点点头，目光躲闪：＂厂里赶工期，多的是加班的。＂
我松开手，心里堵得慌。忽然，我注意到她衣兜鼓鼓的，像是装了什么东西。趁她去厕所的功夫，我翻了她的衣兜，发现了一张邮局汇款单存根，金额是一百五十元，收款人我没看清，只记得是个陌生名字。
一百五十元，那几乎是我俩两个月的工资总和。她把钱汇给谁了？为啥要偷偷摸摸的？
那晚，我彻夜未眠，听着窗外呼啸的北风，心里像刀割一样疼。
接下来的日子，我开始留意她的一举一动。渐渐地，我发现每个月的二十号左右，她都会深夜出去一趟，回来时总是疲惫不堪。
我的心像是被冰水浇透。难道，她有别的男人？
那些日子，我连班都上不好，手头上的活总是返工。师傅看出我的异常，拍拍我肩膀：＂小刘啊，有啥难处，说出来，咱哥几个帮你想办法。＂
我张了张嘴，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这种事，我哪里好意思开口？
邻居老李是退休工人，成天拿个搪瓷缸子泡茶，蹲在楼道里晒太阳，见多识广。他眯着眼睛，咂摸着嘴，曾经叹着气对我说：＂建国啊，男人得有点担当，家里的事，得管。婆娘要是不老实，那还了得？这年头，离婚也不丢人。＂
我只能苦笑。
花甲大姐是车间扫地的大婶，早年丧夫，一个人拉扯三个孩子，眼睛特别毒。一次，她拉住我的手，神秘兮兮地说：＂建国啊，你媳妇儿是不是有点不对劲？我前几天半夜起来倒马桶，看见她鬼鬼祟祟的，好像要去接头似的。＂
＂大姐，你别瞎说。＂我强装镇定，心里却翻江倒海。
那个冬天，寒风刺骨，我的心比寒风还冷。每天回家，看到秀兰忙碌的身影，我心里五味杂陈。
＂建国，炖了萝卜，天冷，喝点热汤暖和。＂她盛了一碗汤，小心翼翼地递给我。
＂不喝。＂我推开碗，汤洒了一桌子。她愣在那里，眼圈红了。
一九八六年春节前，秀兰的父亲病重。我们请了假，坐了一夜硬座火车，赶回她老家——辽北一个偏远的小村子。
村口的大喇叭正在播放春节联欢晚会的预告，几个小孩子在雪地里打闹。秀兰的家是一个破旧的小院，墙角堆着煤渣，柴火，院子中间晾着几根冻得梆硬的白萝卜。
屋里仅有的一张床上，她父亲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枕头旁放着一副老花镜和一本《参考消息》。床头挂着一张全家福，是秀兰小时候拍的，照片已经泛黄，边角卷曲。
＂秀兰来了？＂老人微微抬头，声音虚弱。
＂爸，我和建国来了。＂秀兰急忙上前，跪在炕边，握住父亲的手，＂我带了十斤白面，还有两斤猪肉，还有您爱吃的花生米。＂
老人艰难地点点头，抓住她的手说：＂闺女，记住爸的话，知识改变命运，别像我……＂他话没说完，咳嗽起来，咳得撕心裂肺。
秀兰红了眼圈，轻轻拍着父亲的背。我站在一旁，莫名感到一丝心酸。
＂叔，您好好养着，等春暖花开，我们再来看您。＂我说。
老人转向我，眼神锐利得出奇：＂小刘，你是个好后生，有手艺，有出息。可这年头变了，要靠知识吃饭了。毛主席说过，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啊！＂
我愣了一下，这话我常在报纸上看到，却没想到从一个农村老人嘴里说出来。
＂爸，您别说了，好好休息。＂秀兰给父亲掖了掖被角，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后来秀兰告诉我，她父亲原是个小学老师，文革时被下放到农村，后来身体垮了，再没回去。她兄妹四人，全靠父亲一人拉扯长大。
＂他总说，知识能改变命运。＂秀兰轻声说，＂可他自己这辈子，却困在了这个村子里。＂
回厂里后，我发现家里的钱越来越紧。以前每月还能剩个七八块钱，现在月底就见了底。米缸见底时，秀兰总说：＂我吃厂里的，你多吃点。＂她的工作服越来越旧，补丁摞着补丁。
那段时间，她越发沉默。有时半夜，我醒来，发现她坐在窗边，望着窗外发呆。我心想，她肯定是拿钱贴补娘家了，父亲病重，需要钱治病。
又一次，她深夜出门。我决定跟踪她，看看她到底去干什么。
那是二月的一个夜晚，风刮得厉害，我裹着棉袄，远远跟在她后面。她没去车站，没去邮局，而是去了厂区另一头的一栋楼。那是保卫科住宅楼，她怎么会去那里？
我躲在墙角，看着她走进楼道。大约四十分钟后，她出来了，手里还拿着一叠纸。我不敢靠近，怕被发现，只好远远地跟着她回家。
第二天一早，她去上班后，我把房间翻了个底朝天，想找出点线索。最后，在她的针线筐底下，我找到了一个纸包，里面是一沓复写纸和几张废旧的草稿纸。草稿纸上写着密密麻麻的公式，还有机械结构图。
我的脑子嗡嗡作响。这些复写纸，不正是打印材料用的吗？她拿这个做什么？
一天，我偶然翻出她藏在箱底的存折，上面记录着一笔笔大额支出，收款人是＂沈阳广播电视大学＂。我愣住了，那不是函授大学吗？
厂里的老王前年考上了函授，每天下班后骑自行车去上课，大家都笑他傻。＂都三十多了，还学什么？＂可他不在乎，说学历能改变命运。现在改革开放了，有知识的人才有出路。
对了，秀兰每月外出的时间恰好是广播电视大学交费的日子。这些钱，是给谁交的学费？
一个可怕的念头在我脑海中浮现：她该不会是偷偷摸摸地培养一个情人吧？
春天到了，厂区的树发芽了，广播站的大喇叭里播放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全国，也吹进了老工业基地沈阳。听说深圳那边，大学生起薪就有七八十，比我这个老师傅还高。
车间组长找我谈话：＂建国啊，厂里要改革了，准备引进新设备，上面说了，文化程度低的可能要转岗，甚至下岗。你技术不错，就是学历太低，这年头，没文凭可不行啊！＂
我心里一沉。文凭？我初中毕业就进厂当学徒，哪来的文凭？
回家路上，我看到小区栏杆上挂着几件晾晒的衣服，有红的、蓝的、黄的，在春风中飘荡，像一面面小旗帜。妇女们蹲在一起剥蚕豆，嘴里说着家长里短。孩子们在水泥地上画格子，跳房子。
我站在楼下，看着我们那扇窄小的窗户，心想：离婚吧，这日子没法过了。
那天晚上，我把离婚协议书放在桌上时，秀兰没哭，只是眼眶红了。
＂为什么？＂她问，声音很轻。
＂你心里有别人，对不对？＂我苦笑，＂那个每月收你钱的人，是谁？＂
她愣了愣，然后从床底下拿出一个旧布袋，倒出一堆复习资料，《高等数学》《机械制图》《机械设计基础》……还有一本厚厚的《机械工程手册》，书角都翻卷了，书页上写满了笔记。
＂这是……＂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给你报的函授班，建国，你是技术员，有天分的。＂她的声音很轻，却字字清晰，＂厂里要改革了，学历低的可能会下岗。我想着……你要是能拿个大专文凭，就不用担心了。＂
＂可这些钱……＂
秀兰低头，手指绞着衣角，那动作，像极了四年前我们初次见面时的模样。
＂我偷偷做了三年夜班，每月多挣六十。白天在织布车间，晚上去纱线科帮忙，那里缺人手。我爸说过，知识能改变命运，我想着你将来能当工程师……＂
我的眼睛湿润了。这三年，她天天起早贪黑，织布车间的噪音大得能震聋人的耳朵，日夜颠倒地干活，不知道熬坏了多少身子。
那些深夜外出，是去找在保卫科工作的堂哥帮忙打印学习材料；那些异常的支出，是给我交的函授学费；那些不让我碰她的理由，竟然是怕有了孩子，会耽误我学习……
＂你……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的声音有些哽咽。
＂怕你不同意。你脾气倔，自尊心强，我怕你拒绝。＂她苦笑，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材料都交了，就等你二月去考试。我想着，等你拿到通知书，再告诉你。＂
她父亲的那句话在我耳边回响：＂知识改变命运。＂而我，竟然怀疑她......
我蹲下身，抱住了她瘦弱的身体。那一刻，我的眼泪终于决堤。
外面飘起了雪，北风呼啸，可我只觉得心里暖流涌动。原来，这四年，她一直在默默为我付出，为我们的未来打算。她克制自己的情感，忍受误解，就是为了我们能有更好的生活。
第二天，我主动去找了车间组长，报了名参加函授大学入学考试。回家路上，我特意去副食品商店买了半斤糖块和两块奶油蛋糕，那可是稀罕物。
＂以后，别再瞒着我了，好吗？＂我握着她的手，＂咱们是夫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她点点头，脸上浮现出羞涩的笑容。
那年春天，我通过了入学考试。夜晚，我在昏黄的灯光下复习，秀兰就在一旁织毛衣。终于，她不再拒绝我的亲近，我们开始真正成为夫妻，开始谈论孩子的事情。
＂书桌放在窗边吧，光线好。＂秀兰说，一边帮我收拾书本。窗外，院子里的杨树抽出了嫩芽，绿意盎然。
＂等你毕业了，咱们就要个孩子，好不好？＂她靠在我肩头，轻声说。我用力点头，心里满是幸福和期待。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我白天上班，晚上骑着自行车去电大上课。秀兰辞去了晚班的工作，每天给我准备好饭菜，等我回来。
冬去春来，日子平淡如水，却充满了温暖和希望。一年后，我拿到了函授大专的录取通知书，秀兰比我还高兴，眼睛亮晶晶的。
＂爸说得对，知识真的能改变命运。＂她眼含泪水，抚摸着那张印有大红印章的通知书。
那年冬天，厂里真的开始裁员了。没学历的老工人被分流到了后勤，有的直接买断工龄回了老家。而我，因为正在读函授大专，被保留了技术岗位，还加了工资，每月五十二块钱。
秀兰用攒下的钱给我买了一块上海产的手表，是当时最流行的＂上海牌＂，闪亮的表盘，黑色的皮表带，我戴在手上，又骄傲又不好意思。
冬日的黄昏，我下班回家，发现秀兰正在向砂锅里加水，锅里煮着红薯，香气四溢。
她回头看我，脸上有种前所未有的柔和。＂医院说，怀孕两个月了。＂
我呆住了，然后一把将她抱起来，在狭小的房间里转了个圈。＂当爹了！我要当爹了！＂我兴奋地喊着，像个孩子似的。
窗外，积雪覆盖着厂区的屋顶，远处烟囱吐出的白烟在暮色中显得格外醒目。我轻轻抚摸她的头发，心想，人这一辈子，不就是为了寻找这样的时刻吗？
院子里，冬日的阳光照在积雪上，反射出晶莹的光芒。广播里传来《今天是个好日子》的旋律，这首歌伴随了我们这代人成长的岁月。
秀兰摸着微微隆起的小腹，眼中满是笑意。＂建国，这孩子，会不会也像你一样聪明？＂
＂肯定比我聪明，＂我笑着说，＂咱们的孩子，一定要上大学，正规大学，不是函授那种。＂
她点点头，眼睛湿润。＂到时候，咱们给他买书包，买文具盒，送他去上学。＂
＂没准是个闺女呢！＂我故意逗她。
＂那更好，闺女贴心。＂她笑着说，眼睛弯成月牙。
我们坐在窗边，看着窗外的雪景，描绘着未来的生活。那一刻，我明白了，爱情不是轰轰烈烈的表白，不是花前月下的誓言，而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是默默付出的坚持，是共同面对生活的勇气。
就像窗外那缓缓飘落的雪花，看似寻常，却能覆盖整个世界。
来源：小马阅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