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5年，中国人民以血肉之躯赢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而在这场民族解放的壮阔史诗中，中国女性从未缺席。她们以笔为剑、以刊为旗，在烽火中创办了百余种妇女报刊，用文字唤醒同胞、凝聚力量、记录历史，成为抗战文化阵地上独特的风景线。《中国妇女》《妇女之路》《现代妇女》

编者按：

1945年，中国人民以血肉之躯赢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而在这场民族解放的壮阔史诗中，中国女性从未缺席。她们以笔为剑、以刊为旗，在烽火中创办了百余种妇女报刊，用文字唤醒同胞、凝聚力量、记录历史，成为抗战文化阵地上独特的风景线。《中国妇女》《妇女之路》《现代妇女》……这些报刊或诞生于战壕边缘，或流转于敌后根据地，或隐匿于租界夹缝，却共同构筑起妇女运动的舆论高地。它们以“动员妇女参战”“争取民族解放与妇女解放”为宗旨，既登载妇女领袖的宣言，也记录普通农妇送子参军的壮举；既揭露日军暴行，也探讨妇女经济独立、教育平权等深层议题；既有战地通讯的硝烟气息，也有文艺作品的情感共鸣。

值此抗战胜利80周年之际，中国女性图书馆推出“抗战中的妇女报刊”系列专题，梳理这些报刊的创刊历程、核心主张与历史贡献，还原女性在抗战中的独特作用。让我们循着油墨的痕迹，追寻那段激荡岁月中的女性声音。

抗战期间，130余种妇女报刊在硝烟与封锁中倔强生长，从延安窑洞到上海孤岛，织就覆盖前线与后方、根据地与沦陷区的隐形火线；报刊把“自主独立”与“妇女解放”紧密相连；将“妇女解放”与“民族解放”紧密焊接。今天，我们重访这些脆黄纸页，为了认领一份被战火淬炼的遗产：那些匿名信箱、墙头诗、蜡版手刻和终刊词里藏着的，正是继续前行的坐标。接下来走进有血有肉的妇女报刊，在这战火中的文字里，再观中国妇女的思想浪潮，重读中华儿女的抗争诗篇！

图源|新华社

一、烽火中的蓬勃生长：报刊数量的激增与地域的扩展

抗战期间妇女报刊迎来近代史上最为繁荣的局面。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创刊出版的妇女报刊达130余种，仅1939年一年新创刊物便超过40种，创历史新高。这些刊物遍布前线与后方、城市与乡村、根据地与国统区、甚至沦陷区，形成前所未有的传播网络。在华北，晋察冀边区的《边区妇女》、冀鲁豫的《冀鲁豫妇女》、山东的《山东妇女》等油印小报，虽纸张粗糙，却字字铿锵；在江南，《浙江妇女》《江西妇女》以月刊形式深入县城，成为妇女干部的“工作手册”；在大西部，《妇女呼声》《西北妇女》从成都、西安出发，穿越秦岭蜀道，将抗战火种播撒到偏远乡镇；在“孤岛”上海，《上海妇女》半月刊坚持出版4卷40期，被誉为“200万女同胞的喉舌”。出版形式亦呈现多样化：除正式杂志外，报纸副刊（如重庆《新华日报》的《妇女之路》）、壁报、油印刊物乃至手抄本，共同构成多层次、广覆盖的妇女宣传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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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旗帜与号角：报刊内容的多重功能

抗战妇女报刊以“抗日救亡”为核心主题，功能多重，内容丰富。首先，它们承担动员妇女参战的使命。《中国妇女》创刊号开宗明义：“企图对于动员和组织二万万二千五百万妇女大众积极参加抗战建国大业尽一分绵薄之力。”刊物通过社论、通讯、歌谣、墙头诗等形式，将“走出厨房、走上战场”的理念送进千家万户。丁玲、谢冰莹、胡兰畦等女作家亲赴前线，写下《孩子们，向前冲！》《战地女服务团》等特写，使“母亲送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成为时代写照。报刊也成为报道妇女抗战活动与英雄事迹的载体。《浙江妇女》曾整版刊登《浙东妇女担架队》《茅丽瑛：孤岛上的女战士》，记录普通妇女抬伤员、送军粮、缝军衣的日日夜夜；《妇女之路》连载《刘胡兰慷慨就义》，以“新妇女的气节”激励国统区读者。再次，刊物围绕妇女解放议题展开激烈辩论。1940年，“女子天职在治家育子”论，“妇女回家”言论的发出，立即触发妇女报刊的集体反击。邓颖超在《妇女之路》发表《关于“蔚蓝中一点黯淡”的批判》，周恩来撰写《论“贤妻良母”与母职》，沈兹九、张晓梅、卢兰等相继发文，形成持续三年的大辩论，最终以“妇女解放论”深入人心、“妇女回家论”偃旗息鼓而告终。此外，各刊普遍设有“信箱”“法律顾问”“医药问答”“家事顾问”等栏目，为读者提供婚姻、就业、卫生、育儿等具体指导，使报刊成为妇女日常生活的“贴心人”。

三、百花齐放：妇女报刊的多元化生态

由中共直接领导的进步报刊，是抗战妇女舆论阵地上旗帜最鲜明、斗争最坚决的核心力量。延安出版的《中国妇女》由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主办，1939年6月1日创刊，毛泽东亲笔题写刊头：“妇女解放，突起异军，两万万众，奋发为雄，男女并驾，如日方东……”多位中共领导人均曾为该刊撰写专论，系统阐述妇女运动的历史任务与政策主张。刊物以16开本月刊形式出版，虽仅出两卷22期，却集中刊登了《晋察冀边区妇女参政经验》《陕甘宁边区妇女生产调查》《抗日军人家属婚姻问题研究》等系列报道，对根据地妇女参政、教育、生产、支前经验进行首次体系化总结。由于内容切合实际且理论色彩浓厚，该刊通过秘密交通线少量流入国统区后，被进步妇女辗转传抄，被称为“暗室里的灯火”。1941年3月因经济困难暂时停刊，同年9月28日以《解放日报》副刊形式复刊，改为32开半月刊，续出12期，至1942年3月终刊，仍坚持“用马列主义观点研究妇女问题”的编辑方针，不过，该刊的发展历程并未就此终结：1949年7月20日，随着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的成立，《中国妇女》以《新中国妇女》为名复刊，1956年1月恢复原名《中国妇女》，继续作为全国性妇女刊物出版至今。

重庆《妇女之路》是中共在大后方持续最久的妇女舆论阵地。1940年5月16日作为《新华日报》副刊创刊，双周刊，由中共中央南方局妇女组编辑，邓颖超直接领导并经常撰稿，张晓梅、吴全衡、徐克立、石铭等20余人先后担任编委。创刊号即发表邓颖超《目前局势与妇女工作》，首次公开传达中共中央“发动广大妇女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具体方针。皖南事变后曾被迫休刊一年，1942年3月8日复刊，仍坚持“反映妇女大众生活疾苦、探求中国妇女应走的解放之路”的宗旨，持续出版至1947年2月《新华日报》被查封，共出149期。刊物设有“时评”“妇运动态”“女工生活”“苏联妇女”“小信箱”等栏目，通过短论、通讯、问答等形式，向国统区读者介绍边区妇女选举、生产、识字情况，同时揭露大后方女工、女职员、女教师遭受歧视与剥削的实例。1943年3月，《妇女之路》第52期全文刊登蔡畅《迎接妇女工作的新方向》，对中共中央“四三”决定关于“以生产为中心组织妇女”的新方针进行系统解读，被誉为“大后方妇女运动的灯塔”。

在中共领导或影响下，国统区还出现了一批以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妇女解放为共同使命的进步刊物。《妇女生活》1935年创刊于上海，沈兹九主编，皖南事变后被迫停刊，前后坚持6年，共出83期，是国统区寿命最长的左翼妇女杂志；武汉、广州、南昌等地相继出版的《战时妇女》《妇女前哨》《妇声》，分别由王汝琪、彭子冈、潘泳流等中共党员负责，以半月刊、旬刊形式快速报道战地服务团、妇女慰劳队动态；上海“孤岛”时期，蒋逸霄、许广平、姜平主持《上海妇女》半月刊，坚持出版4卷40期，被读者称为“200万女同胞的喉舌”；浙江金华的《浙江妇女》由中共浙江省委文委领导，陈怀白、林秋若、秦秋谷三任主编均为中共党员，1943年改为周刊后仍在《浙江日报》坚持出版，累计出刊63期。这些刊物虽处政治高压与物资匮乏的双重困境，却通过变换封面、使用代号、分散印刷等方式前仆后继：当《妇女生活》被封，编辑部以《现代妇女》名义继续战斗；当《上海妇女》被迫停刊，原班人马又借《妇女界》副刊发出声音，形成一条绵延不绝的“地下传播链”，使中共的妇女政策与抗日主张在国统区始终保持公开而鲜明的舆论存在。

沈兹九在《妇女生活》发表的《关于女子的天职问题》一文

图源|长江网

而知识性、趣味性家庭杂志是一条温柔而坚韧的“生活战线”。这一类妇女报刊选择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参与抗战。上海《妇女知识》《主妇之友》《妇女与家庭》、杭州《盐梅妇女》、基督教女青年会《上海女青年》《女青年》、北平《妇女家庭》《慈俭妇女》等，均以“服务家庭、改良生活、普及常识”为公开旗帜，政治色彩相对淡化，却在日常生活的缝隙里完成对国家、民族与妇女命运的温柔关照。这些刊物的主办者多为教会团体、教育协会或民间书局，编辑队伍以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女教师、女医生、女社会工作者为主。她们普遍认同“爱国始于爱家，救国必先救民”的理念，因此把版面留给家庭卫生、育儿心理、膳食营养、缝纫剪裁、家庭簿记、法律常识，甚至“如何扑灭蚊蝇”“怎样自制酱油”等看似琐细的题目。抗战爆发后，她们又巧妙地把“节约救难”“防空救护”“难童保育”嵌入原有栏目：一篇《夏季肠道传染病的预防》会在结尾提醒“前线将士亟需纱布，旧床单请消毒后捐送伤兵医院”；“家事顾问”信箱答复“如何为孩子织毛衣”时，不忘附言“前线缺寒衣，多余毛线可捐‘妇慰会’”；“烹饪专栏”推出“战时素食一周谱”，既应对物资短缺，又呼应“节约献金”运动；基督教女青年会的《上海女青年》则在“圣经故事”后增设“难民妇女访谈”，用“邻舍相爱”的宗教话语鼓励读者为流亡姐妹提供栖身之所。正如《主妇之友》1940年“三八”号《编者小语》所言：“我们不说大口号，只希望读者在厨房、育儿室、课堂、教堂里，都能找到一条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连起来的细线。”

这种“细线”还体现在对妇女自身权益的温和争取。面对“妇女回家”逆流，《妇女知识》连载《女子与职业》《家事与薪酬》系列文章，以“科学统计”证明家庭劳动的社会价值；《盐梅妇女》开设“法律问答”，详细解释《民法·亲属编》中关于婚姻自由、财产继承的条文，鼓励受虐待的读者写信求助，编辑部代为转介律师或妇女会；“信箱”里常出现“婚后是否继续教书”“丈夫反对我参加护士训练班怎么办”等提问，编辑以“姊妹谈心”口吻劝其“先取得家庭谅解，再逐步走向社会”，既避免与旧礼教正面冲突，又为读者留下自我争取的空间。上海女青年会出版的《上海女青年》更利用教会背景，介绍欧美妇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走出家庭、战后获得选举权的经历，暗示“战时服务”可能成为妇女地位提升的契机；刊物还组织“女子英文夜校”“会计速成班”，让失学女工、店员妻子在“补习”名义下获得一技之长，为战后就业埋下伏笔。

在发行与传播上，这类刊物充分利用城市消费网络：《主妇之友》由商务印书馆代理，随《东方杂志》搭送；《妇女知识》委托上海五洲大药房、广州先施公司化妆品柜台代售；基督教女青年会则通过教堂、医院、女校、产科诊所免费赠阅。纸张紧缺时期，它们缩小开本、减少彩页，或改出双月刊、季刊，但坚持不断刊。1942年《上海女青年》因租界当局搜查，曾以“妊娠卫生讲义”伪装封面，继续送到产妇手中；1944年《妇女与家庭》被汪伪新闻检查所扣压，编辑把“怎样缝制婴儿襁褓”改成“怎样为前方将士缝制毛巾”，才得以放行。正是这些看似“柔弱”的策略，使刊物在高压环境下延续命脉。

当1945年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妇女知识》在终刊词中写道：“八年间，我们没有喊过惊天动地的口号，却用一根根棉线，把千万个‘小家庭’缝进了‘大国家’；我们用奶瓶、绷带、识字课本，让姐妹们相信：照顾婴儿与救护伤兵、节约食盐与捐献飞机、教育女儿与支援前线，同样属于妇女的抗战。”这段自白，恰是对知识性、趣味性家庭杂志历史角色的最好注脚：她们以生活的名义，守住了一条温柔而坚韧的“生活战线”，让抗战的火焰在最寻常的日子里持续燃烧。

四、艰苦卓绝：报刊人的坚持与牺牲

妇女报刊的坚守，凝结着一批巾帼报人的鲜血与汗水。沈兹九在《妇女生活》被查禁后，化名“沈兹”继续撰稿；曹孟君奉邓颖超之命，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白手起家创办《现代妇女》，刊物被封后又以《儿童问题丛刊》名义坚持出版最后一期；杜君慧以“卢兰”笔名在《职业妇女》大声疾呼，为180名被禁婚的女邮工赢得复职；南昌《妇声》主编潘泳流、胡道珂先后被捕，刊物坚持到1940年4月终被扼杀；上海“孤岛”时期，许广平、关露、王季愚等以“妇女社”名义出版《上海妇女》，刊物被扣留、编辑遭恐吓，仍坚持出版至1940年6月。纸张短缺，他们便以毛边纸、土纸代替；印刷所拒绝承印，他们便辗转寻找小厂、甚至手刻蜡版；邮路封锁，他们便依靠交通员肩背手提，穿越封锁线。正是这些无名英雄，使妇女报刊在硝烟中得以延续，成为“黑暗中的微光”。

五、历史回响：妇女报刊的深远影响

妇女报刊的抗战书写，不仅记录了战争的血与火，更推动了中国妇女的集体觉醒。首先，它们把“民族解放与妇女解放”紧密联结，使广大妇女认识到“没有国家独立，就没有个人自由”，从而走出家庭、走向社会、走进民族解放洪流。其次，刊物培养了大批妇女干部：多名主编、编辑，在建国后成为各级妇联和新闻单位的领导骨干；基层妇女通讯员、读报组成员，在土改、支前、建政中成长为乡村女干部。再次，报刊留下珍贵的史料：从《中国妇女》对延安妇女参政、生产、学习的系统报道，到《浙江妇女》对敌后妇女游击队的实地通讯，再到《妇女之路》对国统区女工、女职员悲惨生活的调查，这些文字成为研究抗战史、妇女史、新闻史的第一手文献。最后，妇女报刊在舆论阵地上确立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抗战前，妇女界舆论多为资产阶级女权主义所主导；抗战中，以《中国妇女》《妇女之路》为代表的刊物，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分析中国问题，提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最终实现妇女解放”，为日后中国妇女运动的方向奠定了思想基础。

结语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的消息传遍神州。妇女报刊“以笔为枪的使命告一段落，但妇女解放的长征仍在路上。”从《中国妇女》到《妇女生活》，从《上海妇女》到《妇女之路》，这些承载着人民信仰的纸张，见证了战火中中国妇女的苦难与抗争，也记录了她们以柔弱之躯托举民族复兴的伟力。今日重读这些泛黄刊物，我们依然能听见当年的怒吼与呐喊——那不仅是历史的回响，更是激励后来者继续前行的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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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京津冀消息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