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个在国民党当到代总统的人，回国后连追悼会谁主持都做不了主；一个在美国天天写公开信劝侨胞团结的人，最后躺在病床上只能捐几幅旧字画——李宗仁这辈子，到底算哪一号人？
一个在国民党当到代总统的人，回国后连追悼会谁主持都做不了主；一个在美国天天写公开信劝侨胞团结的人，最后躺在病床上只能捐几幅旧字画——李宗仁这辈子，到底算哪一号人？
他从美国回来那一路，带着多少“失败者”的身份疙瘩？
北伐那会儿，他带着桂系部队从广西打到山海关，汀泗桥、贺胜桥的硬仗都是他啃下来的，蒋介石在南京都得让他三分。
可仗刚打完，他就敢在庐山会议上拍桌子，说“蒋先生搞独裁，这党要散”，气得蒋介石当场摔了茶杯。
中原大战时桂系被打残，他躲在香港租界，报纸上天天登“李宗仁通敌”的假新闻；抗战后期当副总统，蒋介石连作战地图都不让他看，开会时故意让他坐冷板凳。
哪边都站不住脚——桂系老部下骂他“跟蒋走太近”，蒋的嫡系说他“脑后有反骨”，半生都在风口浪尖上晃，今天怕军统暗杀，明天防桂系倒戈。
1949年12月从香港飞纽约，他住进哥伦比亚大学附近的公寓，美国中情局的人每周三下午来“拜访”，咖啡还没凉透就问“对台湾选举怎么看”“愿不愿意去东京演讲”。
李宗仁心里门儿清，自己就是枚棋子——蒋介石在台湾搞“反攻”，大陆要稳定局势，美国人攥着他，两边都能牵制。
程思远那时是他和香港的联络员，每次从香港飞纽约，公文包里都夹着密信，海关检查时手心里全是汗，有次在檀香山转机，西装内袋的纸条差点被搜出来，他假装系鞋带才塞回袜子里。
1959年苏黎世机场更险，三个穿风衣的男人堵在登机口，伸手就要抢他的皮箱——里面是李宗仁给东南亚侨领的信，程思远拽着箱子往保安亭冲，皮鞋后跟都跑掉了，特务看保安过来才骂骂咧咧走的，他后颈全是冷汗。
李宗仁在纽约公寓里，每天翻华侨报纸，看到台湾当局说“共匪统战”就来气，提笔给《先驱论坛报》写信，说“海外侨胞都是中国人，别被政客当枪使”，信里还夹着他在广西时的老照片，说“这才是中国的样子”。
1965年那封公开信，档案馆至今存着原件，纸边都磨毛了，钢笔字透着颤，末尾写“盼同胞以民族为重”，底下盖着他自己刻的小印章，还是当年当副总统时找人刻的。
1965年7月从纽约出发，先飞日内瓦，再转机贝鲁特，最后经香港绕回上海，行李里除了几件换洗衣裳，就是那箱没捐完的字画。
飞机降在虹桥机场，舷梯刚搭好，他扶着栏杆往下看，底下站着穿中山装的干部，还有几个白发老头——是当年北伐时的老部下，现在都在文史馆上班。
他走下舷梯，手刚被握住就抖起来，眼泪顺着皱纹往下淌，说“我回来了”，声音哑得像破锣，哪还有半分代总统的架子，就是个想家的老头。
住进北京饭店后，每天有人送报纸、送水果，可出门得提前报备，见谁都有秘书跟着。
统战部的人隔三差五来“看望”，问的都是“对台湾同胞有什么想说的”“对新社会有什么感受”，他答得多了，后来干脆照着稿子念，念完自己都笑，说“我这成了广播喇叭”。
1969年1月他走的时候，治丧委员会名单先拟的傅作义主持，周恩来半夜打电话改了，说“李宗仁先生是国民党高层第一个回来的，主席说要亲自送送”。
追悼会上哀乐一响，傅作义站在第二排，看着周恩来在台上念悼词，说“李先生的归来，证明了爱国不分先后”，底下人都记笔记，没人注意角落里他儿子李幼邻攥着衣角，眼圈红得像兔子。
晚年跟程思远在胡同里遛弯，他拄着拐杖忽然叹气：“早十年想通，多好。”
程思远知道他说的是1955年——那年他在纽约就跟自己说“蒋先生在台湾搞小朝廷，撑不了十年”，可书桌上总摆着副总统时期的旧照片，说“军人得有气节，不能让人说我‘投降’”。
拖到1965年才动身，船到香港时他摸出怀表，里面夹着1947年在南京拍的全家福，照片边角都磨白了。
归国不到半年，他在协和医院做体检，医生拿着片子说“直肠有阴影”，全国最好的外科医生都来了，手术刀划开肚子时他还清醒，听见护士说“主席让尽全力”。
手术挺成功，可他总咳嗽，早年打仗落下的肺气肿没好，冬天一到就喘得像风箱。
1968年国庆宴请，他穿中山装去人民大会堂，喝了半杯茅台就咳得直不起腰，回来躺了半个月，1月30号早上护士发现时，他手里还攥着张广西地图，漓江的位置用红笔圈了三圈。
李宗仁这辈子拧巴，其实是那代读书人的通病——心里装着旧道德，眼前摆着新世道，怎么走都觉得不对。
他在纽约公寓的抽屉里，锁着一沓没寄出去的信，收信人是广西老家的族长，信纸都泛黄了，毛笔字写得歪歪扭扭，三句话里准有一句提“漓江水暖”，说“桂树该开花了”，好像多写几句，就能闻见家乡的味儿。
1960年春节，他对着窗外的雪发呆，程思远劝他“写春联吧，应应景”，他提笔写“忠孝传家远”，写了一半又划掉，说“现在不兴这个了”，墨点在宣纸上晕开一大片，像块疤。
他不是不想靠近新社会，刚回国那阵，每天看《人民日报》，把“社会主义建设”几个字圈出来，跟秘书问东问西，可真让他上台讲话，又扯到“北伐时官兵平等”，台下人听得直眨眼。
有次统战部开会，他说“我这把老骨头还能做点事”，人家笑着说“李先生安心休养就是贡献”，他回来跟程思远叹气：“到底是外人。”
夜里睡不着，他翻出当年在陆军大学的讲义，里面夹着张老照片，是1926年在武汉照的，他穿着军装站在最中间，旁边是白崇禧、黄绍竑，背后写“革命尚未成功”，他拿手摩挲着照片边缘，说“那时候多简单，扛枪就完事”。
其实他怕，怕成了没根的人。
在美国时，中情局的人劝他入籍，他拍桌子说“我是中国人”，可真到要回来，又在香港犹豫了三个月，怕回来站不稳，怕桂系老部下骂他“投敌”，更怕新政权把他当摆设。
有次跟程思远喝酒，他喝多了，说“早知道这样，当年不如死在台儿庄”，程思远没接话，他自己又笑了：“死了倒干净，省得现在左右不是人。”
这世上哪有什么两全法，旧道德拴着他的脚，新世道推着他的背，最后卡在中间，成了历史的门缝里，被夹得生疼的那一个。
纽约公寓抽屉里那沓没寄完的信，漓江水的字眼洇了又干，最后被程思远收进牛皮纸袋，现在还锁在广西档案馆。
病床上捐的字画里，有幅《桂林山水》，是1937年在南京买的，题款写“还我河山”，墨迹都发灰了。
追悼会那天，傅作义站在台下，看着周恩来念悼词，忽然想起1948年南京总统府，李宗仁拍着桌子说“蒋先生搞独裁”，转眼就成了“爱国典范”。
这些选对方向却踩错节奏的人，到底是归顺者，还是被命运推着走的困局中人？
来源：分享人间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