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2年的一个平常一天，在福建军区的放映厅里，银幕上映着一部讲述治淮英雄事迹的纪录片。

1952年的一个平常一天，在福建军区的放映厅里，银幕上映着一部讲述治淮英雄事迹的纪录片。

画面中，一位女子正带领“女子突击队”奋战在泥泞的淮河堤坝上。

突然，观众席中响起一阵压抑的哭声，接着是喃喃自语：“她是我妻子！”

这位情绪失控的连长名叫冯学永，而屏幕上的女子，叫李秀英。

究竟是什么将他们夫妻生生拆散？ 一场观影，又能否再续前缘？

1946年的一个清晨，李秀英艰难地撑起身子，挺着已然高高隆起的肚子，慢慢走到灶台前。

今日是冯学永回老家干活的日子，她还特意叮嘱他：

“中午一定回来，家里米不多了，还得合计合计。”

冯学永临走时朝她摆摆手，憨笑着说了句“知道啦，赶在你馋酸菜前回来。”

可这一去，便如泥牛入海，半点消息都没了。

午饭时分，李秀英一边喂着年幼的女儿吃饭，一边不停往门外探头张望。

左等右等，却没等来丈夫的身影。

她自我安慰着，也许是耽搁了，也许明早就回来。

可第二天、第三天、第五天过去，屋门依旧沉默，李秀英的心里一寸寸地凉了下去。

她挺着肚子，沿着冯学永回老家的那条田埂路一路打听，连夜走进了婆家，可婆母一见她就急了：

“学永早就走了，怎么，他没回家？”

一句话，让李秀英脑袋里嗡地一声炸开，婆婆显然也意识到了不对劲。

当天晚上，两个家庭彻夜未眠，村口小道被来来回回踩得像筛子似的，打听的打听，翻水渠的翻水渠。

可无论他们怎么找，冯学永就像人间蒸发了一般。

他的草鞋没留下痕迹，他的工具还在家里摆着，连他临走时穿的粗布衫也没带走第二件。

风言风语像野草一样，从四面八方涌进李秀英的耳朵。

可她只是对着黑漆漆的村口望了一夜。

她知道哭也没用，她还得活下去，家里还有一个不到两岁的大女儿，还有卧病在床的养父，以及腹中这个随时可能提前降临的孩子。

日子苦得如嚼黄连，却没人替她喊疼，她没时间崩溃，更没资格倒下。

只有偶尔，在看着窗外某个背影与丈夫相似的那一瞬，眼睛才会忽然湿热。

媒人来提过三次亲，说“一个女人家撑啥家？找个男人过日子吧。”

李秀英只是淡淡回了一句：“我男人还没死，谁也别再来烦我。”

她想，也许有一天，那个左肩微驼、步伐带风的身影，会从远处缓缓走来，然后笑着对她说：“让你久等了。”

她也知道，这种等法，或许等到白发苍苍都未必等得到结果。

但只要这一天未真正来临，她就不会承认丈夫真的“没了”。

春去秋来，六年流转，她被岁月熬着，变成了一家五口的顶梁柱。

而属于她的传奇，还在续写…

1950年盛夏，淮河流域暴雨连绵，洪水如脱缰野马，从上游一头扑下，村庄、农田、道路，顷刻间化为泽国。

李秀英站在村头的堤坝上，望着满目疮痍的土地，眼前浮现的是十四年前那场水患的记忆。

那年她还只是个孩子，却清楚记得洪水裹挟着树木、牛羊甚至人，翻滚着吞噬了一切。

如今，历史重演，她已经不再是那个需要大人保护的小女孩。

很快，国家下达了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毛主席发出了响彻全国的号召：

“一定要把淮河修好！”

电文送到阜阳的那天，整个村委会沸腾了，李秀英第一个举手：“我去！”

有人担心她身体太瘦，又是女人，不宜做重体力活，她却笑着说：

“我家就在河边，水一来，庄稼毁了，命都难保，为自己，也为娃儿们的将来，我要去。”

她不只去了，还带着一支由二十多个妇女组成的“女子突击队”，浩浩荡荡地出现在润河段工地上。

工地上人头攒动，锄头、铁锹在烈日下反射着寒光，她们的到来起初引来一片窃窃私语。

在那个年代，重体力工程几乎是男人的天下，谁都没见过女人也敢来抢“红旗小组”。

可李秀英却不服输。

她一身旧布衣，戴着斗笠，手脚麻利，肩背坚实。

第一天抬土方，她就挑了满满两担，踏着厚重的泥浆走得又稳又快。

男人抬五百斤，她咬牙也要跟上，很多姐妹最初都跟不上节奏，是她一个个拉着练动作，带着做示范。

“女子突击队”没有一个人叫苦。

她们把围巾裹头，手掌勒上麻绳，肩膀顶住压得弯腰的担子，一次次来回于堤坝与土堆之间。

李秀英的肩头很快就磨出了血泡，每到夜晚就肿得抬不起胳膊。

可她咬牙忍着，夜里悄悄用砖头压自己的伤口，把肿胀“压麻”，第二天继续起早摸黑地干。

为了不耽误工期，她带着姐妹们分早晚两个班轮换，几乎一天只睡四个小时。

为了鼓励士气，她提议举行“夺红旗竞赛”，谁干得多谁就挂红旗在工棚。

可即便如此，治淮的工作也绝非靠意志就能完成。

最辛苦的是淘沙子，工人们要站在齐膝深的河水里，一铲一铲地将带有冰碴的黄沙舀进框里再抬上岸。

一天泡下来，腿上满是青紫红印。

李秀英也去，别人泡水一小时就上来，她硬是在水里站了整整五个小时。

晚上回来，她的腿像是被刀剐一样疼，连床都躺不下，只能半蹲靠墙。

日复一日，高强度的劳动终于压垮了她。

一次在河堤投石作业中，她忽然眼前发黑，一个趔趄栽进河里。

工友们急忙把她拖上来，她却口吐鲜血，被紧急送进工地医院。

领导来了，亲自批示要她好好休养。李秀英当着众人的面点头应承，转身却趁夜色偷偷溜出病房，摸黑又回到了工地上。

“秀英，你疯啦！你不要命啦！”有姐妹哭着拦她。

她却只说：“不拼命，我们的娃儿们，以后是不是还要死在水里？”

谁也拗不过她，那一晚，她带着女子突击队继续干活，夜风吹过她削瘦的脸庞，额头上的汗珠仿佛在诉说着一代妇女的担当。

1951年7月，润河段工程提前完工，这一消息传遍了全国，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大规模水利工程提前交付的奇迹。

而在庆功大会上，“女子突击队”的队长李秀英被评为“治淮劳动模范”。

国庆前夕，她受邀赴京参加观礼，还第一次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她没见过那么多高楼，更没想过能与毛主席面对面，主席还为她签下了名字。

可她哪里知道，那段纪录她的影像，也在此刻悄然传播到了全国。

而在遥远的福建军区，一个同样日夜挂念她的男人，正注视着屏幕上的她，眼泪止不住地涌了出来。

1952年，福建军区某部放映厅内，战士们在长凳上坐得整整齐齐，等着即将开始的观影。

墙上挂着“向治淮英雄学习”的横幅，投影机旁的技师正在调试胶片。

军区决定组织这场观影活动，是为了让广大官兵从劳模事迹中汲取精神力量，增强战斗意志。

冯学永坐在第三排靠左的位子上，原本只是抱着例行学习的态度来看这部纪录片。

他是连长，身上背着一连几十号兵的责任，也早习惯了纪律、任务、学习“三步走”的军旅生活。

可影片刚放到第五分钟，他的呼吸就开始变得不稳了。

荧幕上，一个身穿粗布衣的女民工，在烈日下与队友们一起抬着土方、肩挑石块。

她的身影不高，但步子稳健，额头上布满汗珠，双手的关节粗硬如老树皮，眼神里却有种不容低估的坚毅。

那一瞬，冯学永像被雷击中般愣住了。

他死死地盯着屏幕，屏住呼吸，不敢眨眼，仿佛怕漏掉一个眼神，一个角度。

“李秀英……”冯学永的嘴唇颤抖，手指在膝盖上发抖地抓着，眼眶瞬间湿润。

那是他失联六年的妻子啊！

那是他日日夜夜在战火中念着的名字，是他曾无数次梦回故里时渴望再见的身影。

他曾在逃出国民党抓来的壮丁队伍、加入解放军、奔赴战场的每一个夜晚，都把这个名字默默写在心头。

可他从未想到，在数千公里外的福建，在这样一个放映厅里，自己会突然与她“重逢”。

冯学永的眼泪滑落脸颊，接着是压抑的呜咽声：“她是我妻子！”

一瞬间，所有人都扭头看向声音的来源。

连队的士兵们怔住了，谁也没料到，那声情绪崩溃的喊叫来自他们一贯沉稳、严厉、几乎从不掉泪的连长。

得知妻子的消息，激烈的情绪过后，他反而冷静下来了。

他没有马上请假回家、也没有火急火燎地奔向李秀英所在的地方。

他心中明白，六年的时间太长了，他不确定李秀英是否还在等他，若她已经另嫁他人呢？若她的生活已经重新安稳呢？自己贸然出现，岂不是会扰乱她的生活？

于是，他决定先写一封信，寄往家乡的乡政府。

他在信里小心翼翼地写下自己的身份、行踪，讲述了被抓壮丁、被迫参军、后来起义解放军再到朝鲜参战的全部经历。

他最后写道：“我只是想知道，她是否还好？”

这一封信，从福建寄出，横跨千里，几经辗转，终于被乡干部送到了李秀英的手中。

当看到“冯学永”三个字出现在抬头那一刻，李秀英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抱着信放声痛哭。

那是她等了六年的信啊，等得太久，久到她都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他了。

她什么都没说，连夜赶回家里交待好孩子与父母，隔天便踏上了南下的列车。

她要去找他。

火车一路南下，李秀英把那封信看了又看，六年的苦楚、等待、煎熬，似乎都在这一纸信笺上得到了回响。

而远在福建的冯学永，也正一日日焦急等待着回信。

他不知道李秀英是否已婚，也不知道她收到信会作何回应，他只是抱着一个老兵的执拗守着心头的那点希望。

直到军营传来消息，有位女同志前来找他。

那一刻，冯学永冲出军营大门，像年轻时奔跑在田埂上的少年。

他在风中停下脚步，望见那熟悉的身影缓缓从人群中走来。

冯学永站定，轻声唤道：“秀英……”

六年，风霜雨雪，终于在此刻，化为一场泪水交织的重逢。

他们从未再分开，直到1976年，冯学永正式离休，随部队一同转业回安徽。

李秀英也终于卸下多年奔波的行囊，回到阔别已久的老家，在印刷厂任职，日子简朴却安稳。

她眼中的光，从未黯淡。

那光，映着千军万马、万众一心，映着汗水、泪水、血水，汇成的大河，也映着一场从银幕开始，跨越岁月、忠贞不渝的深情。

来源：与时档案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