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彬教授与潘博教授：聚焦HR+/HER2-早期乳腺癌辅助治疗优化

摘要：内分泌治疗是HR+/HER2-早期乳腺癌患者的标准辅助治疗方案之一，但中高危患者的复发风险依然值得关注。随着CDK4/6抑制剂在早期乳腺癌领域的成功探索，如何精准筛选适宜人群、优化治疗策略，成为临床面临的新课题。本期肿瘤瞭望《乳事大咖说》栏目，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编者按：内分泌治疗是HR+/HER2-早期乳腺癌患者的标准辅助治疗方案之一，但中高危患者的复发风险依然值得关注。随着CDK4/6抑制剂在早期乳腺癌领域的成功探索，如何精准筛选适宜人群、优化治疗策略，成为临床面临的新课题。本期肿瘤瞭望《乳事大咖说》栏目，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邵彬教授特别邀请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乳腺外科潘博教授，围绕HR+/HER2-早期乳腺癌患者的风险分层、个体化治疗及CDK4/6抑制剂应用等热点展开深度对谈，以期为临床诊疗提供新思路与借鉴。

邵彬教授：大家好，这里是肿瘤瞭望《乳事大咖说》专栏。本专栏主要聚焦于临床的热点跟痛点，实时更新循证医学证据，同步全球视野，为临床寻找最优的解决路径。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乳腺外科的潘博教授做客《乳事大咖说》栏目。潘教授，请您谈谈HR+/HER2-早期乳腺癌患者的风险分层需求及目前尚未满足的临床需求。

潘博教授：非常感谢邵彬教授的邀请，也感谢肿瘤瞭望《乳事大咖说》栏目提供这次访谈机会。HR+HER2-乳腺癌在全部乳腺癌中占比约60%～70%，这类患者对内分泌治疗敏感，术后通常需要5～10年的长期内分泌治疗，部分年轻患者还需联合卵巢功能抑制等绝经治疗。目前临床上尚未满足的需求主要体现在：虽然我们有21基因、70基因等多基因检测工具可用于个体化复发风险评估，但在确定内分泌治疗的药物组合、治疗强度、疗程长短以及是否联合CDK4/6抑制剂等方面仍存在不足。我们需要结合循证医学证据、指南进展和患者的具体情况（包括肿瘤复发风险和身体耐受程度）来制定个体化的治疗策略。

邵彬教授：对于HR+HER2-乳腺癌，目前已有多种治疗手段，尤其是CDK4/6抑制剂的出现改变了治疗格局。针对中高危患者，MONARCH-E和NATALEE研究都显示IDFS有显著获益，但两个研究存在一些不同之处。这些研究结果公布后，您认为对临床实践有哪些重要的启示？

潘博教授：CDK4/6抑制剂通过抑制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性激酶，有效抑制肿瘤细胞增殖，为腔面型HR+HER2-乳腺癌提供了专属靶向治疗。对于早期无远处转移的患者，我们可以结合临床病理因素（如淋巴结转移情况、肿瘤大小、Ki-67增殖指数等）和全球大型III期临床研究结论，使用CDK4/6抑制剂进行强化治疗（通常为2～3年），这可以显著改善患者生存预后，已成为临床标准治疗，彻底改变了这类患者的治疗模式。

邵彬教授：这两个研究确实改变了我们的临床实践。MONARCH-E研究最初针对较高危人群（4个以上淋巴结阳性或1～3个淋巴结阳性伴有高危因素的患者），显示了IDFS获益；而NATALEE研究进一步扩大了受益人群范围，对于II期包括T2N0伴高危因素的患者也看到了显著获益。这些药物的出现，满足了之前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让患者获得了进一步的获益。同时，这些药物的耐受性相对较好。请问潘教授，在应用这些药物进行强化治疗的过程中，您在临床实践中遇到过哪些困惑和难点？

潘博教授：针对这个问题，我分享一个典型案例：一位肿瘤较大但淋巴结未转移、21基因检测提示高危的患者，经过国际多学科会诊后，我们采用了小剂量（400毫克）瑞波西利（用药三周、停药一周）联合内分泌治疗的强化方案。需要注意的是，当前患者经济承担能力和知识水平普遍提高，经常会自行检索医疗信息（甚至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对新型治疗接受度较高，但可能存在信息理解上的偏差。我们在使用新药时需要兼顾疗效与安全性，比如阿贝西利的常见不良反应包括腹泻以及白细胞、中性粒细胞降低，瑞波西利则需要注意骨髓抑制和心脏潜在副作用。临床中需要进行精细化管理，包括剂量调整（如高龄患者采用低起始剂量，或从低剂量向高剂量逐渐递增），在保证疗效的前提下改善患者生活质量、降低副作用。此外，还需要加强对患者的全程管理和医患沟通，医患应该是共同对抗疾病的战友，而新型药物的应用进一步巩固了这种合作关系。

邵彬教授：潘教授说得非常好。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交流，推动医患共同学习、规范管理，更好地抗击乳腺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