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许多西方学者翻遍中国史书，都发现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这个东方古国历史上极少像罗马帝国般远征海外，也不似大英帝国到处建立殖民地，却坐拥世界第三大的国土面积。

1907年深秋，一艘中国军舰破浪前行，甲板上站着几位清廷官员，他们手握一本泛黄的《海疆志要》，正奔赴东沙岛与日本人对峙。

这本书中清晰记载着中国渔民数百年前就在岛上生活的铁证，最终迫使日方交还岛屿。

许多西方学者翻遍中国史书，都发现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这个东方古国历史上极少像罗马帝国般远征海外，也不似大英帝国到处建立殖民地，却坐拥世界第三大的国土面积。

这种观点在西方历史学界颇具市场，他们习惯用“侵略”、“吞并”、“征服”来描述中国疆域的形成。

殊不知，中国的国土故事，完全是一部不同于西方逻辑的传奇。

西方历史著作中充斥着对中国领土形成的错误叙述。哈佛大学一位教授曾在著作中提出：“华北是中国人侵占来的，四川是中国人侵占来的，浙江福建东南沿海都是中国人侵占来的。”

这种论述完全忽略了中国多民族融合的历史事实。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一些西方地图将西藏、新疆、内蒙古与中国本土用不同颜色区分，暗示这些地区是“被占领土”。

西方制图学中的政治偏见随处可见

西方学界最大的误区，是将现代中国的概念简单投射到古代。他们不明白“中国”一词在不同时代有不同含义，有时指中原王朝，有时涵盖更广范围。这种概念混淆导致了许多荒谬结论，甚至产生了“中国应当分裂为七块”的极端观点。

与西方误解相反，历史真相是：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共同建设的家园。唐朝开国皇帝李渊、李世民家族就有西北少数民族血统（当时称为胡人）。据《旧唐书》记载，李渊的祖父李虎是西魏八柱国之一，而西魏正是由鲜卑人建立的政权。

在南北朝时期，前秦之符氏、燕之慕容家族、北魏之拓拔家族虽都不是汉族，但都自认为是黄帝后裔。据《晋书》记载，前秦皇帝苻坚在淝水之战前曾说：“朕与晋室同源异流，都是炎黄子孙。”

中国历史上，站出来报效国家的从来不只是汉族人。唐末五代初的李克用、李存勖、李嗣源等人誓死兴复唐朝，他们家族是来自西北新疆等地的沙陀人。据《新五代史》记载，李存勖常对部下说：“我虽沙陀人，但心向大唐，愿为恢复唐室鞠躬尽瘁。”

唐朝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都会，各民族和谐共处

中国领土的形成过程充满坎坷，特别是在近代史上，中国曾失去大量土地。1858年5月28日，这是一个让国人痛心疾首的日子。清政府代表奕山在沙俄枪炮威胁下，签署了《瑷珲条约》，中国失去了约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相当于20个台湾岛的面积。

据清代档案记载，谈判时沙俄代表穆拉维约夫直接将手枪拍在桌上，威胁说：“若不签字，俄国将联合英法共同对清作战。”奕山在给咸丰皇帝的奏折中写道：“臣观其情状，势难理喻，不得已暂为应允。”

然而，即便在最弱势时期，中国也从未放弃对领土的主权要求。1907年，日本商人西泽吉治强占东沙岛，拆毁中国渔民修建的庙宇，企图制造“无主之地”的假象。清政府得知后立即行动，派遣水师提督萨镇冰前往调查。

萨镇冰不仅带去了《海疆志要》等历史文献，还找到了曾在岛上生活的老渔民作证。面对铁证如山，日方不得不承认东沙岛属于中国，并于1909年交还该岛。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少数几次成功的外交维权案例。

中国在处理边界问题上展现出独特的智慧和长远眼光。1963年3月2日，《中巴边界协定》在北京签署，这是中国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领土问题的典范案例。

谈判过程中有一段插曲：巴方代表最初坚持传统习惯线，不同意中方提出的划界方案。周恩来总理亲自接见巴方代表，指出：“中巴是兄弟邻邦，边界问题要既尊重历史，又面向未来。”最终双方达成协议：中国放弃对坎巨提1940平方公里的主权主张，巴方则把喀喇昆仑走廊5310平方公里划给中国。

这条走廊是中国西部安全的重要屏障

表面上看中国净得3000多平方公里，但实际战略价值巨大。喀喇昆仑走廊连接新疆喀什和西藏阿里，拿回这条走廊后，中国西部安全得到了多层保障。而坎巨提不与中国接壤，收回也是飞地，管理成本极高。

2008年10月14日，中俄两国在黑瞎子岛举行“国界东段界桩揭幕仪式”，标志着中俄4300公里边界线全部确定。中方收回了黑瞎子岛上一半约174平方公里的土地。

这是自《瑷珲条约》签订150年来，中国第一次在该区域实质性收回主权控制。谈判过程中，中方代表创造性地提出“一岛两国”方案，既维护了主权，又照顾了俄方的关切，被誉为现代外交智慧的典范。

与西方殖民主义完全不同，中国的疆域形成是内部各民族融合的结果。西方殖民往往通过海外扩张、屠杀原住民和掠夺资源来实现。

以巴勒斯坦地区为例，1917年的《贝尔福宣言》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家园”，当时犹太人口仅占当地人口的7%。这一宣言完全忽视了占多数的阿拉伯居民的权益，导致了一个多世纪至今未休的冲突。

以色列在1948年建国后，通过战争等手段不断侵占巴勒斯坦人的家园。1967年后，以色列更是在约旦河西岸等地大肆兴建犹太人定居点，蚕食巴勒斯坦人最后的生存空间。

类似的西方殖民划界也在伊拉克问题上制造了持久危机。英国殖民者在划界时的不负责任行为，导致伊拉克的海岸线只有58公里，且唯一的出海口被科威特的布比延岛堵住，使其几乎沦为“内陆国家”。这也是后来萨达姆入侵科威特的重要原因之一。

历史上，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最终都融入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改革，将鲜卑姓改为汉姓；清朝康熙皇帝亲自拜谒明孝陵，书写“治隆唐宋”赞誉明朝统治。

清朝皇帝通过尊重明朝传统来确立自身正统性

这些行为表明，无论哪个民族建立政权，都自觉继承了中华文明的道统。

这种文化认同超越了种族界限，形成了“天下观”的政治哲学。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判断一个政权是否正统，不在于统治者的民族出身，而在于是否践行儒家仁政理念，是否保境安民、延续文明。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能够避免罗马帝国分裂后再未统一的命运，也是西方学者难以理解的中华文明密码。

1997年，当中俄勘界人员站在黑瞎子岛上，看着刚刚竖起的第259号界碑，一位老勘界员悄悄抹去眼角的泪水：“一百五十年了，我们终于回来了。”

中华民族的包容性超越了谁征服谁的游戏规则，不再是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而是你我融合成为新的我们。这种模式虽在短时间内难以被西方理解，却真正保障了中华文明连绵不断、生生不息。

本文史料来源：《清实录》、《旧唐书》、《新五代史》、《晋书》、《中巴边界协定》原始档案

来源：林里看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