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是1998年初冬，改革开放的浪潮已经席卷神州大地二十年。我靠着给县电力公司跑销售，好不容易在县城攒了点钱，买下一处带小院的平房，总算在这座小县城站稳了脚跟。

家中来客

＂大伯要回老家养老，你怎么看？＂父亲放下信，眼神飘忽。

叔叔和堂兄弟们纷纷低头，屋里的沉默像冬日里的寒气一样渗进骨头。

＂住我家吧。＂我听见自己说，声音在这沉默中格外清晰。

父亲抬起头，目光如刀，仿佛要将我的提议剜去。。

那是1998年初冬，改革开放的浪潮已经席卷神州大地二十年。我靠着给县电力公司跑销售，好不容易在县城攒了点钱，买下一处带小院的平房，总算在这座小县城站稳了脚跟。

父亲的眉头紧锁，仿佛我说了什么大逆不道的话：＂娃儿，你糊涂啊？那老东西，黑心肝的很！＂

我低头不语，心里却清楚父亲这话从何而来。

李大伯，我爷爷的长子，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村子。听村里老人说，那是七十年代初，正是全国上下热火朝天大干社会主义建设的年代。

村里人说他狠心，把自己那份口粮地和泥草房一脚踢开，只留下咳血的老父亲和年幼的弟弟们，扬长而去。二十五年里，他像断了线的风筝，只有逢年过节才寄来一两封薄薄的信，轻飘飘的，信纸上的字迹潦草，像是匆匆赶路的人踩下的脚印。

＂咱全家都不待见他，你倒好心了。＂父亲咬着牙，脸上的皱纹挤在一起，像是地里干旱时裂开的土地。

＂你不懂。＂父亲长叹一口气，＂当年他拍拍屁股走了，留下一堆烂摊子。你爷爷病成那样，我和你二叔还小，全靠大队救济。现在老了，腿脚不利索了，想起来还有个家了？＂

父亲的话像一把刀，却没能割断我的决心。我记得小时候，每每母亲熬中药的灶膛边，总有李大伯的只言片语。他曾是村里读过高中的少数人之一，据说还会拉二胡，那琴声能让萧瑟的秋风都停下脚步。

＂爸，人总归是要回家的，血浓于水啊。＂我小声劝慰着，却明白那些过往像是埋在地下的石头，经年累月，早已生了根。

父亲没再多说什么，只是翻出烟袋锅，使劲装了一锅旱烟，猛吸几口，烟雾将他的脸遮掩得若隐若现。

腊月二十三，灶王爷上天的日子，县城小站的站台上冷清萧瑟。寒风刮得人脸生疼，从北方来的绿皮火车喘着粗气停下。我搓着手，呵着白气，站在人群中翘首以盼。

李大伯就那么出现了，干瘦的身形，花白的头发，手里提着一个看上去已经陪伴他多年的帆布包，边沿都磨出了毛边。他穿着一件半旧的深色中山装，和火车站的铁轨一样笔直，却掩不住岁月在他身上刻下的痕迹。

＂大伯。＂我喊道，声音被冷风吹散。

他愣了一下，眯眼在人群中寻找，手搭凉棚的姿势像极了爷爷当年站在村口望远处的模样。然后他露出一个有些腼腆的笑容：＂小虎啊，长这么高了。＂

声音沙哑中带着温柔，像是冬日里的一捧炭火。

回家的路上，大伯坐在我的二八自行车后座，沉默不语。路过县供销社门口，他突然说：＂这儿变了样子，以前是个茶馆，门口挂着个铜壶。＂

他记忆中的县城，还停留在他离开的那个年代。

我家的小院不大，青砖围墙已有些斑驳，西侧有间晒太阳的小屋，原本堆放杂物，收拾出来给大伯住。屋顶的几片瓦松动了，下雨时会漏水，墙角的灰泥也剥落了一块。

＂挺好，比我这些年住过的地方都强。＂大伯环顾四周，轻声说。他的声音有些沙哑，像是很久没有说过话。

他把那个破旧的帆布包轻轻放在床头，从里面拿出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和一把年代久远的二胡。二胡的琴皮已泛黄，琴弦也松了，却被擦拭得一尘不染。

＂这是祖传的，我爹的爹传下来的。＂大伯抚摸着二胡，眼里闪过一丝我看不懂的光芒。

晚饭是白菜猪肉饺子，从小我就听说，大伯最爱吃娘亲包的白菜猪肉馅儿。我笨拙地和面、擀皮，大伯则熟练地包起饺子来，手指灵活得不像他这个年纪的人。

＂在外头打工，什么活儿都干过。＂他说，眼里闪过一丝疲惫，＂工地上包米饭团，建筑队和面条，后来在食堂又帮厨多年，这双手啊，没少沾面粉。＂

我偷偷打量着大伯的手，那是一双饱经风霜的手，粗糙、有力，指节粗大，布满了岁月的沟壑。这双手帮他撑过了漫长岁月，如今却熟练地包着饺子，动作轻柔得像在抚摸什么珍贵的宝物。

村里很快传开了李大伯回来的消息。邻居王婶子来串门，她是村里有名的＂广播站＂，嘴碎得很。一进门就张罗着瞧大伯，语气酸溜溜地说：＂听说李家大的回来了，可不知道他这些年在外头积了多少家当呢？＂

大伯只是笑笑，将泡好的大碗茶递给王婶，继续修补院子里的木椅。

＂瞧这手艺，在外头定是个木匠吧？＂王婶不依不饶。

＂干过，但不是正经木匠，就是会修修补补。＂大伯答得平静，像是在谈论天气。

王婶走后，大伯叹口气：＂都一把年纪了，她还是这么能说。＂

这话里带着几分无奈，却又有种久违故土的熟悉感。他轻轻摇头，嘴角却挂着笑，那笑容里有太多我读不懂的东西。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大伯住进了我家的小屋，却像是住进了我的生活。清晨，我常被一阵轻微的扫帚声惊醒，大伯总是起得最早，将小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煤球炉里的火早已生好，水壶里的水冒着热气，准备好了我洗漱用的热水。

过年那几天，父亲他们没来我家，我带着大伯去了父亲家。一路上，大伯说起了他在北方的日子。

＂黑土地上的风，比咱这儿要硬朗。＂他说，＂沈阳的冬天，雪能埋过膝盖，天寒地冻的，干活时手上冻出血也不知道。＂

他说得轻描淡写，眼神却飘向远方，像是又回到了那冰天雪地里。

到了父亲家，屋子里的气氛像凝固的猪油，硬邦邦的。大伯带了两瓶＂白象＂牌白酒，是他在北方打工时攒下的钱买的。父亲只是点头，没说话。堂兄弟们各自忙着，刻意避开与大伯的目光接触。

桌上的红烧肉都凉了大半，大伯却像没感觉似的，慢条斯理地吃着。他给父亲和二叔斟了酒，两人勉强接过，气氛像绷紧的弦。

＂你们都长大了，成家立业了。＂大伯突然开口，声音略微颤抖，＂爹若是在，该多高兴。＂

这话像一块石头，砸进了寂静的水面。父亲猛地站起来，将酒杯重重放下：＂别提爹！他咳血到死，都没等来你！＂

大伯低下头，不再说话，青筋浮现在他布满皱纹的额头上。

回来的路上，雪下得很大。大伯走得很慢，雪花落在他单薄的肩膀上，没一会儿就积了厚厚一层。

＂我不怪他们。＂大伯突然开口，＂那年我走，确实是不告而别。你爷爷病得厉害，家里揭不开锅，我想出去赚钱...＂

他的话消失在风雪里，像是被冻住了一般。

＂我听说爹走的那年，是个大旱年。＂我试探着问。

大伯点点头：＂七二年，旱得地都裂了嘴。你爹和二叔还小，家里一点口粮都没有。我在东北的工地上，听说家里情况，就托人捎了点钱回来，可是...＂

他没往下说，但我懂了。那个年代，交通不便，消息闭塞，等他的钱寄回来，爷爷已经去了。

正月里，屋顶的瓦片开始漏水。大伯二话不说，拿着工具就上了房。年近七旬的人，动作却利索得像个小伙子。修好房顶后，他又开始整修院墙，补窗户上的裂缝，连门轴生锈的声音都被他调整得恰到好处。

＂大伯，您歇着吧，这些活我来干。＂我劝他。

他笑着摇头：＂干惯了，闲不住。这些年走南闯北，什么苦没吃过？修修补补的活计，对我来说是轻的。＂

有天整理房间，我无意中翻到大伯的那个旧皮箱。里面是一摞发黄的汇款单和几本厚厚的日记本。日记本上记着他这些年的打工经历：修路、盖房、扫大街...还有每个月寄回村里学校的助学款。

＂今日工地加班，多挣了五块钱，寄回村里给小翠上学用。＂一行字迹歪歪扭扭地写在1985年的某一页上。

＂工头扣了工钱，这月只能寄二十块回去，希望够用。＂1987年的夏天，他这样写道。

＂李大明同志多年资助贫困学生，特发此感谢信。＂一封盖着学校红章的感谢信安静地躺在日记本里，日期是1986年。

我的眼眶湿润了。原来，大伯这些年并非杳无音信，他用自己的方式，默默地关心着家乡的人。

正月十五的夜晚，村里闹花灯。大伯从箱底翻出他那把老二胡，在院子里轻轻拉起来。琴声低沉，像是在讲一个漫长的故事。

＂这是什么曲子？＂我问。

＂《思乡曲》。＂大伯说，＂在北方的工地上，晚上睡不着时，就拉这个。＂

琴声中，我仿佛看到了年轻时的大伯，独自一人在异乡的工棚里，拉着二胡，思念着远方的家。

雪化了，春天的气息逐渐浓郁。我拿着发现的证据，去了父亲家。

＂你们知道吗？大伯这些年一直在资助村里的贫困学生！＂我把那些汇款单和感谢信摊开在桌上，＂他走不是不负责任，是为了能挣更多钱救爷爷的病，后来爷爷去世了，他不敢回来面对大家...＂

父亲的手微微颤抖，接过那些泛黄的纸片。上面的数字不大，但在那个年代，却是一个外出打工者大半个月的工钱。

＂这么多年...＂父亲的声音嘶哑。

叔叔站在一旁，眼圈红了：＂当年我上初中，学校突然通知我学费减免了，原来是大哥...＂

屋子里安静得能听见窗外的鸟叫声。

回家路上，村里的刘婶拦住了我：＂你大伯真是个好人啊！我家小丫头上学的钱，每学期都有人匿名资助，现在知道是谁了...＂

刘婶是村里的寡妇，她女儿如今已是县医院的护士了。

＂可我家丫头一直想当面谢谢恩人呢，这些年攒了不少东西要送给他。＂刘婶擦着眼泪说。

村里的老支书也来了：＂李大明那娃子，心眼实在，当年村办砖厂缺钱，是他从外头寄来三百块周转的。＂

原来，大伯这些年默默资助了村里好几个孩子上学，还帮助过村里的集体企业，却从不留名。

回到家里，我把这些事告诉了大伯。他不好意思地摆摆手：＂哪有那么多事，就是举手之劳。我一个人，也没啥花销，不就剩下点钱了么。＂

那个周末，院子里来了许多人。父亲、叔叔、堂兄弟们，还有村里的乡亲。大伯有些局促，像个做错事的孩子，躲在屋里不肯出来。

＂大哥，出来吧。＂父亲站在门口，声音哽咽，＂这么多年，是我们误会你了。＂

大伯慢慢从屋里走出来，阳光照在他花白的头发上，镀上一层金色。

＂你们来了。＂他简简单单地说，眼里却盛满了复杂的情感。

他从行李底部取出一个铁盒子，里面是一张全家福，拍摄于他离开前的那个夏天。照片上，年轻的爷爷奶奶坐在中间，周围站着他们的儿子们。照片边缘有些发黄，但保存得很好。

＂带了二十多年了，走到哪儿带到哪儿。＂大伯说，声音有些哽咽，＂工地上的灰尘大，每天晚上都要擦一遍，生怕把你们的脸给蒙住了。＂

父亲接过照片，手指轻轻抚过爷爷的脸：＂爹，您看到了吗？大哥回来了。＂

一向坚强的父亲，眼泪无声地滚落。

＂对不起，大哥。＂父亲紧紧抱住大伯，＂这些年，我们误会你了。＂

大伯拍拍父亲的背：＂傻弟弟，有啥对不起的。我没照顾好爹，是我的错。＂

这一抱，仿佛跨越了二十五年的时光，两兄弟之间的隔阂如冰雪消融。

村里人都来了，每个人都有话要对大伯说。有的感谢他的资助，有的分享这些年村里的变化，还有的只是静静地坐在院子里，听大伯讲他在外头的经历。

＂东北的冬天，冷得鞋底儿都能冻裂。＂大伯说，＂有一年，工地上的水管子冻了，为了赶工，我们只能用开水一点点化开。手冻得跟萝卜似的，红一块紫一块。＂

他说这些时，脸上没有抱怨，只有对往事的平静叙述。

＂最难的时候是哪年？＂有人问。

大伯沉思片刻：＂八一年吧，那年我在山西的煤矿干活，矿上塌方，差点回不来了。躺了半个月，刚能走就又上工了，没办法，要挣钱啊。＂

他撩起裤腿，露出小腿上一道长长的疤痕：＂留了个纪念。＂

大家的眼睛都湿润了。这些伤疤，是他在外漂泊岁月的见证，也是他对家乡、对亲人深沉爱的证明。

那天傍晚，全家人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坐着。父亲拿出了尘封多年的家谱，翻开有些发皱的页面，重新写上大伯的名字。

＂从今往后，咱们家的故事里，不再缺你这一笔。＂父亲郑重地说。

春风拂过槐树嫩绿的叶子，发出沙沙的响声，像是岁月轻轻的叹息。大伯的二胡不知何时出现在他手中，《二泉映月》的旋律悠悠荡荡，飘向远方，又回到我们身边。

几天后，村里的年轻人组织了一场简朴而热闹的欢迎会，就在村委会的大院里。刘婶的女儿特意从县医院请了假，给大伯鞠了三个深深的躬：＂大伯，如果没有您，我不可能读完高中，更不可能成为一名护士。这辈子，我都记得您的恩情。＂

大伯连连摆手，脸涨得通红：＂傻孩子，啥恩情不恩情的，你自己争气，好好的就行。＂

村里的孩子们围着大伯，缠着要听他讲外面的故事。大伯就坐在村委会门口的石阶上，给孩子们讲他见过的高楼大厦、川流不息的汽车，还有南方的湖泊和北方的雪原。

＂李大伯，您以后还走吗？＂一个小男孩怯生生地问。

大伯摸摸孩子的头：＂不走了，我回家了。＂

这句话，简简单单，却像一块石头落进了平静的湖面，激起层层涟漪。

父亲邀请大伯搬回老家住，但大伯却选择继续住在我的小院里。

＂在你这儿住惯了。＂他解释说，＂再说，老家那房子，住着你们一大家子，我这老骨头，怕打扰你们。＂

其实我明白，大伯是想给年轻人多些空间，也是想保留一份属于自己的宁静。

夏天来了，院子里的葡萄架绿意盎然。大伯每天早起，侍弄着院子里的花花草草，晚上就坐在葡萄架下，看星星，或者拉二胡。有时候，村里的老人会来，带着自家酿的米酒，几个人围坐在一起，谈天说地，笑声飘荡在夏夜的风里。

＂你看那颗星星，＂大伯有一天晚上指着天上对我说，＂在北方工地上，每次看到它，就知道家乡在哪个方向了。＂

他的眼里闪烁着星光，也闪烁着对家乡二十多年的思念。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家不只是一个物理空间，而是心灵能够归属的地方。。

。也许这就是归家的意义——不是回到过去，而是带着过去的经历，重新开始。

现在，每当夜幕降临，二胡的声音从院子里飘出，村里的人都知道，李大伯回家了。

来源：那一刻旧时光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