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硬核了！画画、做雕塑、写小说样样精通，这位诺奖作家如何演绎“斜杠人生”？

摘要：1979年9月，格拉斯访问北京、上海等地，在联邦德国驻华大使馆举办画展。当时在上海外国语大学读书的蔡鸿君第一次见到格拉斯，从此，蔡鸿君开始了与这位作家的不解之缘。

2025年4月13日，是德国作家、画家君特·格拉斯逝世十周年。

1979年9月，格拉斯访问北京、上海等地，在联邦德国驻华大使馆举办画展。当时在上海外国语大学读书的蔡鸿君第一次见到格拉斯，从此，蔡鸿君开始了与这位作家的不解之缘。

迄今他已翻译格拉斯的《猫与鼠》《蟹行》《我的世纪》《盒式相机》《格拉斯：文与画》等书。

谨以翻译家蔡鸿君先生为《格拉斯：文与画》撰写的前言，纪念中国读者的老朋友君特·格拉斯。

走近格拉斯

蔡鸿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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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但泽

1999年9月30日13点，瑞典文学院宣布将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颁奖的理由是：格拉斯“在语言和道德受到破坏的几十年”之后，为德国文学带来了新的开始，他在“清醒的黑暗的虚构故事中展示了历史遗忘的一面”，他的《铁皮鼓》是二战之后世界文学最重要的作品之一。瑞典文学院还称他1999年的新作《我的世纪》是“按时间顺序伴随二十世纪的注释，并且对使人愚昧的狂热显示了一种独特的洞察力”。瑞典文学院每年通常都是在10月10日左右宣布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1999年却提前到了9月底。对此，瑞典文学院秘书长霍拉斯·思达尔先生说：“我们这一次很容易就做出了决定。”瑞典的评论家们强调指出，经过调整的评委会恰恰十分赞赏格拉斯“在德国战后历史不同时期不屈不挠的、时而也不受欢迎的政治热情”。

格拉斯在得知获奖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感到高兴和自豪。我不禁问自己，海因里希（即197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海因里希·伯尔）会怎么说。我觉得他一定会表示同意。我一直在努力继承他的传统。”有趣的是，当年伯尔在得知获奖时曾经惊讶地问道：“为什么得奖的不是君特·格拉斯？”毫无疑问，格拉斯和伯尔当之无愧是二十世纪下半叶德国文坛最耀眼的两颗明星。

海因里希·伯尔和君特·格拉斯

1927年10月16日，格拉斯出生在但泽（现今波兰的格但斯克）一个小贩之家，父亲是德意志人，母亲是属于西斯拉夫的卡舒布人，他还有一个妹妹。爱好戏剧和读书的母亲让格拉斯从小就受到文学艺术的熏陶。格拉斯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正值纳粹统治时期，他参加过希特勒少年团和青年团，未及中学毕业就被卷进战争。二战后期，他应征入伍，参加的军队是武装党卫军，这是2006年他自己在自传作品《剥洋葱》里向外透露的。1945年4月，十七岁的格拉斯在前线受伤，不久又在战地医院成了盟军的俘虏。1946年5月，他获释后回到家乡但泽。

但泽这个城市在历史上被波兰、俄罗斯以及德国的前身普鲁士争来争去，就像是被猛兽争来夺去的一块肥肉。在六百多年的时间里，但泽一直是德意志和波兰两大民族之间反复争夺的焦点。俄罗斯、奥地利、普鲁士第三次瓜分波兰时，这个海港城市被划归普鲁士。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战败，但泽成为自由市，由国际联盟代管。希特勒以但泽走廊问题为借口，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军舰炮击但泽的波兰基地，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二战后，根据《雅尔塔协定》，重新划分了欧洲各国的版图，但泽划归波兰。居住在但泽的德意志人遭到驱逐，向南迁移到德国。数百万人被迫背井离乡，这中间就有格拉斯一家，但泽对格拉斯来说是他的出生地，也是他心头永远的痛。格拉斯虽然只是少年时代在但泽居住，时间也并不算太长，但每当他想起但泽时，内心总感到很沉重，青少年时期留下的印记非常深刻。格拉斯的小说创作常以故乡但泽为母题，写的是家乡但泽，故事则与二十世纪德国那段黑暗、恐怖、荒诞的岁月联系在一起，他从中一面体验苦难，一面感受罪责。

流亡到德国西部的美英法占领区后，他当过农民、矿工和石匠学徒，1948年初进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学习版画和雕刻，后又转入柏林造型艺术学院继续深造，1954年与瑞士舞蹈演员安娜·施瓦茨结婚，育有三男一女，1956年至1959年住在巴黎，在那里完成了《铁皮鼓》，后来迁到柏林。1978年，格拉斯与安娜离婚，次年与来自东德的管风琴师乌特·格努奈特结婚。

格拉斯在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就读期间游学意大利

1979年9月下旬，格拉斯和新婚妻子乌特一起访问中国，是由时任联邦德国驻华大使的魏克德先生邀请的。这是格拉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来中国。他们去了北京、上海、桂林、广州、香港，在香港购买了一对戒指，格拉斯戏称为“婚戒”，两人一直长期戴在手上。格拉斯回德国后写了一本书《大脑产儿或德国人正在死绝》（Kopfgeburten oder Die Deutschen sterben aus，1980）。在这本书里，他提到在北京大学和上海外国语学院朗读了他的新作《比目鱼》。

格拉斯具有很强的政治责任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他积极参与联邦德国左翼政党——社会民主党的竞选活动，他与社会民主党前主席、前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交情甚笃，不仅为他竞选站台，而且多次陪同他出国访问。小说《蜗牛日记》（Aus dem Tagebuch einer Schnecke, 1972）追述了他参加1969年竞选活动的经历和对纳粹统治的思考。数十年来，格拉斯一直积极参与德国社会活动，对德国时政、新闻事件、文化热点，直抒己见，写了大量的政论、随笔、演讲。

君特·格拉斯与维利·勃兰特

自1996年起，格拉斯一家定居德国北部临近吕贝克的小镇贝伦多夫（Behlendorf）。之所以选择这里，可能是出于他的“但泽情结”，因为北部德国城市吕贝克的气候环境跟但泽非常相似。2015年4月13日，君特·格拉斯因病在吕贝克去世。

格拉斯获得过无数德国和国外的文学奖项，其中包括德语文坛几乎所有重要的奖：四七社奖、毕希纳奖、冯塔纳奖、巴伐利亚学院文学大奖、托马斯·曼奖、汉斯·法拉达奖等。四七社奖是二战后早期德国文学团体中最重要的奖。毕希纳奖是最重要的德语文学奖。另外他还获得过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的三个大奖：法国最佳图书奖、意大利蒙德罗国际文学奖、西班牙奥斯图林王子奖。1999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确实是实至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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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家格拉斯

格拉斯最重要的文学成就是他的小说创作。1958年，德国文学团体“四七社”在阿尔盖恩的大霍尔茨劳伊特聚会。格拉斯朗读了尚未完成的长篇小说《铁皮鼓》（Die Blechtrommel）的第一章，受到了与会者一致赞扬，格拉斯为此也获得了该年度的“四七社”文学奖。小说以作者的家乡但泽以及战后联邦德国为背景，采用第一人称倒叙手法，再现了德国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到五十年代中期的历史，揭露了希特勒法西斯的残暴和腐败的社会风尚。翌年，《铁皮鼓》正式出版，评论界对它倍加赞誉，称之为联邦德国五十年代小说艺术的一个高峰。

格拉斯与《铁皮鼓》

小说很快就被译成十几种文字，畅销国外。1979年，联邦德国著名电影导演沃尔克·施隆多夫根据小说改编拍摄了同名故事片，公映之后，大受欢迎，并且相继获得了联邦德国最高电影奖——金碗奖、法国戛纳电影节最高奖——金棕榈奖以及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最佳外语故事片奖——奥斯卡金像奖。

格拉斯与奥斯卡的扮演者大卫·本内特和导演施隆多夫在《铁皮鼓》片场

格拉斯在完成《铁皮鼓》之后，写了中篇小说《猫与鼠》（Katz und Maus）。这本书同样也是以但泽为背景写的，叙述了在纳粹统治时期，但泽的一个循规蹈矩的中学生约阿希姆·马尔克，受英雄崇拜宣传的毒害走上毁灭道路的故事。《猫与鼠》被列入德国中学生的选修课本。《狗年月》（Hundejahre）是格拉斯的第三部小说，这部小说篇幅也特别长，同样也是以但泽为背景，叙述了马特恩和阿姆泽尔这一对性格迥异的伙伴的坎坷经历，反映了德国自纳粹上台至战后经济奇迹的风云变幻，图拉和燕妮的少女形象也刻画得栩栩如生，牧羊犬“亲王”成为元首宠物的故事入木三分地讽刺了“狗年月”的荒诞现实。

《铁皮鼓》《猫与鼠》《狗年月》各自独立成篇，在内容、人物、情节、时间顺序等方面并无直接的联系。但是三部作品写的都是但泽这个地区在二战前后这一时期的故事，所以有一些学者提出了“但泽三部曲”这个说法。1974年，《铁皮鼓》《猫与鼠》《狗年月》一起改版重印时，经格拉斯本人同意，加上了“但泽三部曲”的副标题。此后，越来越多的评论家注重对这三本书的整体研究，大多数人认为三者之间有着互相关联的内在联系：三部小说不仅有着共同的时空范围（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至五十年代中期德国历史和现实以及但泽地区的地理环境），而且还有一些贯穿始终而时隐时现的人物。更重要的是它们有着共同的主题：探索德意志民族为何会产生纳粹法西斯这个怪物；在艺术风格上，它们也有许多共同的特点，“代表了作家创作中的一个统一的发展阶段”。

《比目鱼》（Der Butt）出版于1977年。这部长达六百九十三页的巨著通过一条学识渊博而又会说话的比目鱼和渔夫艾德克的故事，通过九个不同时代的厨娘，勾勒出了人类发展进程的九个重要阶段，故事中融入了大量历史人物与事件，现实与虚幻同步，叙述与议论交织，再现了欧洲历史的风云变幻，在某种意义上描绘出了西方文明史的一幅缩影。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写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诗歌、童话、神话和民间传说穿插其间，现实和历史相互交织，展现了一个光怪陆离、神奇虚幻的世界。这本书在德国非常受欢迎，第一版就发行了四十五万册，作者的版税收入高达三百万马克。1978年5月，格拉斯拿出《比目鱼》的部分稿酬在柏林艺术科学院设立了“德布林奖”，以奖掖在文学上做出成就的青年作家。格拉斯把德国著名作家阿尔弗雷德·德布林视为他的老师，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我的老师德布林》。

格拉斯在创作上有一个习惯，他往往在大部头的作品完成之后要么是画画或者雕塑，要么是创作一本篇幅比较小的作品，比如在《铁皮鼓》之后创作了《猫与鼠》。1979年，他在《比目鱼》之后创作了《相聚在特尔格特》（Das Treffen in Telgte），这本书是格拉斯献给“四七社”之父汉斯·维尔纳·里希特的一部借古喻今的中篇小说。它通过描写1647年夏天一群德国作家在明斯特与奥斯拉布吕克之间的特尔格特的聚会，反映了300年以后的“四七社”作家的活动。读者从西蒙·达赫、格里美豪森、马丁·奥皮茨、安·格吕菲乌斯等经历了“三十年战争”的巴洛克时期的德国作家身上，不难看到里希特、格拉斯、伯尔、赖希-拉尼茨基、恩岑斯贝格尔这一代德国战后作家的影子。

《母鼠》（Die Rättin，1986）这部长篇小说仍然保持了作家惯以动物隐喻人类的特点，构思奇诡，故事怪诞，通过第一人称叙述者与一只母老鼠在梦中的对话，展现了从上帝创造世界直到世界末日的人类历史，反映了作家对于处在核时代的人类社会的思考与忧虑。

格拉斯与许多德国作家相比有一个突出的特点：他喜欢在作品中反映重大的历史主题。1989年至1991年期间，德国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就是二战后期分裂的东德和西德，重新统一了。格拉斯对东西德统一的进程始终持他自己的观点，他不赞成这么快统一，反对西德和东德以经济的方式统一，当时西德几乎等于是把东德全部买下来了，国家统一这种改变并不能通过这种形式来完成。东德经济之所以垮了，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西德很多财团买下东德的企业之后就把它们关掉了，这对改变东德的状况并不能带来根本性的帮助。长篇小说《辽阔的原野》（Ein weites Feld），以两个德国重新统一这一政治事变为背景，通过波茨坦的冯塔纳资料馆工作人员之口，叙述了在民主德国生活了四十年的主人公武特克在1989年至1991年期间的生活经历及其对这一巨变的思考，格拉斯通过这个酷爱德国的十九世纪大作家冯塔纳作品的主人公，有机地将1870—1871年的德国统一和1989至1991年的德国统一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反思。评论界对这本书众说纷纭、毁誉参半，最著名的事件就是，德国最有名的文学评论家赖希-拉尼茨基在德国最重要的期刊《明镜周刊》发表文章，批评这本书，刊物封面是赖希-拉尼茨基把《辽阔的原野》一撕两半的一张拼出来的照片。这件事也导致这两位有几十年渊源的作家和批评家彻底决裂。赖希-拉尼茨基被称作德国文学教皇，因为他长期任《法兰克福汇报》评论版的主编，所以在德国文坛上很有影响。

《铃蟾的叫声》（Unkenrufe，1992）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叙述一个鳏夫——德国美术史教授亚历山大·雷施克同一个寡妇——波兰女镀金技师亚历山德拉·皮亚特科夫斯卡在花市上邂逅，并从相遇、相识、相知到结为连理，最后共同罹难他乡的故事。

《我的世纪》（Mein Jahrhundert）是格拉斯在1999年出版的一本很独特的书，这本书有一百个章节，每一章通过不同的人来叙述当年发生的一件事，这里面有普通老百姓也有德国皇帝，从这一百年德国发生的这些事反映二十世纪德国的全貌。从体裁上来说，很难将其准确归类，作者本人称之为“故事集”，从1900年到1999年每年一章，以“我”的口吻，或者通过当时的对话、书信、广播等形式，回顾或者记录了一百年来在德国发生过的或者与德国有关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似乎不太重要的事情，涉及政治、军事、科技、文化、体育各个领域，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向读者展现一幅二十世纪德国的全景图。1900年这一章写的是中国的义和团运动，德国皇帝派德国军队参加八国联军出征中国。

《蟹行》（Im Krebsgang）这本书出版于2002年，也就是格拉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出版的。这本书是中篇小说，篇幅不是很大，它触及德国的一个禁区。二战后期，德国的一艘船“维廉·古斯特洛夫号”被苏联潜艇击沉了，当时好几千德国难民葬身海底。长期以来，无论德国政界还是德国老百姓对德国民众在二战中经受的苦难，都是避而不提的，都在回避这个话题。格拉斯认为，德国普通老百姓也是二战的受害者，他在钩沉“维廉·古斯特洛夫号”沉没这段历史的同时，巧妙地将其与现时主线串联在一起，通过书中的叙述者，向读者展现了德国的现实生活，叙述了一个新纳粹分子戏剧性地向犹太人复仇的故事。再现历史，昭示后人，反思往事，重在教育，是《蟹行》这部小说的中心主题。书名《蟹行》直译是“按照螃蟹的走路姿势”，书中主人公声称：为了寻找资料，在历史的故纸堆里前后翻腾，东寻西找，与时代斜向地相遇，有点像是按照螃蟹的走路姿势，它们总是假装出向一侧后退的样子，然而却以相当快的速度前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君特·格拉斯文集》已出版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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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传性作品

格拉斯的小说都是以自己的个人经历为背景虚构创作的，而他的三部自传性的作品《剥洋葱》《盒式相机》《格林的词语》则运用了许多虚构文学的表现手法，向世人展现了作家藏在“一页又一页纸之间”（格拉斯语）和“一本又一本书之间”（格拉斯语）的生活经历。这三本书里既有作者本人的经历，也穿插着一些虚构的成分，作家笔下的人物时不时也粉墨登场，既有虚构的世界，又有现实生活，虚虚实实，彼此交叉，相互渗透。格拉斯自己多次说他不会写回忆录，因为回忆往事总是可能既有现实生活，又有很多虚构的东西。

《剥洋葱》（Beim Häuten der Zwiebel）这本书是一本自传作品，记录了格拉斯从十二岁到三十二岁的生活经历，全书共十一章，从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写起，一直写到他在巴黎的简陋条件下完成他的成名作——长篇小说《铁皮鼓》，记录了一个年轻人的成长经历。他把记忆比作洋葱，把回忆往事比喻为“剥洋葱”，每一层洋葱皮的下面都隐藏着许多经历乃至秘密。他在书里首次披露自己年轻时参加武装党卫军（Waffen-SS）这段经历，而此前，他一直只是声称自己在二战后期当过防空炮兵。为了袒露这个埋藏心底六十年的秘密，年近八十的老作家选择了他自己历来表示怀疑其真实性的回忆录这种形式。“这事令我心情沉重。我这么多年来的沉默是我写作这本书的原因之一。这事必须讲出来，终于讲出来了。”（格拉斯语）剥过洋葱的人都知道，在剥去一层层洋葱皮的这个过程中，刺激的气味会让人流泪。可以想象，剥洋葱对作者也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格拉斯写作这本书的经历，是流着眼泪回忆的一段心路历程。

《剥洋葱》这本书在2006年出版的时候不仅在德国，而且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的波澜，因为在这本书里格拉斯第一次向世人公开他自己在纳粹统治后期入伍时候加入了党卫军。党卫军这个军事组织在二战以后被定为是一个犯罪组织，对于像格拉斯这么著名的作家，这么多年，既使不说隐瞒，而只是说没有向外界公开这件事，就足以引起各方争议了。面对众多责问，格拉斯建议大家先去看看这本书，并且在极少的场合公开做了解释。他在接受德国著名记者乌里希·维克特采访时说，关于自愿报名从军，他当年是报名参加国防军，结果后来却被分配到党卫军。关于秘而不宣的原因，他说：“这事一直埋藏在我心底。我也说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它一直缠绕着我，始终出现在我的面前。我以前觉得，我作为作家和这个国家的公民所做的一切，与我年轻时带有纳粹时代印记的行为，完全是针锋相对的，这就足够了。我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有罪。我是被征入党卫军特种作战部队的，没参与过任何犯罪行动，但我一直觉得有朝一日必须在一种更大的相互关联中对此予以说明。直到现在，我克服了内心的阻力，终于拿起笔来撰写自传并将我的青年时代作为主题时，这一机会才得以出现。这本书记述了我十二岁到三十岁这段时间的生活。正是在这样一种更大的相互关联中，我可以敞开谈论这些。”

《剥洋葱》是一部内容极为丰富、文学色彩很浓的作品，它不同于一般的回忆录，不是完全按照时间顺序回忆往事，在每一个章节里都将历史和现实生活拉近，将两个叙述层面交织在一起，格拉斯以一种“双螺旋”的叙述方式，一会儿以第一人称叙述，一会儿又改用第三人称，试图向读者说明这段藏有秘密的青年时代是如何深深地影响了自己的写作及作家生涯的。书中没有对事件和人物的详细记录，甚至几乎很少提及具体的人名。每一章都谈及一个主题，在叙述一件或几件经历的同时，加入了许多小事和细节。在阅读的过程中，人们不难体会到这位老人对隐瞒参加武装党卫队这段经历的悔恨和羞耻，格拉斯的文学作品几乎都是与纳粹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战后历史联系在一起的，对于纳粹思潮，作家不仅深恶痛绝，而且竭力通过笔下的人物形象努力揭示其之所以曾经在德国能够蛊惑人心、盛行一时的深刻原因。书中现实生活和真实人物与作家小说中的奥斯卡、马尔克、图拉交织在一起。夸张一点地说，《剥洋葱》这本书可以被视为是开启文学巨人格拉斯全部文学创作的一把钥匙，同时也让读者思考一个问题：如果没有早年在纳粹思潮蛊惑下自愿从军，而后秘藏的“褐色”历史这段经历，是否会产生现在的格拉斯和“但泽三部曲”。

与《剥洋葱》书里引起巨大反响的政治内容相比，《盒式相机》（Die Box， 2008）叙述的是家庭私事、日常琐事，有很多作者本人和家人的生活细节，可以看作是一本用文字组成的格拉斯的“家庭相册”。格拉斯的家庭是一个“拼凑起来的家庭”。他结过两次婚。1954年与瑞士舞蹈家安娜·施瓦茨结婚后，育有三男一女，后来安娜有了新欢，格拉斯搬了出去。1979年，格拉斯与乌特·格努奈特结婚后，认领了乌特的两个儿子，并和他们一起生活。在与安娜分居期间，格拉斯还先后与两个女人同居，她们分别与格拉斯生了一个女儿。“曾经有一位父亲，因为上了年纪，他把几个儿女叫到一起，四个，五个，六个，总共有八个，在较长时间的犹豫之后，他们总算满足了父亲的愿望。”（引自《盒式相机》）作者以这段颇具童话色彩的文字开场，“导演”了一场让子女们自说自话来回忆早年的生活经历和自己眼中的父亲。全书分为九章，每个章节均由父亲开场，依次引出几个与不同时期相关的子女相聚，一起回忆他们的父亲。格拉斯通过子女们的东拉西扯，展现了自己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一直到九十年代末的生活轨迹。

格拉斯的第三部自传体作品是《格林的词语》（Grimms Wörter， 2010）。格拉斯总是不断地在创作形式上做一些新的尝试，或者说，是一种挑战。作者在《格林的词语》里进行着新的尝试，对作者本人、对读者，尤其是对外国读者，都是一次难度很大的挑战。格林兄弟是德国重要的语言学家，搜集编撰了《格林童话》，晚年致力于编纂《德语词典》（Deutsches Wörterbuch），这是一本影响巨大的德语词典，其对德语的意义就如同《牛津英语词典》对英语的意义，可以说是这本词典奠定了德语文学发展的一块很重要的基石。格拉斯重笔描述的是编纂工作的艰巨，格林兄弟对编纂工作的执着，他们的家庭、朋友、崇拜者，还有与不时催问编纂进度的出版人的关系。在叙述格林兄弟的同时，格拉斯随时都能够信手拈来自己生活中的相似片段，他所参与的一些重大政治活动和他的政治主张，也不时地出现在字里行间。格拉斯在写格林兄弟的同时，也把自己放在里面了，他本人不断地出现在书里，跟格林兄弟走过了相当一段历程。他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在格林兄弟的时代与自己的生活经历之间频繁穿越，超越时空，以德语文字作为桥梁（Wortbrücken），把他自己与十九世纪的格林兄弟联系在了一起。他近距离地观察格林兄弟工作，与格林兄弟交谈，他尾随着在柏林动物公园散步的格林兄弟，坐在动物公园卢梭岛的长椅上，一边倾听他们的谈话，一边构思着《辽阔的原野》里的人物冯提。

对于绝大多数语言，这是不可翻译的一本书。为什么不可翻译呢？《格林的词语》共有九章：A, B, C, D, E, F, K, U, Z。每个章节的章节名均选用一个以这个字母开头的单词或词组，每一章里大量地使用以这个字母开头的词汇，每一章都以该字母为核心，频繁地玩弄只有懂得德语的人才能明白的和懂得德语的人也未必能明白的文字游戏，每一章提到的人物也大多是以这个字母为姓氏起始字母的人。正因为如此，要把该书翻译成外文，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座桥梁是以德语文字作为材料建造的。迄今包括英文、法文、西班牙文等大语种都没有翻译，唯一一个例外是荷兰语，因为荷兰语和德语接近。荷兰语的译者延·吉尔肯斯（Jan Gielkens）把格拉斯几乎所有的小说都翻译成了荷兰语，他成功地翻译了这本书，迄今为止只有荷兰语出版了《格林的词语》。这本书的副标题是《爱的表白》，格拉斯作为一个德语作家，他对德语语言的贡献是非常大的，有很多习惯用语现在或者今后肯定会出现在德语词典里的，另外他自己也把语言作为一个和百余年前的格林兄弟沟通的一座桥梁，作为一个语言大师也通过这种方式向前辈、向德语这种语言表示他的致敬。遗憾的是，即便懂德文也并不一定能看懂这本书，如果不翻译成其他外文的话，其他国家的读者也没有办法欣赏到这本书里面所含的魅力，这是很遗憾的事。

《剥洋葱》《盒式相机》《格林的词语》这三部作品各自独立，表现手法各具特色，体现了格拉斯在艺术创作上不断创新的追求。它们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自传或者回忆录，而是格拉斯以独创的文学形式，把个人的人生历程和文学创作生涯，置于一个历史、文化、政治的大背景之中，通过有选择地回忆和联想一些历史事件，反思和探讨作者本人所关心的问题。它们读起来既像是在读自传，也像在读小说，也许这正是历来排斥写自传的文学巨匠格拉斯力图创新并追求的一种文学体裁——自传体小说或小说式的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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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格拉斯

格拉斯虽然是以长篇小说《铁皮鼓》《猫与鼠》《狗年月》“但泽三部曲”闻名，但他的文学生涯却是以写诗为开端的。1955年他的《幽睡的百合》（Lilien aus Schlaf）在南德广播电台举办的诗歌竞赛中获得三等奖。1956年的诗集《风信鸡的优点》（Die Vorzüge der Windhühner）和1960年的《轨道三角地》（Gleisdreieck）既有现实主义成分，又受到了表现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影响，联想丰富，激情洋溢，具有较强的节奏感。1967年的第三部诗集《盘问》（Ausgefragt）政治色彩较浓，格拉斯也一度被称为“政治诗人”。

格拉斯几乎在写诗的同时也创作剧本。早期的剧作如1954年的《还有十分钟到达布法罗》（Noch zehn Minuten bis Buffalo）、1957年的《洪水》（Hochwasser）、1958年的《叔叔，叔叔》（Onkel, Onkel）和1961年的《恶厨师》（Die bösen Küche），明显受到法国荒诞派戏剧的影响。后来他还写了两个剧本，即1966年的《平民试验起义》（Die Plebejer proben den Aufstand）和1969年的《在此之前》（Davor），试图将戏剧情节变为辩证的讨论，力求揭示人物的内心矛盾。格拉斯自称这两出戏是布莱希特“从叙事戏剧发展到辩证戏剧”方法的延续。然而，《平民试验起义》却歪曲了布莱希特在东柏林工人暴动期间的形象，因而遭到普遍非议。格拉斯总共创作了十一部剧作。

六十年代末以后，格拉斯没有再写过剧本，但是始终没有停止写诗，而且许多诗歌都与他当时正在写的长篇小说有关或者就是小说中的组成部分，比如他在写长篇小说《比目鱼》时，就写了大量类似题材的诗歌，其中一部分出现在小说里，后来他还出版了一本配诗画册《当比目鱼只剩下鱼刺的时候》（Als vom Butt nur die Grte geblieben war）。他的诗集还有《崇拜玛利亚》（Mariazuehren, 1973），《啊，比目鱼，你的童话有个坏结局》（Ach Butt, dein Märchen geht böse aus，1983），《伸舌》（Zunge zeigen, 1988），《十一月的国家》（Novemberland, 1993），《拾来之物——给不读书的人》（Fundsachen für Nichtleser, 1997）等。格拉斯的诗歌绝大多数是“即兴诗”，以日常生活为题，散文式的语言风格，以幽默讽刺见长，长短不一，不带激情，以诗配画，或者诗画合一，有的诗歌也成为小说的组成部分。

多年来，格拉斯在完成一部长的作品之后，总是改换一种创作方式，抑或写诗，抑或绘画，他称之为“换笔”。格拉斯自称：“我在一部散文作品完成之后，总是喜欢换一种创作工具，改变一种创作形式，我有这种迫切的需要，想要做一些轻松愉快的事情。”他感到，就工作程序而言，这是一段幸福的时光：一种创作慢慢地转入另一种创作。在2002年完成中篇小说《蟹行》之后，格拉斯潜心雕塑创作，雕塑了许多跳舞的男女人像，同时以此为题写诗，出版了诗集《最后的舞蹈》(Letzte Tänze)，收入了三十六首诗歌和三十二幅绘画。诗歌的主题是作家本人迷恋的跳舞、肉体的爱和日见衰老，而绘画表现的则是跳舞和性交的男女。对于诗集的书名《最后的舞蹈》，格拉斯说：“这里使用的是复数，也就是说，总是还会有下一个舞蹈。到了我这个年纪，终点已经隐约可见。”德国文学评论家赖希-拉尼茨基在诗集出版当天，就向德通社记者发表谈话，他说：“《最后的舞蹈》是格拉斯迄今为止最富个性化的一本书，以同样的视角和幻想，将诗与画融为一体。格拉斯在日常生活中发现了特殊的东西，散文的魅力使他着迷，他将散文提升为诗歌。”曾经激烈批评格拉斯的小说《辽阔的原野》的赖希-拉尼茨基认为：长期以来，诗人格拉斯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格拉斯作为诗人是没有任何前人作为榜样的，他作为诗人从一开始起就非常独立。”《最后的舞蹈》里的绘画主要是炭笔素描，格拉斯直接画了许多正在尽情享受床笫之乐的男女。这些画如果不是出自格拉斯这位文学大师之手，肯定会被人称作“儿童不宜”或者“色情文学”。不少绘画中插入了诗歌，作为一个整体，很难看出作家抑或画家格拉斯是先作诗还是先绘画。

2006年8月，格拉斯在自传《剥洋葱》里首次披露了他曾经参加过党卫军的秘密，一时间，格拉斯遭到来自国内外的一片指责，他作为“德国良心”的名声受到了极大的损害。在这场轩然大波之后，格拉斯出版了诗集《愚蠢的奥古斯特》（又可翻译成《愚蠢的八月》，Dummer August），收入了四十一首诗歌和二十八幅绘画。诗歌的主题大多是作者对这场风波的感受和思考。

格拉斯晚年的很多诗歌都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十一月的国家》为题的十四行诗，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德国社会右翼思潮盛起的背景下写的。2012年4月格拉斯在《南德意志报》发表的《必须要说的话》(Was gesagt werden muss)则几乎引起一场外交风波。德国纳粹在二战期间迫害屠杀犹太人，长期以来，德国社会总是对此抱有愧疚，不仅给予以色列全方位的支持，而且对其在中东的强权政策默不作声，以色列问题一直是德国政府和媒体的禁忌话题。在德国，谁也不能批评以色列，谁也不能批评犹太人，不少德国政治家因此而下台。德国人总觉得德国这个民族因为迫害犹太人被永远地钉在耻辱柱上，所以在涉及以色列的任何问题上都避而不谈。德国绝大部分的作家是不关心政治的，不会在自己的作品中反映政治主题。格拉斯却总是很积极地在作品中表露自己对一些政治问题的看法，他认为，有正义感的作家，批评以色列的一些做法是必须的，他在这首诗里批评以色列自己拥有核武器而不让其他国家拥有核武器并拒不接受国际社会的检查。格拉斯在诗中写道：“核大国以色列/危害着本已脆弱不堪的世界和平”。他认为以色列政府对伊朗的军事恐吓，是对世界和平的潜在威胁。这首诗在德国引起很大争议，以色列甚至公开表示永远禁止格拉斯进入以色列。其实，这首诗只是格拉斯批评以色列“必须要说的话”的很小一部分：格拉斯去世后，人们从他的遗作中发现，至少还有八十五首未发表的诗歌，内容都是批评以色列的。将来整理发表之时，肯定又会引起一场风波。

《蜉蝣》（Eintagsfliegen，2012）是格拉斯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诗集，收入了八十七首诗歌，一百余幅钢笔画描绘了千姿百态的各种蜉蝣。标题“蜉蝣”（Eintagsfliegen）本意为各种朝生暮死的浮游类飞虫，或指转瞬即逝的现象。这些诗歌的主题是老年，死亡，对故人的缅怀，对德国的爱，以及政治讽刺。诗人在诗集的最前面写道：“满怀感激缅怀赫尔穆特·弗里林豪斯。”赫尔穆特·弗里林豪斯（Helmut Frielinghaus，1931—2012）是格拉斯许多作品的责任编辑，书里有一首诗是格拉斯为他写的讣告。《必须要说的话》也被收入诗集《蜉蝣》，格拉斯将“核大国以色列”（die Atommacht Israel）修改成“核大国以色列的当今政府”（die gegenwrtige Regierung der Atommacht Israel）。

《万物归一》是格拉斯的遗著，其中包括九十六首诗歌、散文诗、记录、故事，六十五幅插图，都是格拉斯用软铅笔绘制的素描。这本书的原名“Vonne Endlichkait”是格拉斯出生的但泽地区的方言，直译为《论有限性》。中文译者根据德文的原意，选取了这个书名。这本书是格拉斯去世前完成的，他本人还参与了这本书的设计装帧。原定于2015年7至8月出版，作者本人将于2015年6月12日首次朗读书里的章节，并为新设立的“格拉斯文献馆”揭幕。遗憾的是，作者没有能看到这本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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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格拉斯

格拉斯是一位经过专业训练、技法娴熟、富于创新精神的画家和雕塑家。他曾经自豪地说：我“能用炭笔、钢笔、粉笔、铅笔和毛笔作画，而且左手和右手都行”，我从绘画中“为写作吸取了许多东西，如长时间的思考，修改的乐趣……最喜欢站着工作……”。格拉斯的许多绘画作品常常产生于文学作品之前，并且影响着文学作品。

格拉斯自称绘画是他的第一职业，三岁时开始有意识地画铅笔画，上小学时，他就喜欢绘画，当时一位教图画课的女教师对他影响很大。格拉斯说：“就职业培训而言，我只是雕刻家和版画家，我学过石刻和石雕，在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和柏林造型艺术学院分别上过三年；当作家，我是自学成才的。”十三四岁时，他立志以绘画、雕塑或舞台美术作为自己的终生职业。第二次世界大战延缓了格拉斯画家之梦的实现。直到1947年底，他才在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注了册。然而，当时学校由于缺煤被迫暂时关闭，他只得先到“格贝尔与莫克公司”当了一段时间石匠学徒，主要任务是帮助修复战争期间损坏的纪念碑和缺胳膊少脑袋的雕像。1948年初，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复课，格拉斯开始了正规的绘画学习，主攻雕塑，老师是塞普·马格斯（Sepp Mages）。格拉斯后来回忆说：“我从他那儿学到了很多东西，他对我的帮助很大。后来我们发生了争吵，但他仍然帮助我转到另一位老师的门下，这就是奥托·潘科克。”奥托·潘科克（Otto Pankok）是德国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著名的表现主义版画家，对格拉斯的版画创作影响很大。1952年底，格拉斯离开杜塞尔多夫，前往柏林造型艺术学院，投师于卡尔·哈通（Karl Hartung）的门下学习雕塑。这对师生感情甚笃，格拉斯在雕塑方面主要得益于哈通。1967年8月哈通去世时，格拉斯特地撰写了一篇悼文，发表在8月4日的德国《时代》周刊上，表达了他对恩师的怀念之情。他还与哈通的部分学生在“柏林S美术馆”联合举办了题为“卡尔·哈通和他的学生”的纪念画展。1956年，格拉斯以优异成绩毕业并获“艺术大师的学生”荣誉称号。

1955年，格拉斯在南德电台诗歌竞赛中获得三等奖，很快又应文学团体“四七社”的邀请赴会朗读作品。1956年初，他与第一位夫人安娜移居巴黎，埋头写作《铁皮鼓》。由于时间关系，他暂停了雕塑，但却从未放弃作画，而是既写诗又作画。正如他自己所说：“在写诗和作画之间出现了一个有机的、相互作用的过程，…… 常常是在一首诗的前面画上一幅画，由这幅画再产生第一句诗，或者顺序正好颠倒过来。”他的第一部诗集《风信鸡的优点》（1956年）就是由四十一首诗和十幅钢笔画插图组成。此后的两本诗集《轨道三角地》（1960年）和《盘问》（1967年）也各有十八幅炭笔画和十幅铅笔画。这些绘画作品主要是素描，使用的是钢笔、炭笔、铅笔，线条简练，构图别致，技巧娴熟，风格粗犷，有的画幅较大，占了满满两页，有的具有很强的装饰性，许多作品系信手挥就，是“无须换笔的作品”（格拉斯语）。插图的内容总是与诗歌内容紧密配合，为诗歌提供了形象的脚注。

将文学作品的主题变为作画的对象，是格拉斯几十年美术创作的一个突出特点。《恶厨师》是格拉斯1961年出版的剧本，厨师因而也成为他多幅版画和雕塑的主题。在写《蜗牛日记》（1972年）期间，他创作了大量表现蜗牛的蚀刻铜版画，就连这时画的自画像也有两只蜗牛，他有意将其中一只嵌在自己的左眼里，以此象征他作为一个作家和政治活动家对事业所持的坚忍不拔、始终向前的决心。格拉斯1975年访问印度时，对斗鸡印象深刻，并且在《大脑产儿》一书中有所描述，此后创作了几幅斗鸡的铜版画和石版画。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他潜心于宏篇巨作《比目鱼》（1977年）的写作，在此期间，比目鱼自然成为绘画的中心主题，他创作了大量比目鱼的版画，后来，名为《当比目鱼只剩下鱼刺的时候》（1977年）的配诗画册几乎与小说同时面世。写《母鼠》（1986年）和《铃蟾的叫声》(1992年)时，他画了许多形态各异的老鼠和蟾蜍。《辽阔的原野》（1995年）是作者对东西德重新统一这一巨变的反思，他画了大量头戴礼帽的人物或人物背影，似乎是要表达自己对统一后的德国在政治和社会等方面变化莫测的思考。晚年，格拉斯又改画彩色的水彩画，出版了配诗画册《拾来之物——给不读书的人》（1997年），这时，他甚至干脆就把诗歌直接写在画上，真正做到了诗画合一。1999年，他出版了故事集《我的世纪》，同时推出文字版和插图版两种版本，插图版中的一百幅配合故事内容的彩色水彩画全部由作者本人绘制。

谈及文学与绘画之间的关系，格拉斯说：“我一直都在画画，如果我不在画画，那就是因为我正巧在写作，或者专心一意地不做任何事情。……在绘画时可以找到更加简洁的表达方式。早在我把关于比目鱼的童话写成一部长达七百多页的长篇小说之前，我就已经将这条大鱼画了出来，用的是毛笔、羽毛笔、易断的炭条和软铅笔。当这条会说话的比目鱼有机会发言的时候，一些并非作为插图的铜版画也同时问世，它们表现的是和这个叙事文学素材相同的主题。……诗歌和绘画同步发展，彼此相互关联。绘画常常是画出来的诗歌，而许多诗歌则编织成了一幅绘画……对于我来说，绘画在写作中延续，从绘画的结构中又可以引出转向叙事文学阶段的倾斜，因此，‘你首先是作家还是画家’这个问题，从来就不会让我操心。从字面上或者从画面上来说，这是一些灰色的东西（Grauwerte），它们为我们的现实涂色、分级，使之变得模糊，使之变得透明。只有纸是白色的。必须给它涂上斑点，用反差强烈的或断断续续的轮廓画赋予它生命，或者将词句移植上去，它们讲述的总是最新的事实，而且每一次都不会相同。”“如果绘画的想法占主导地位，那么写作的过程就会引起绘画的过程。两者恰似雌雄同体，相互促进。绘画与写作之间的矛盾在对一种图像构思的塑造过程中相互抵消，有些适合入画的被写成了文字，有些则被作为画按字面的意义加以处理。”

格拉斯在文学上始终不断创新，在绘画方面也富于创新精神。1972年，格拉斯在四十五岁的时候，开始转向版画创作。在此后的十五年中，他大约制作了三百幅铜版画和石版画，前者约占五分之四，表现的主题有羽毛、鱼、女人、鹅、鸡、手套、生姜、烟头、厨师、蟹、指甲、蘑菇、人物肖像、玩具娃娃、老鼠、蜗牛、鞋，其中尤以鱼类最多，计有鳗鱼、比目鱼、颌针鱼、海鲂、鲽鱼、鲈鲉、石斑鱼，对各种鱼观察准确，刻画内行，甚至就连鱼鳞的纹路也清晰可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格拉斯创作了一系列蘑菇雕塑，后来又将其演变成蘑菇状的帽子。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格拉斯改用陶土制作雕塑，创作了“手套”“鳗鱼”“无须鳕鱼”“大西洋鳕鱼头”“蝗虫”“天鹅的脖子”“双重的蜗牛”。在完成长篇小说《比目鱼》之后，格拉斯利用创作间歇，雕塑了一系列不同大小的比目鱼。奥阿是《比目鱼》中的女主人公，格拉斯先用陶土雕塑了一系列奥阿像，然后又用青铜浇铸。如果说，格拉斯在早期的素描和版画作品中，很少表现自然风景，那么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以后，格拉斯则在一系列炭笔画中展示了自然景观与物体的周围环境，画中出现的大多是枯树、朽木、濒临死亡的森林，表达了他对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忧虑。

格拉斯的绘画作品属于写实风格，他用画笔表现最多的还是他身边的静物和熟悉、爱好的东西，如咬过的苹果、掐灭的烟蒂、眼镜、钥匙、羽毛、鞋、土豆皮、穿破的皮鞋等。格拉斯烟瘾极大，烟斗几乎从不离手，因此在他的画中经常出现堆积如山的烟头、盛满烟头的烟灰缸、燃烧的烟斗。鳗鱼是格拉斯爱吃的一种食物，他的早餐总有一截鳗鱼；他还擅长烹饪蘑菇，常常喜欢去林间野地采集蘑菇。因此，长期以来，鳗鱼和蘑菇一直都是他画里的主要内容，各种形式的鳗鱼和蘑菇在他的画册中占了很大的篇幅。自称“作家必须写‘性’，我时刻在想‘性’”的格拉斯，也对画中的鳗鱼、蘑菇和蜗牛赋予了某种“性”的象征意义。在德国民间，鳗鱼往往被视为性的象征，在画家格拉斯的笔下，得到了夸张性的表现。在他的画中，鳗鱼和蘑菇与男性生殖器毫无二致，蜗牛则被作为性的刺激物。男性生殖器变形为蘑菇、石块、烟蒂、拇指、舌头，鳗鱼大摇大摆地在阴道穿梭，而蜗牛则吸附在《比目鱼》中女主人公的脸上和阴道口。格拉斯还喜欢在画中表现人与动物的对立，通过蟹、鳗鱼、甲虫、蛾、老鼠等动物，引起联想，从而阐释动物的象征含义。

君特·格拉斯和他的画

格拉斯很少画人物，除了一些自画像外，只为个别熟悉的作家画过肖像，如马克斯·弗里施（Max Frisch）、西格弗里德·伦茨（Siegfried Lenz）、海因里希·伯尔等。格拉斯对绘画理论也有一定的研究，并且就某些画家的作品做过报告，写过评论文章，例如《蜗牛日记》的最后一章就是论述德国画家丢勒铜版画的论文。格拉斯擅长设计书籍封面，他迄今出版的绝大多数作品均由他本人设计绘制封面。这些封面的共同特点就是画与书的内容及标题密切相关，例如《铁皮鼓》（1959年）画的是一个胸前挂着铁皮鼓的少年；《猫与鼠》（1961年）是一只脖子上戴着铁十字勋章、虎视眈眈的猫；《比目鱼》和《母鼠》（1986年）则分别画了一尾冲着人的一只耳朵娓娓述说的比目鱼和一只硕大无朋的老鼠；小说《相聚在特尔格特》（1979年）以三百多年前经历了“三十年战争”后一群德国作家的聚会为背景，曲折地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重要文艺团体“四七社”的有关活动，画家格拉斯巧妙地在封面上设计了一只从砾石里伸出来、握着一管羽毛笔的手。

《猫与鼠》封面设计稿和封面

雕塑，是格拉斯在战后最先学的手艺，不是用陶土，而是比较硬的材料，如砂岩、壳灰岩（Muschelkalk）、大理石凿刻。在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和后来搬到柏林以后，则主要使用一种耐火黏土，塑形之后再做出石膏模子，早期做的雕塑大都是少女、鸡、鲽鱼、鸟，可惜保存下来的很少。格拉斯后来的雕塑作品大多也是以动物、人物作为创作对象。他的人像雕塑模特基本上都是自己的家人，比如他的几个孩子、妻子乌特、怀孕的女儿劳拉。格拉斯喜欢做菜，尤其擅长烹饪比目鱼。他写了长篇小说《比目鱼》，画了大量比目鱼的版画，而且制作了一些比目鱼的铜质雕塑。德国自2006年起设立的奖励最佳年度长篇小说的“德国图书奖”，就是用格拉斯的铜质雕塑《手抓比目鱼》（Butt im Griff）作为这项德国最重要的长篇小说奖的奖杯。格拉斯后来回忆道：在写作《母鼠》期间，他得到了一只老鼠作为圣诞节礼物，伴随着长篇小说《母鼠》，他不仅画了大量老鼠版画，而且也制作了很多老鼠的雕塑。格拉斯晚年的雕塑主要是人物，尤其是成双成对跳舞和搂抱性交的男女。

作为艺术家，格拉斯非常乐于尝试新的艺术形式，除了版画和雕塑，他还用多种画笔创作，如铅笔、炭笔、墨水、粉笔、钢笔、水彩，他还将文字和绘画糅合成一体，文字部分用手写体，大多是他的诗歌，与主题相近的绘画组合为诗画合一的艺术品，比如《伸舌》（1988，墨水画）、《拾来之物——给不读书的人》（1997，水彩画）、《最后的舞蹈》（2003，炭笔画）、《愚蠢的奥古斯特》（2007，炭笔画）、《蜉蝣》（2012，钢笔画）等。

1955年，格拉斯在斯图加特的“鲁茨与迈耶尔美术馆”举办了第一次个人美术作品展览，此后几乎年年参加多人画展或举办个人画展，最多的时候，一年中多达十一次。迄今为止，他已经在美国、英国、法国、日本、荷兰、丹麦、波兰、南斯拉夫、中国等十几个国家举办过数百次个人画展。1979年9月，在格拉斯访问中国期间，联邦德国驻华使馆特地在使馆为他举办了画展，使我国美术界和文学界人士也有机会欣赏到他的美术作品。1995年底，德国著名的艺术收藏家彼得·路德维希（Peter Ludwig）专程拜访了格拉斯，对他的绘画和雕塑艺术给予高度赞扬，认为它们体现了德国战后的时代精神，表现了作者对历史事件的反思，因此决定一次性收购了他的近百件作品，包括素描、版画、雕塑、水彩画等，时间跨度近四十年，这些作品收藏在路德维希国际艺术中心（Ludwig Forum für Internationale Kunst）并在德国各地巡回展览。本书全部插图（含六幅作者像）均由君特·格拉斯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