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哥专栏（154）李强与周恩来

摘要：李强同志是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科学家和经济专家，是中国外经贸事业的先驱。在七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在科研、军工生产、广播电讯和外经贸等领域做了许多奠基性和开创性工作，把毕生的心血和精力都奉献给了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

1923年时的李强

李强同志是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科学家和经济专家，是中国外经贸事业的先驱。在七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在科研、军工生产、广播电讯和外经贸等领域做了许多奠基性和开创性工作，把毕生的心血和精力都奉献给了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

1944年5月，李强获陕甘宁边区“特等劳动模范”称号，毛泽东为他亲笔题词：坚持到底。

新华社发布的《李强同志生平》，见1996年10月10日《人民日报》第四版。

李强的生平和事迹，被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著的﹑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12月出版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72卷》收录。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年谱》，收录了与李强相关的条目25条。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收录了与李强相关的条目5条。

李强与周恩来相识﹑相知长达半个世纪，两人既是接触频繁的上下级关系，又有一种无须言明的兄弟之情。只要提起周恩来的名字，想起他的光辉业绩﹑崇高品德和他对自己的信任与关怀，李强就感动温暖﹑自豪。他曾感慨地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恩来！”

李强，原名曾培洪，字幼范，1905年9月26日出生于江苏省常熟县辛峰巷。1925年6月加入共青团，8月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1926年7月，李强在上海为我党自制了黄色炸药，是我党兵工事业的开创者之一。

1927年4月下旬到5月上旬，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五大”上成立了中共中央军委，周恩来任军委书记，聂荣臻任参谋长。5月，在“五大”一次会议上，成立了军委特务科，顾顺章兼任特务科科长，李强担任特务股股长。

原海关总署副署长宿世芳曾亲耳听见邓颖超把李强称为“第一特务”。当时宿世芳很吃惊，后来才知邓颖超之所以这样称呼李强，是因中共中央的第一个特别事务科是军委特科，特务股股长是李强。这个位置如匕首之刃，是最先见血的部位，故有“第一”之说。

八七会议后，党中央又从武汉迁回上海。李强担任中共中央机关撤离武汉的善后和为中央筹款两项工作。1927年1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建立和健全了党的机构，并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地下斗争的需要，成立了由周恩来、向忠发、顾顺章组成的中央特科，并陆续下设总务、情报、行动和交通四个科，李强任交通科长。周恩来借鉴列宁建立“契卡”的原则，对特科的工作规定了三项任务和一个原则：打入敌人内部搜集情报﹑筹款﹑制裁叛徒和这项工作不许在党内进行。

刘江波所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匕首之刃——李强传》是这样叙述的：

1927年下半年，当很多人因大屠杀而逃离上海时，29岁的周恩来，22岁的李强，24岁的陈赓，却分别从武汉﹑香港等地秘密潜入上海。历史注定在后来的四年里，他们将成为一部世纪谍战中的真正主角。李强认识和考察钱壮飞、李克农在前，陈赓与钱壮飞、李克农建立单线联系在后；周恩来布局在前，钱壮飞、李克农、胡底卧底在后。

1928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上，决定建立自己的电台，以便加强党中央对各地的领导和联系。10月，特科的通讯科承担了这项任务。通讯科就是原来的交通科，仍由李强任科长。周恩来派张沈川学习无线电收发报技术，让李强研制无线电收发报机。李强是学土木工程的，和电讯没打过交道，连收发报机是什么样子也没有见过，他有些为难。周恩来了解李强的才干，说：“不会可以学嘛！炸药﹑手榴弹也不是你的专业，你不也造出来了吗？国民党对无线电器材，特别是收发报机控制得很严，市面上没有成品出售，这才逼着我们自己造。这方面的中文书籍也很难找，你的英文基础好，可以买英文书刊来学。有什么困难，组织会尽力帮你解决！”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他在1929年自制出了我党第一部无线电收发报机，为开创我党领导的无线电通讯事业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央视中文国际频道播放的《国家记忆：红色堡垒——永不消逝的电波》有这样的叙述：

1928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长和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周恩来，刚刚结束在苏联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从莫斯科返回上海。迎接他的是中央特科四科科长李强，当晚他借宿在李强家。面对窗外夜幕笼罩的上海街道，周恩来忽然问道：“你看这大上海的大街小巷，本来没有我们的立足之地，可是我们却站稳了脚跟。但上海的空中能不能也让我们畅通无阻？”对于周恩来的问话，李强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他半开玩笑地反问道：“恩来同志，你的意思是我们特科执行任务，有了汽车、摩托车还不够，还要搞几架飞机？”周恩来笑了笑说：“我们现在要搞的这个东西，速度比飞机还要快。”……上海党中央亟需加强与各地党组织的联系，特别是与苏区的联系，决定白手起家，自制电台，周恩来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年仅23岁的李强。

据李强回忆，1928年某夜，他曾在上海静安寺乘坐公共汽车时发现车上只有一个人，就是周恩来。李强和周恩来都谨遵纪律没有打招呼。为了保护周恩来，也为了保护自己，李强不动声色在下一站下车，然后迅速离开。

1931年4月，顾顺章在武汉被捕迅即叛变。顾顺章向国民党当局建议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将中共中央机关和主要领导人一网打尽。这个极端机密而重要的情报，被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当机要秘书的中共党员钱壮飞截获……周恩来当天就同陈云商定对策，在聂荣臻、陈赓、李克农、李强等协助下，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避免了党中央机关和主要领导人的灭顶之灾。

周恩来考虑到与顾顺章接触较多的李强，在上海已很难长期隐蔽下去，决定让他立即离开上海，去苏联东方大学学习。李强被派往苏联，先后在共产国际交通部和苏联邮电人民委员会工作，期间所著《发信菱形天线》一书，在该种天线的理论方面作出了贡献。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李强于1938年初回到延安，先后任中央军委军事工业局副局长、局长，联防军军工局局长。1944年兼任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1945年11月兼任中央军委三局副局长。1946年兼任工矿委员会副主任。1947年12月，任中央军委电讯总局副局长，领导广播电台大功率发射机和定向天线的建设。1949年4月，他兼任中央广播管理处副处长，接收了北平、南京、上海等地的广播电台。他是新中国广播事业的开拓者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强任邮电部无线电总局和电信总局局长，同时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首任广播事业局局长。1950年，他任国际电讯联盟理事。

1949年底至1950年初，李强在莫斯科签署中苏通邮通电协定期间，与苏联谈判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中苏政府贸易协定的毛泽东、周恩来、李富春等领导也先后来到莫斯科。他们注意到了李强在俄语、经济贸易、技术和军工等方面有专长而且又与苏联人特别熟识的优势。李富春请李强以“编外”成员的身份为贸易代表团当参谋。

1952年8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签发《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通知书》：兹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任命李强为中央人民政府对外贸易部副部长。

1952年8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首席代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政务院副总理陈云，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李富春，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粟裕到达莫斯科（代表团代表张闻天已在莫斯科）。李强也随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莫斯科，商谈苏联政府对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援助问题。9月22日，周恩来和陈云﹑粟裕先行回国，留李富春领导中国代表团继续与苏联政府的谈判工作。李强在莫斯科与李富春一起参加了谈判全过程。

1953年2月17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签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任命通知书》（政字第6632号）：兹经政务院第一百六十九次政务会议通过任命李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使馆商务参赞。

李强参与经办了156个苏联援华项目，对我国形成独立工业体系发挥了积极作用。

1955年，李强因在无线电理论与实践方面的成就，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后称院士）。

1956年，李强回国后，在外贸部主要负责我国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亚洲国家的贸易和各种援助工作。

1960年5月27日上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应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蒙古进行友好访问。随同前往访问的，有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对外贸易部副部长李强，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刘明夫，外交部部长助理韩念龙，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外交部第二亚洲司司长陈叔亮，对外贸易部成套设备局局长常彦卿。下图为28日上午，周恩来、陈毅、姬鹏飞、李强（右五）在乌兰巴托政府大厦同蒙古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举行会谈。

1963年，李强兼任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副主任

1964年起，李强参与援越有关领导工作，为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文革”乱世之中，要做好援越物资运输工作，李强面临的内外环境岂止是一个“难”字？！但周恩来善于识人，更善于用人。他十分了解李强，也充分信任李强。他曾多次对人说过：“凡是不好办的事情都交给李强办去，我相信他是有办法的。”周恩来还当面叮嘱李强：“正因为事情不好办，我才叫你去。我只给你一个原则，具体怎么做，要你自己想办法。”为了让李强安心工作，周恩来特地派解放军总后军交部的处长李伦（李克农之子）和一名参谋搬到他的办公室办公，一方面是协调军队与外贸部门对援越物资的统一调配和运输，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护李强。

有一次，外贸部的造反派将李强和几个部领导拉到北京东华门的出口大楼批斗。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派人赶到现场对造反派说，总理找李强有事。造反派眼睁睁地看着李强被周恩来派来的车接走却无可奈何。周恩来说：“不能让造反派影响工作，我没有什么事。”说完又派车将李强送回外贸部办公室。

1970年6月3日下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接见巴基斯坦空军司令阿卜杜勒·拉希姆·汗中将及其随行人员。接见时在座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委员王辉球﹑副司令员邝任农，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韩念龙、李强、梁璞、苑化冰、朱开印、韩叙。

前排右二为李强

1971年5月12日下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会见古巴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埃米尼奥·加西亚·拉索（下图前排左四）率领的古巴政府贸易代表团全体成员。会见时，外贸部部长白相国、副部长李强，有关方面负责人陈德和、彭金波、李德馨、张星桥、陶大钊，和翻译黄志良在座。

前排右三为外贸部副部长李强

1971年5月15日晚上，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李先念会见马来西亚贸易代表团团长东古·拉查利·宾·东古·哈姆扎及其随行人员。会见时，有关方面负责人李强、奚业胜、杨公素、王文林、游扬等和翻译过家鼎、唐闻生在座。

前排右三为李强

1971年6月13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会见了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副总理黎清毅，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阮文镜。会见和会谈时在座的中国方面的有：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耿飚，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中共中央委员﹑外贸部副部长李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方毅，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阎仲川，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装备部部长苑化冰，和工作人员毛宝忠、肖簧、黄群、林咸农、姚世根。

前排左二为外贸部副部长李强

1971年7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拉勒窝内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公报在北京签字。同时签字的还有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贸易支付协定。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李先念，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和工作人员方毅、李强、苑化冰、何功楷、韩叙、程飞、奚业胜、徐尔维、杨友勇、唐闻生等出席签字仪式。

签字台后第一排右二起：李强、方毅、姬鹏飞、周恩来

1972年4月13日晚上，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外贸部副部长李强，会见了中英贸易协会主席凯瑟克和夫人及由凯瑟克率领的中英贸易协会访华小组。

前排右五为外贸部副部长李强

1972年11月7日晚上，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李德生、张才千、耿飚，会见了以贝·巴卢库为团长，希·恰科和拉·佩尔拉库为副团长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军事友好代表团。参加会见的我有关方面负责人和工作人员有李强、韩宗正、柴成文、苑化冰、朱开印、路奎、王明修、朱传贤、范承祚、廉正保等。

前排右二为李强

1973年1月17日新华社讯，应邀前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的日本通商产业大臣中曾根访华团到京，李强代部长举行宴会欢迎日本客人。李强首次以“对外贸易部代部长”的身份见诸报端。见1973年1月18日《人民日报》第一版：

同年，经周恩来总理建议，担任副部长长达21年的李强被任命为外贸部部长。1973年11月23日下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外贸部部长李强，会见以罗马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对外贸易部长扬·珀仓为团长的罗马尼亚政府贸易代表团。这是李强首次以“外贸部部长”的身份陪同周总理会见外宾。

1974年5月27日下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前往宾馆会见英国前首相﹑保守党领袖爱德华·希思，以及希思的全体随行人员和随同来访的记者。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以及李强、
乔冠华、王海容、王本祚、朱传贤、张毅君、唐闻生、廉正保、王弄笙、蔡启泉，参加了会见和谈话。

后中戴眼镜者为李强

1975年6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菲律宾共和国政府联合公报今天在北京签字。中菲两国政府决定自即日起建立大使级的外交关系。联合公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菲律宾共和国总统费迪南德·埃·马科斯签署。中国方面参加签字仪式的有：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外交部长乔冠华，外贸部长李强，卫生部长刘湘屏，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王海容，农林部副部长肖鹏，外交部司长柯华、朱传贤，副司长唐闻生、章含之、程瑞声。

签字桌后站立者第一排右起：刘湘屏（女）、李强、乔冠华、邓小平、马科斯总统的夫人伊梅尔达

1975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联合公报今天在北京签字。中泰两国政府决定自即日起建立大使级的外交关系。联合公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泰王国总理蒙拉差翁·克立·巴莫签署。中国方面参加签字仪式的有：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外交部长乔冠华，外贸部长李强，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尚荣，外交部司长柯华、朱传贤，副司长章含之、程瑞声。

签字桌后站立者第一排右起：王尚荣、韩念龙、李强、乔冠华、邓小平

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李强是“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成员之一。“他的遗体刚送至北京医院，李强就赶去守灵。在那间条件简陋的小房间里，李强见到的是被疾病折磨得已经完全脱了相的总理：瘦得皮包骨，脸颊凹陷，头发稀疏。李强心如刀绞！周恩来的逝世对李强的打击太大。尽管在人前，他仍如往日一样保持平静，但一回到家，他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吃不喝﹑无眠无休地坐着，谁也叫不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