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种“痛恨”远远超出了对个别坏人的讨厌，它实际是一场社会性的道德保卫战。公众通过表达这种强烈的情绪，来集体重申和捍卫他们心目中关于公平、正义和诚信的核心价值观。本质上是对一种“完美恶行”的强烈道德反感，因为它击穿了社会赖以运行的几根重要支柱。

多种复杂情绪和社会因素交织的结果：

对一种精心设计、利用善意的“高级之恶”的本能反感。

害怕自己或家人成为下一个受害者，对苏享茂们的遭遇有极强的代入感。

对“恶无恶报”或“惩处不力”的强烈不满，担忧社会的公平正义无法伸张。

对社会基本规则和信任被肆意践踏的深深忧虑。

这种“痛恨”远远超出了对个别坏人的讨厌，它实际是一场社会性的道德保卫战。公众通过表达这种强烈的情绪，来集体重申和捍卫他们心目中关于公平、正义和诚信的核心价值观。本质上是对一种“完美恶行”的强烈道德反感，因为它击穿了社会赖以运行的几根重要支柱。

1. 对“系统性滥用”的恐惧与愤怒

这两起事件中的主角，都不是使用简单的暴力，而是系统性地滥用法律、规则和社会的善意来作恶。

翟欣欣并非直接动手杀人，而是利用婚姻作为工具，通过精神控制、威胁举报（利用对方可能存在的瑕疵）、以及利用法律对经济纠纷的复杂性，一步步地将苏享茂逼入绝境。她将“结婚”、“离婚”这些本应神圣或严肃的法律程序，变成了敲骨吸髓的流水线。

武大杨某媛利用了社会对“性骚扰”受害者的天然同情和保护机制。诬告行为如同一颗“道德核弹”，几乎不需要成本就能瞬间摧毁一个无辜者的名誉、学业和未来。她滥用了社会追求公平正义的良好初衷。

人们痛恨这种行为，是因为它颠倒了善恶，污染了源头。它让“结婚”和“举报性骚扰”这些本应受到保护和鼓励的行为，都蒙上了一层怀疑的阴影，让真正的受害者未来维权之路更加艰难。这是一种“高级坏”，让人防不胜防，从而产生了巨大的不安全感和愤怒。

2. 强烈的“不公”与“失衡”感

公众的情感天平强烈地倾向于受害者，因为双方的力量和付出的代价完全不成比例。

翟欣欣的行为最终导致了一条人命（苏享茂自杀）的逝去，而她本人在一段时间内并未受到实质性的法律严惩（直到后来才因其他问题被逮捕）。杨某媛的一个诬告，就让被冤枉的男生社会性死亡，学业中断，身心俱疲，而诬告者付出的代价远小于此。

作恶者“零成本”或“低成本”。在事件曝光前，作恶者似乎可以精准地利用规则漏洞，在榨取巨大利益或达成目的后全身而退。这种“坏人得志，好人殒命”的叙事，是对人类朴素正义观最根本的挑战，会引发最强烈的义愤。

3. 对“完美受害者”与“邪恶表演者”的叙事共鸣

从传播学角度看，这两个案例的人物形象和故事线都极其鲜明，易于传播和引发共情。

苏享茂和被诬告的男生是典型的“完美受害者”。他们看起来是努力、老实、有才华的普通人，没有主动招惹是非，却因为一次“遇人不淑”而遭遇灭顶之灾。这很容易让普通人产生“代入感”：“这会不会有一天也发生在我身上？”

翟欣欣和杨某媛则被塑造成了“高智商”、“精心算计”的“邪恶表演者”。她们外表光鲜，却内心冷酷，善于伪装和表演。这种“蛇蝎美人”或“恶毒诬告者”的形象，在文学和影视作品中就是最令人不寒而栗的反派模板，在现实中出现则更具冲击力。

4. 对社会信任基础的破坏

人们之所以能组成社会并合作，依赖于一些基本的信任：信任婚姻的真诚（翟欣欣案破坏了这一点）； 信任求助者的诚实（杨某媛案破坏了这一点）； 信任法律能惩恶扬善（两起案件初期都似乎显示了法律的滞后或无力）。

这些案件之所以引发全民关注和痛恨，正是因为它们动摇了这些根基性的信任。当人们发现，真诚可能被算计，善良可能被利用，法律可能被玩弄时，会产生一种弥漫性的焦虑和愤怒。这种痛恨，不仅仅是针对当事人，也是针对这种“信任被辜负”的感觉。

来源：台海怒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