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2025年欧洲心脏病学会年会（ESC 2025）上，来自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的Rob Doughty教授公布了备受关注的BioMACS试验的结果。该研究评估了基于N末端B型利钠肽前体（NT-proBNP）和高敏心肌肌钙蛋白T（hsTnT）水平指导急性冠脉综合征（

在2025年欧洲心脏病学会年会（ESC 2025）上，来自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的Rob Doughty教授公布了备受关注的BioMACS试验的结果。该研究评估了基于N末端B型利钠肽前体（NT-proBNP）和高敏心肌肌钙蛋白T（hsTnT）水平指导急性冠脉综合征（ACS）患者强化二级预防治疗的临床价值。结果显示，尽管干预组在药物优化和收缩压下降方面显著优于对照组，但在主要复合终点上未见统计学差异。本刊特邀南京市第一医院心内科高晓飞教授对此进行深度解读。

专家简介

高晓飞 教授

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南京市第一医院心内科行政副主任、导管室主任。

欧洲心脏病学会Fellow（FESC），江苏省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入选江苏省青年人才托举工程，南京市杰青，南京市中青年拔尖人才。

亚洲心脏病学会结构性心脏病理事会秘书长，江苏省研究型医院学会结构性心脏病专委会委员。

德国海德堡大学访问学者。
主要从事冠心病、瓣膜病的介入治疗，擅长复杂冠脉介入。
以第一作者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相关论文收录在Lancet、JACC、 Ann Intern Med、JACC Cardiovasc Interv、EuroIntervention、ATVB等心血管权威期刊上，部分成果被欧美指南引用。多个SCI杂志审稿人。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项。获得科研成果奖励四项，包括中华医学科技奖和省部级二等及三等奖。

研究背景

ACS患者在长期随访中，其不良临床结局风险存在广泛差异。心脏生物标志物，如B型利钠肽（BNP）和心肌肌钙蛋白等，已被证实与心血管事件密切相关，但如何将这些生物标志物转化为临床管理工具，仍面临挑战。早期探索性研究（如STOP-HF和PONTIAC）显示，对于BNP升高的患者，强化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RAAS）抑制剂及β受体阻滞剂治疗有望改善预后，这为“生物标志物指导二级预防”提供了理论依据。然而，基于生物标志物指导强化二级预防的临床效果尚未得到明确验证。

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前瞻性、随机化、开放标签、终点盲法评价的设计，在新西兰5个中心开展。研究纳入ACS发生后1~12个月内出院的患者，排除标准包括：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

患者随机（1:1）分配至常规治疗组或生物标志物引导组（干预组）。常规治疗组采用常规治疗，同时测量心脏生物标志物，但其结果对研究团队及患者保持盲态。干预组根据基线NT-proBNP和hsTnT水平进行分层：NT-proBNP＞15 pmol/L或hsTnT＞15 ng/L定义为高生物标志物亚组，启动或上调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ACEI）/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剂（ARB）及β受体阻滞剂剂量，并逐步滴定至最大耐受剂量；其余为低生物标志物亚组，继续接受常规治疗及随访（图1）。

图1. 研究设计概览

研究的初始主要终点为“全因死亡或心血管再住院”。后因受疫情影响，研究团队于2023年10月将主要终点修订为分层层级复合终点，按基线风险分为五个层级：①全因死亡；②复发性ACS或心力衰竭住院；③其他缺血性心脏病住院（包括非计划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CABG]或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④脑血管事件入院（卒中或短暂性脑缺血发作[TIA]）；⑤基线至3个月收缩压的变化。

基于该复合终点，假设干预可降低20%的风险，预计需入组1028例患者以保证80%检验效能。主要终点采用胜率比（win ratio）方法分析，并按新西兰ACS风险评分分层。

研究结果与结论

首例患者于2019年12月入组，最后一例随访于2024年12月完成，共纳入1011例患者（干预组505例，常规组506例）。平均年龄66岁，女性约占24%，新西兰欧洲裔约占76%。合并症方面，糖尿病约占17%、高血压约占51%；ACS中非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NSTEMI）约占63%。98%患者接受冠状动脉造影，86%患者完成了血运重建（表1）。

表1. 患者的基线特征

在随访人群中，平均体重指数（BMI）为27.8 kg/m2，平均血压为131/78 mmHg，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水平为1.7 mmol/L。总体上，ACEI/ARB及β受体阻滞剂的使用率较高，分别达到75%和70%（表2）。生物标志物结果显示，约60%的患者仍高于预设的风险阈值。

表2. 随访人群基线数据

出院后3个月随访显示，干预组在ACEI/ARB和β受体阻滞剂的启动率及剂量上调方面显著高于常规治疗组（P＜0.001），高生物标志物亚组更易优化至≥50%推荐剂量（图2）。从基线至3个月，干预组收缩压下降幅度更大（平均差-2.6 mmHg，95%CI：-4.4~-0.72，P=0.007），提示血压控制获益明显。

图2. ACEI/ARB和β受体阻滞剂的启动率及剂量上调情况

然而，在临床事件方面，无论原始主要终点（首次发生全因死亡或心血管再住院，HR=1.05，95%CI：0.78~1.46，P=0.76）（图3），还是修订后的分层层级复合终点（分层胜率比1.11，95%CI：0.96~1.28，P=0.17）（图4），干预组均未显示统计学显著优势。

图3. 原始主要终点

图4. 分层层级复合终点

总体来看，在ACS发作后中位随访6个月时，约60%的患者NT-proBNP和/或心肌肌钙蛋白仍高于既定风险水平，提示即便经过治疗，仍有相当比例患者处于高风险状态。尽管在3个月内实现了药物剂量的优化并伴随着收缩压下降，但并未显著降低临床事件的分层层级复合终点风险。研究提示，ACS患者的风险具有高度异质性，仅依赖心脏生物标志物进行管理可能不足以改善患者预后。

专家点评

高晓飞教授：这项研究为ACS患者二级预防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和理论参考。

首先，研究结果提示，药物剂量优化和血压改善并不必然转化为显著的临床获益，这可能与ACS患者风险高度异质性有关，且事件发生受多种因素影响。尽管如此，在高风险患者中，生物标志物指导的强化治疗显著提升了ACEI/ARB及β受体阻滞剂的剂量优化率，并带来了额外的收缩压降低，这对于长期心力衰竭预防和再住院风险管理具有潜在临床意义。虽然在研究随访期内，主要终点未见显著改善，但药物优化和血压控制的累积效应可能在更长期随访中体现出预后获益。

此外，本研究提示，仅依靠生物标志物难以全面指导ACS患者的个体化管理，未来应将生物标志物与临床风险评分、影像学指标及生活方式因素结合，构建多维度风险管理体系。这种策略不仅有助于实现个体化药物优化，还可指导干预强度与随访频率，从而推动精准医疗的落地。

从临床实践角度来看，研究更强调了随访管理的重要性。我们不能仅依赖住院期间的药物调整，而需在出院后建立持续监测与分层干预机制，以降低长期心血管事件风险。

总体而言，本研究为生物标志物在ACS二级预防中的应用提供了探索，同时也为未来更大规模、多维度干预策略的设计提供了实证依据。

来源：国际循环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