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个观点是当前全球和中国经济面临的核心挑战。在一个总需求不足、供给全面过剩的新环境下，传统的宏观经济“药方”确实效力大减，甚至可能产生副作用。

这个观点是当前全球和中国经济面临的核心挑战。在一个总需求不足、供给全面过剩的新环境下，传统的宏观经济“药方”确实效力大减，甚至可能产生副作用。

以下从几个层面论证这一观点。

一、什么是“全面过剩环境”？

这不仅仅是某些行业的产能过剩（如钢铁、水泥），而是一种系统性、多维度的过剩：

1. 资本过剩 (Capital Glut)： 全球范围内资本泛滥，追逐有限优质资产的“资产荒”出现。央行“放水”后，钱很难流入实体经济的毛细血管，而是在金融体系内空转，推高资产泡沫。

2. 产能过剩 (Overcapacity)： 经过几十年全球化扩张，几乎所有制造业门类都面临全球性竞争和供给过剩。企业面临“没有最低，只有更低”的价格竞争，利润微薄。

3. 信用/债务过剩 (Debt Glut)： 全球债务总额已达历史峰值。政府、企业、居民的负债率都很高，进一步加杠杆的空间和意愿大幅降低。

4. 信息过剩 (Information Glut)： 注意力成为稀缺资源，传统营销和流量获取成本急剧攀升。

在这种环境下，经济的核心矛盾从 “短缺” 转向了 “过剩”，从 “如何生产更多” 转向了 “为谁生产、如何分配”。

二、哪些是“传统药方”？

传统宏观经济政策主要基于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理论，其核心手段是：

1. 货币政策 (Monetary Policy)： 降息、降准（“放水”），通过降低资金成本来刺激投资和消费。

2. 财政政策 (Fiscal Policy)： 扩大政府支出、减税降费，通过政府投资（如“铁公基”）和转移支付来直接创造需求。

3. 供给侧改革 (Supply-side Reforms)： 侧重于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旨在优化供给结构，提升效率。

三、为何“传统药方”已无法解决当下问题？

1. 货币政策的边际效用递减与传导机制阻塞

· 流动性陷阱风险： 当利率已经降至极低水平（甚至零或负利率）时，进一步降息对刺激投资和消费的效果微乎其微。企业和居民因为对未来预期悲观，即使借钱成本再低，也不愿借钱投资或消费。

· 传导机制失效： 央行释放的流动性难以流入实体经济。银行出于风险考虑，不愿贷款给中小企业和弱势群体；过剩行业的企业拿到钱也不再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是用于还债或金融投资，反而加剧资产泡沫。

· “推绳子”效应： 货币政策像一根“绳子”，可以“拉”（加息收紧）以抑制过热，但很难“推”（放水刺激）来提振衰退。在需求萎靡时，光靠印钱无法创造真实的需求。

2. 财政政策的约束与效率问题

· 债务高企的约束： 各国政府债务水平已处于历史高位，继续大规模举债投资的空间受限，财政可持续性面临严峻挑战。

· 投资回报率下降： 传统的“铁公基”（铁路、公路、基础设施）项目经过多年建设，许多已经饱和或接近饱和。新建项目的经济和社会回报率大幅下降，可能形成无效投资和更大的债务包袱。

· “挤出效应”担忧： 政府大规模发债可能会抬高市场利率，反而挤占了私人部门的融资空间。

3. 供给侧改革的局限性

· 侧重于“量”而非“质”： 传统的供给侧改革（如去产能）能优化存量，清理“僵尸企业”，但它无法自动创造新的、巨大的需求。它解决了“谁死谁活”的问题，但没有完全解决“未来吃什么”的问题。

· 可能加剧短期阵痛： 去产能、去杠杆在短期内会伴随企业倒闭和失业上升，若没有新的增长动能及时接盘，会对社会总需求造成进一步压制。

四、问题的核心：传统药方无法解决“需求侧”的症结

上述所有分析都指向同一个核心：传统药方主要作用于“供给端”和“投资端”，但在“全面过剩”环境下，最致命的症结在于“需求端”和“消费端”的长期疲软。

· 收入分配不均： 全球范围内，资本回报率高于劳动回报率，导致财富向少数人集中。广大中低收入群体有消费欲望但没有消费能力，这是总需求不足的结构性根源。

· 居民预期转弱： 面对就业压力、教育、医疗、养老等高额隐性成本，居民倾向于增加预防性储蓄，减少即时消费。“有钱不敢花”成为普遍心态。

· 全球总需求萎缩： 全球化红利衰退，地缘政治冲突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使得外需市场也充满不确定性。

结论：需要新的“诊断”和“药方”

因此，在全面过剩的新常态下，试图用刺激投资和生产（供给端）的传统方法来解决需求不足的核心矛盾，无疑是南辕北辙。这就像给一个消化不良的病人不停喂食健胃消食片（供给侧），但问题的关键是他没钱买饭（需求侧）。

新的“药方”必须直击病根，其核心思路应从 “刺激生产” 转向 “培育需求”和 “分配改革” ，可能包括：

1. 需求侧改革： 通过实质性的收入分配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医疗、教育、养老），减轻居民负担，才能真正地“让老百姓有钱花、敢花钱”。

2. 培育新质生产力： 不是重复过去的产能扩张，而是通过真正的技术创新（如AI、生物科技、绿色能源）创造前所未有的新产品、新服务、新业态，从而创造新的、高质量的需求。

3. 更加精准的产业政策： 从“大水漫灌”转向“滴灌”，重点支持能形成国际竞争优势、解决“卡脖子”问题的高端产业。

4. 深化市场改革： 打破行政垄断和地方保护，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让生产要素流向效率更高的领域。

总而言之，经济机体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病原体已从“供给短缺”变为“需求不足与分配失衡”，再用旧的“药方”自然难以见效，甚至会产生抗药性（债务、泡沫）。唯有重新诊断，对症下药，方能走出困境。

来源：财经大会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