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册書是唐代最高等級“王言”。作爲一份不可多得的史料，《命武承嗣文昌左相封魏王册書》爲研究者提供了寶貴的信息。該件册書表明，册在行政運作中很可能只需要中書令宣，而不需要門下省進行封檢。册是唯一還以竹簡爲載體的公文，在强調等級的同時，帶有禮制復古的意義。可以説，在

摘要：册書是唐代最高等級“王言”。作爲一份不可多得的史料，《命武承嗣文昌左相封魏王册書》爲研究者提供了寶貴的信息。該件册書表明，册在行政運作中很可能只需要中書令宣，而不需要門下省進行封檢。册是唯一還以竹簡爲載體的公文，在强調等級的同時，帶有禮制復古的意義。可以説，在“王言”體系中，册的物質形態和行政運作形態都呈現出復古的特點。

一、唐“王言之制”的研究回顧

《唐六典》卷九《中書省》曾羅列唐代的七種詔令類型，稱爲“王言之制”：

凡王言之制有七：一曰册書，立后建嫡，封樹藩屏，寵命尊賢，臨軒備禮則用之。二曰制書，行大賞罰，授大官爵，釐年舊政，赦宥降虜則用之。三曰慰勞制書，褒贊賢能，勸勉勤勞則用之。四曰發日敕，謂御畫發日敕也。增減官員，廢置州縣，徵發兵馬，除免官爵，授六品已下官，處流已上罪，用庫物五百段、錢二百千、倉糧五百石、奴婢二十人、馬五十疋、牛五十頭、羊五百口已上則用之。五曰敕旨，謂百司承旨而爲程式，奏事請施行者。六曰論事敕書，慰諭公卿，誡約臣下則用之。七曰敕牒，隨事承旨，不易舊典則用之。[1 ]

以上這段記載，將“王言”按照不同功能區分爲不同類型。在《唐六典》卷一《尚書都省》中，則按照由上到下的頒行過程，將“王言”概括爲制、敕、册三大類：

凡上之所以逮下，其制有六，曰：制、敕、册、令、教、符。天子曰制，曰敕，曰册。皇太子曰令。親王、公主曰教。尚書省下於州，州下於縣，縣下於鄉，皆曰符。[2 ]

随着敦煌吐魯番文書、碑刻等出土文獻不斷地涌現，有關制書、敕書等王言之制的格式與行政運作過程，已日漸清晰。[3]比如，從敦煌文書 P.2819 號唐《開元公式令》殘卷録文看，其《制授告身式》等王言，就有明確的“令式”規定。然而册的格式爲何？由於《開元公式令》的殘缺，不得而知。與制敕相比，作爲王言之首的“册”，具體運作情况還不甚清楚。幸運的是，2013年趙振華先生在《談武周授封武承嗣的詔書和册書——以新見石刻文書爲中心》刊佈了一件《命武承嗣文昌左相封魏王册書》。不過圖版過小，無法清晰識讀。後來，友人贈送拓片一幅，茲録圖版與釋文如下：

图1 命武承嗣文昌左相封魏王冊書

1. 維天授二年，歲次辛卯，二月癸卯朔，

2. 廿五日丁卯，

3. 聖神皇帝若曰：於戲！夫乾德垂施，甄

4. 覆燾於三象；坤儀播物，總財成於萬

5. 類。是知君爲元首，負璿扆而法斗樞；

6. 臣作股肱，酌瑤潢而契舟楫。逮乎灃

7. 坰肇運，廣命應韓；沛澤開基，分王河

8. 楚。故能光流拂若，竹園將日館相暉；

9. 吹動生蘋，蘭阪與風台交暎。神祊由

10. 其碩茂，寶系所以靈長。諮爾文昌左

11. 相、同鳳閣鸞台三品、兼知鳳閣事、監

12. 修國史、上柱國、魏王承嗣，粹府恬曠，

13. 靈機秀徹，植瓊蔕以䟽英，漸琁波而

14. 析潤。虯源毖祉，驤鱗翠渚之前；鶠穴

15. 抽祥，傅翼丹霄之外。騖忠莊而體國，

16. 馳孝路以形家。敦厚所宗，探楚詩而

17. 毓彩；精微是仰，搴沛易以圖芳。佩玉

18. 仙闈，登五曹之顯秩；連珠禁闥，踐八

19. 舍之崇班。用能朱邸發揮，竭訏謨於

20. 帝命；紫臺光輔，掌渙汗於王言。鏡鸞

21. 渚以澄漪，蔚雞林而聳蒨。禮高端揆，

22. 聲穆搢紳，綜覈朝綱，允歸望實。是用

23. 命爾爲文昌左相，封魏王，餘並如故。

24. 往欽哉！吾聞立身之道，惟忠與孝；爲

25. 政之德，在禮與仁。非忠孝無以享令

26. 名，非禮仁無以承丕訓。當睿圖之肇

27. 建，屬昌曆之初開，大啓土宇，分命車

28. 服。爾其嗣箕裘之顯業，當鹽梅之重

29. 寄，永固藩維，長隆宗祏，以祗膺寵命，

30. 可不昚歟！

31. 天授二年二月廿五日，朝請大夫、守鳳閣侍郎、兼檢校太子少尹、兼修國史、上柱國臣任知古宣[4]

《命武承嗣文昌左相封魏王册書》在“可不昚（慎）歟”的套用語結束之後，只保存了日期和一位官員的職銜署名。趙振華先生對這行職銜署名有自己的認識：

對照《授武承嗣納言詔書》制辭後具有與之相同的内容可知，日期爲皇帝在鳳閣遵旨草擬册書後簽署表示通過的“御畫日”，和册書首句日期相同，前呼後應。任知古是鳳閣宣奉行册書之首位官員，也是已知册書上首見的依照格式簽署職銜的官員， 十分關鍵。由此推知其後第二位是鳳閣侍郎奉、第三位是鳳閣舍人行。……[5 ]

趙振華先生顯然認爲石册書不完整，末尾省略了中書省其他官員的行政過程。日本學者中村裕一，曾推測唐代册書的文書格式爲：

維元號某年，歲次干支，某月干支朔，御畫日干支，皇帝若曰：諮爾云云。

中書令具官封 姓名 宣

中書侍郎具官封 姓名 奉

中書舍人具官封 姓名 行[6]

图2 钱缪铁券

然而，武承嗣册書石刻、錢鏐鐵券文都没有明顯的殘缺跡象，其末尾不約而同都只有一行署名，可能並非偶然。如果再重新審讀相關制度規定，似乎可以發現“册”作爲代表王言最高等級的文書，在運作的過程中很可能不同於“制”“敕”，不需要完整經過中書、門下、尚書三省來運作。

二、唐代“册”的運作機制

據前引《唐六典》所載，册用於“册命親賢”，所謂“立后建嫡，封樹藩屏，寵命尊賢，臨軒備禮則用之”。[7]册親指“册后、皇太子妃、諸王、王妃、公主”。册賢指册拜文武散官二品以上，職事三品以上及地方要員。這應是漢代册書发展而来的制度，《獨斷》載策用於“命諸侯王、三公”、“三公以罪免，亦賜策”。[8]

據《通典》記載：

其選授之法，亦同循前代。凡諸王及職事正三品以上，若文武散官二品以上及都督、都護、上州刺史之在京師者，册授。五品以上皆制授。六品以下、守五品以上及視五品以上，皆敕授。凡制、敕授及册拜，皆宰司進擬。自六品以下旨授。其視品及流外官，皆判補之。凡旨授官，悉由於尚書，文官屬吏部，武官屬兵部，謂之銓選。唯員外郎、御史及供奉之官，則否。[9 ]

《通典》這段記載證明“王言”具備等級性，將官员任命區分爲册授、制授、敕授。[10]不過，同樣是册書除拜爵、官，也有“臨軒册拜”與“朝堂册拜”的區别。《通典》小注云：

諸王及職事二品以上，若文武散官一品，並臨軒册授；其職事正三品，散官二品以上及都督、都護、上州刺史，並朝堂册。訖，皆拜廟。册用竹簡，書用漆。[11 ]

《通典》按照官品區分臨軒册和朝堂册，原則性地指出諸王及職事二品以上，文武散官一品以上用臨軒册。關于两种册授方式，近期孟憲實先生撰寫了《唐代册禮及其改革》一文，是目前有關该問題最深入的探討。[12]該文指出“册禮是最隆重的官員任命方式。唐高宗以來的册禮改革，使之成爲皇室專屬”。可是，其所徵引《唐會要》的“顯慶元年敕”一條材料尚需要討論。《唐會要》卷二六《册讓》條羅列了貞觀八年（634）、顯慶元年（656）等册禮變化的情况：

貞觀八年敕：“拜三師、三公、親王、尚書令、雍州牧、開府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左右僕射，並臨軒册授；太子三少、侍中、中書令、六尚書、諸衞大將軍、特進、鎮國大將軍、光禄大夫、太子詹事、九卿、都督及上州刺史，在京者朝堂受册。”至光宅元年，並停。

顯慶元年九月二十七日敕：“拜三師、三公、親王、尚書令、雍州牧、開府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左右僕射、侍中、中書令、諸曹尚書、諸衞大將軍、特進、領軍、[13]鎮國大將軍、光禄大夫、太子詹事、太常卿、都督及上州刺史，在京者詣朝堂受册。”至景雲九年八月十四日，敕：“左右丞相、侍中、中書令、六尚書已上，欲讓者聽，餘並不頒。”至開元中，宰相李林甫奏：“兩省侍郞及南省諸司侍郞、左右丞，雖是四品，職在淸要，亦望聽讓。”

大曆十四年五月，臨軒册尚父子儀於宣政殿。自開元已來，册禮久廢，惟天寶末，册楊國忠爲司空，至是復行。

貞元三年三月，御宣政殿，備禮册拜李晟爲太尉，晟受册訖，具羽儀乘輅謁太廟，遂赴任於尚書省，故事，臨軒册拜三公，中書令讀册，侍中奏禮畢，如闕，即宰相攝之，時宰相張延賞，欲輕其禮，始奏令兵部尚書崔漢衡攝中書令，讀册，左散騎常侍劉滋攝侍中，奏禮畢，臨軒册命宰臣不親行事，自此始也，延賞素與晟有隙，至是故特降減其禮，欲以輕之也。[14 ]

《唐會要》所録史料有不少疑問，需要進一步辨析。首先，從時間順序上來看，殿本《唐會要》所叙内容讓人感到疑惑，光宅應該在顯慶之後，但在叙述順序上卻先有“至光宅元年，並停”之記録，後有“顯慶元年九月二十七日敕”的情况。其次，從内容看，顯慶元年敕後出現的是“讓官”的内容，顯得有些混亂，疑有錯簡。而且所謂的“景雲九年八月十四日敕”，時間明顯錯誤。景雲無九年，《舊唐書》記此條敕文“景雲元年七月己巳，制自今授左右僕射、侍中、中書令、六尚書已上官聽讓，其餘停讓”。[15]再次，《玉海》引《會要》以及《唐會要》四庫本、清抄本皆作“自神龍以來册禮久廢，唯天寶末册楊國忠爲司空，至是復行。”[16]只有以殿本爲底本的點校本《唐會要》記“自開元已來，册禮久廢” 。[17]最後，貞元三年，唐德宗御宣政殿，臨軒册李晟爲太尉。李晟受册後，“具羽儀乘輅謁太廟”，點校本《唐會要》載李晟“遂赴任於尚書省”，可担任太尉本無赴任尚書省之理。《玉海》引《會要》同提及尚書省，云：“ 尚書省賜良馬錦綵千計。”[18]應是。

图3 合璧本《玉海》引《會要》

值得注意的是，《玉海》“唐臨軒册三公”條下所引《會要》只記録了貞觀八年敕、大曆十四年臨軒册尚父子儀事、貞元三年三月宣政殿備禮册拜李晟爲太尉事，卻没有“顯慶元年九月二十七日敕”，文如下：

貞觀八年敕：“拜三師、三公、親王、尚書令、雍州牧、開府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左右僕射，並臨軒册授；太子三少、侍中、中書令、六尚書、諸衞大將軍、特進、鎮國大將軍、光禄大夫、太子詹事、九卿、都督及上州刺史，在京者朝堂受册。”至光宅元年，並停。（與點校本《唐會要》相比脫“親王”二字。）

大曆十四年五月，臨軒册尚父子儀於宣政殿。自神龍以來，册禮久廢，唯天寶末，册楊國忠爲司空，至是復行。[19 ]

此處所引《會要》或來源於蘇冕《會要》，是《玉海》作者王應麟覺得這條敕文有誤，故而不録，還是在蘇冕《會要》中就没有這條顯慶敕文？這裏難以確定。可《通典》卷一九《職官一•歷代官制總序》卻著録了“顯慶元年制”，内容與點校本《會要》頗有不同，並没有引起以往學者們的注意：

顯慶元年初制：“拜三師、三公、親王、尚書令、雍州牧、開府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左右僕射，並臨軒册授。太子三少、侍中、中書令、諸曹尚書、諸衞大將軍、特進、鎮軍、輔國大將軍、光禄大夫、太子詹事、太常卿、都督及上州刺史在京者，朝堂受册。”[20 ]

這條制文表明唐高宗時期並没有取消“三師、三公、親王”的臨軒册授。很可能是殿本《唐會要》在“左右僕射”文字後，脫漏了“並臨軒册授”五字。相比於貞觀八年的敕文，《通典》所録顯慶元年制文只是更改了部分朝堂受册的内容，將從二品的武散官鎮軍將軍納入朝堂受册的範疇，將在朝堂受册的“九卿”改爲“太常卿”。九卿當中惟有太常卿一人是正三品，其它八卿皆爲從三品。顯慶元年制的頒行相当于縮小了職事官朝堂册的範圍。

“光宅元年，並停”一條，顯示出在光宅元年（684），曾停用顯慶元年敕規定的朝堂册和臨軒册。可是除了《唐會要》有如是記載，再無其他文獻説明。據《資治通鑑》，天授元年（690）武則天有分封武家諸王的舉動。《命武承嗣文昌左相封魏王册書》產生於天授二年，證明册禮應當在天授初年册封武家諸王時，又施行過。按照四庫本《唐會要》、《玉海》引《會要》的記載，册禮從神龍之後又被長期廢止。只有天寶末，楊國忠被册爲司空之時，朝廷又實施過臨軒册命。[21]雖然没有跡象表明開元年間曾經實施過册禮，但是按照開元二十年《大唐開元禮》記述的内容，册禮分爲：1.臨軒册命皇后；2.臨軒册命皇太子；3.内册皇太子；4.臨軒册命諸王大臣；5.朝堂册命諸臣；6.册内命婦二品以上；7遣使册授官爵。[22]单從《大唐開元禮》禮典設置的角度讲，臨軒册也並没有廢除，同時也不爲皇室成員所特有。

根據《開元禮》，幾種册命方式所處的禮儀空間也各有不同。臨軒册命典禮的前一天有司在太極殿北壁下，面朝南設御幄，行禮的時候皇帝都是在這個位子。而受册者的位置則以其身份不同而變動不居，册皇太子，受册者在東朝堂之北，面朝西。册諸王大臣，受册者位於大橫街之南道東重行，面朝北。大橫街指承天門外的橫街，队伍一直排到皇城。朝堂册命是在朝堂裏，受册者版位於東朝堂前近南，面向北。[23]而無論是臨軒册還是朝堂册，《開元禮》所涉及的禮儀空間都是以太極宫爲主，然而安史之亂後，大曆十四年，皇帝臨軒册郭子儀于宣政殿，這也提示我們臨軒册的禮儀空間從太極宫轉移到了大明宫。[24 ]

册書在册禮中發揮着重要的作用。《唐六典》卷九《中書省》云：“（中書令）册命親賢，臨軒則使讀册；若命之於朝，則宣而授之”。[25]據此可知，“臨軒册拜”，需要在朝堂上完整地讀“册書”的内容。“朝堂册拜”，則要宣 “册”到，然後將册書授予“官員”，不需要誦讀册書。 無論是“臨軒册”還是“朝堂册” ，很可能只在中書省内運作，而不需要門下省進行封檢。

册書由中書舍人來起草，《舊唐書》卷一九〇《王勮傳》云：

勮，弱冠進士登第，累除太子典膳丞。長壽中，擢爲鳳閣舍人。時壽春王成器、衡陽王成義等五王初出閣，同日授册。有司撰儀注，忘載册文。及百僚在列，方知闕禮，宰相相顧失色。勮立召書吏五人，各令執筆，口占分寫，一時俱畢，詞理典贍，人皆歎服。[26 ]

有關中書舍人王勮起草册書的事蹟還見於《舊唐書》卷六《則天皇后本紀》、《册府元龜》卷五五一《詞臣部·才敏》、《通典》卷二一《職官三•中書省》和《唐會要》卷五五《省號》[27]等文獻。其中《唐會要》《通典》將此事發生的時間定爲天授元年，顯誤。長壽二年是。[28]在册封五王時有司忘記將册文寫到儀注上，典禮馬上就要開始了，纔發現問題。結果中書舍人王勮當場擬出册文，從“詞理典贍，人皆歎服”的记录来看，这个册書是被立即使用了，並没有像一般敕書一樣去門下審核。另一方面，我們知道制敕的格式，抬頭都是“門下”，結尾是“主者施行”，這是因爲中書擬好是要發到門下去審核的。但我們查閱一下傳世文獻（如《唐大詔令集》）中的册書，没有發現一篇册書是以“門下”開頭的，這也意味着册書無需經門下。

此外，有關册書起草、頒行的問題，可能還需要一些辨析。《唐六典》卷九《中書舍人》：

中書舍人掌侍奉進奏，參議表章。凡詔旨、制敕及璽書、册命，皆按典故起草進畫；既下，則署而行之。[29 ]

所謂的“既下”，是下於哪呢？《通鑑》卷九“太宗貞觀元年胡三省注”常被徵引：

按唐制，凡詔旨制敕，璽書册命，皆中書舍人起草進畫，既下，則署行而過門下省，有不便者，塗竄而奏還，謂之“塗歸”。[30 ]

按照胡三省的意見，似乎册書也要像制敕那樣在皇帝御畫後，經中書舍人署行，由門下省檢查。但是胡三省這條注，應該是綜合了《唐六典》卷九《中書省》“中書舍人”和《新唐書》卷四七《百官志》“給事中”兩個文本而形成的，有一些不精確的地方。《新唐書》記 “給事中四人，正五品上。掌侍左右，分判省事，察弘文館繕寫讎校之課。凡百司奏抄，侍中旣審，則駁正違失。詔敕不便者，塗竄而奏還，謂之‘塗歸’。”[31]《新唐書》只提到“詔敕不便者”，需要門下“塗竄而奏還”，並没有提到册要“塗歸”的問題。

中書舍人當然是要在“制敕”上署“行”的，出土的制授告身可以説明這點。但是中書舍人是否也要在册書上署“行”，是值得再考慮的問題。因爲所謂的册書開頭是“皇帝若曰”，册書主體是皇帝，中書舍人只是替皇帝立言。既然册書不需要行門下省封檢，因此册書可能也並不需要中書舍人署“行”。不過，這個看法是否正確，這裏也不敢確定。還需要更多的出土册書來印證。

概言之，册體現了最高等級王言形式，不需要受到任何機構的審查、節制。

三、“册”的載體及其禮制意義

册、 制、敕所用的物質載體不同，《唐六典》稱：“今册書用簡，制書、慰勞制書、發日敕用黄麻紙，敕旨、論事敕及敕牒用黄藤紙，其赦書頒下諸州用絹”。[32]物質載體的差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王言”的等級。宋人葉夢得曾説，“紙以麻爲上，藤次之，用此爲重輕之辨”。[33]在唐代，書寫載體早都變成了紙。册書作爲最高等級的王言，在用竹簡承載的同時，還要用漆來書寫。[34]在强調等級的同時，帶有禮制復古的意義。可以説，册在“王言”體系中，物質形態是復古的，行政運作形態也是復古的。[35]所謂復古的行政運作,是指在秦漢皇帝制度初建時期，皇權不需要門下省這樣的機構來封检、節制。

綜上，我們認爲唐代册書的格式很有可能是這樣的：

維元號某年，歲次干支，某月干支朔，御畫日干支，皇帝若曰：諮爾云云。

中書令具官封 姓名 宣

当然，这需要更多的新出材料来验证。

[ 作者吕博，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暨中國三至九世紀研究所教授。]

注 釋

[1] 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卷九《中書省》，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頁273-274。

[2]《唐六典》卷一《尚書都省》，頁10-11。

[3]李錦繡《唐“王言之制”初探》，《季羨林教授八十華誕紀念論文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雷聞《從 S.11287 看唐代論事敕書的成立過程》，刊榮新江主編《唐研究》第1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頁323-335。王孫盈政《唐代“敕牒”考》，《中國史研究》2013年第1期。[日]中村裕一《唐代制敕研究》，東京，汲古書院，1991年。[日]小岛浩之《唐代官文書研究》，京都，中文出版社，1991年。[日]中村裕一《唐代公文書研究》，東京，汲古書院，1996年。[日]中村裕一《隋唐王言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3年，頁29-30。

[4] 册文根據《武周封武承嗣魏王册書》拓本圖片及趙振華録文寫定。參見趙振華《談武周授封武承嗣的詔書和册書——以新見石刻文書爲中心》，《湖南科技學院學報》2013年第2期。

[5]《談武周授封武承嗣的詔書和册書——以新見石刻文書爲中心》，頁73。

[6] [日]中村裕一《隋唐王言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3年，頁29-30。

[7]《唐六典》卷九《中書省》，頁273。

[8]《唐六典》卷九《中書省》，頁273。

[9]杜佑《通典》卷一五《選舉三·歷代制下》，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頁359。

[10] 白化文先生認爲存在所謂的册授告身，推測與詔授告身格式一致（白化文、倪平：《唐代的告身》，《文物》1977年11期）。但是日本學者大庭脩、中村裕一在研究告身制度時，都没有論及所謂的册授告身（[日]大庭脩《唐告身の古文書學的研究》，西域文化研究所編《西域文化研究》第三，京都法蔵館，1960 年）。從出土文獻來看，可能只有册，而没有所謂的册授告身。虢王鳳墓中册書有武德八年、貞觀十二年、貞觀十四年、顯慶三年、麟德元年五件，但無告身。文獻中只提到“册授”，並没有提到是告身（富平縣文化館、陝西省博物館、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唐李鳳墓發掘簡報》，《考古》1977年第5期，頁313-325）。

[11]《通典》卷一五《選舉三·歷代制下》，頁359。

[12] 孟憲實《唐代册禮及其改革》，《歷史研究》2013年第3期，頁195-203。

[13] 按，並無領軍之號。領軍大將軍屬前“諸衛大將軍”，此處或應該是“鎮軍”之訛。《唐會要》四庫及諸抄本皆作“領軍”（王溥《唐會要》卷二六《册讓》，《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06册，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頁366下欄）。

[14]王溥《唐會要》卷二六《册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569-570。

[15]《舊唐書》卷七《睿宗本纪》，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頁155。

[16] 《玉海》引《會要》、四庫本《唐會要》皆作“自神龍以來”，國圖所藏兩個《唐會要》清抄本（善本書號：03873、04216）、汪啓淑家藏本《唐會要》（《原國立北平圖書館甲庫善本叢書》第420册，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4年，頁1090上欄）與四庫本同。參王應麟《玉海》（合璧本）卷七二《唐臨軒册三公》引《會要》，京都，中文出版社，1977年，頁1403上欄；王溥《唐會要》卷二六《册讓》，《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06册，頁367上欄。

[17]《唐會要》卷二六《册讓》，頁569。

[18]《玉海》（合璧本）卷七二《唐臨軒册三公》引《會要》，頁1403上欄。

[19] 《玉海》（合璧本）卷七二《唐臨軒册三公》引《會要》，頁1403上欄。

[20]《通典》卷一九《職官一•歷代官制總序》，頁471。

[21]《資治通鑑》卷二一七“唐玄宗天宝十三载条”，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頁6924。

[22]《大唐開元禮》卷一〇五至一〇八，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頁496-509。

[23]《大唐開元禮》卷一〇八：“前一日，守宫設受册者次於東朝堂，其日平明，受册者朝服升輅發第，備鹵簿詣朝堂，至降車所降輅，謁者絳公服，引就次奉禮，設受册者版位於東朝堂前，近南北向，又設舍人宣册位於其北，南向將册舍人引受册者就版位，立舍人公服預以册書置於案，令史二人絳公服對舉案，又舍人引中書舍人持節者前導，持案者次之出詣宣册位立。”（頁508）

[24]《唐會要》卷二六《册讓》，頁570。

[25]《唐六典》卷九《中書省》，頁274。

[26]《舊唐書》卷一九〇《文苑上•王勮》，頁5005。

[27]《舊唐書》卷六《則天皇后紀》，頁123。《册府元龜》卷五五一，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60年，頁6616。《通典》，頁564。《唐會要》，頁1108。

[28] 關於時間問題，孟憲實先生有進一步的考證辨析。詳參氏著《唐代册禮及其改革》，頁201。

[29]《唐六典》卷九《中書省》，頁276。

[30]《資治通鑑》卷一九二“太宗贞观元年条”，頁6041。

[31]《新唐書》卷四七《百官二•門下省》，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頁1207。

[32]《唐六典》卷九《中書省》， 頁274。

[33]葉夢得《石林燕語》卷三，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 頁37。

[34]《通典》卷一五《選舉三•歷代制下》，頁359。

[35]周代以前的官職授予，可能只使用命的形式，即僅在口頭上用言詞宣佈任命。册命起源於西周，先有王當面面命諸侯的環節，随後用文字的形式把“王若曰”的内容載於册，王室保留一份，授給官員一份。相關研究可參葛志毅《周代分封制度研究》，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頁128；代國璽《西周册命制度補論》 ，《孔子研究》2021年第1期，頁58-62。

本文原刊於《中華文史論叢》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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