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与避暑山庄二三事

摘要：1971年夏天，我的父亲翟向东被分配到河北省承德市工作，担任承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市委副书记，主要分管文化、卫生、教育等领域。此前，他曾任《河北日报》总编、河北省委宣传部部长等职务，尽管在河北省工作多年，却未曾在承德留下他的足迹。赴承德上任前，他特地向同事们

一

1971年夏天，我的父亲翟向东被分配到河北省承德市工作，担任承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市委副书记，主要分管文化、卫生、教育等领域。此前，他曾任《河北日报》总编、河北省委宣传部部长等职务，尽管在河北省工作多年，却未曾在承德留下他的足迹。赴承德上任前，他特地向同事们咨询承德市的情况。当他得知避暑山庄这座皇家园林之美，堪比北京的颐和园，而“外八庙”中的小布达拉宫（普陀宗乘之庙）、大佛寺（普宁寺）等宏伟建筑，更是清代历史的见证后，便对这个地方产生了强烈的好感。然而，当他抵达承德后，经过深入考察避暑山庄，眼前的景象却令人痛心：湖泊淤塞，古树凋零，古建筑残破不堪；景区道路变为社会通道，车辆穿梭其间，山庄仿佛已成为街头公园。山庄内，机关、医院、幼儿园、宿舍、工厂错落其间，与市区紧密相连，难以分割。唯有门外那块“全国文保单位”的石碑，在默默地诉说着它往日的辉煌。1972年，一场更大的厄运悄然向避暑山庄袭来。有人提出在避暑山庄的万树园遗址上建造9栋住宅楼。万树园是乾隆皇帝亲题的避暑山庄36景之一。园内地势平坦，古木参天，环境清幽雅致，曾是乾隆皇帝接见蒙古各部首领及六世班禅等重要人物的地方。这里自然美景与历史文化完美融合，是避暑山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旦住宅楼在此拔地而起，这一珍贵的历史文化景点将不复存在，其文化损失将是不可弥补的。父亲得知这个消息后心急如焚，仿佛看到了避暑山庄的“美丽肌肤上即将生出一块丑陋的疮疤”。在市委的会议上，父亲挺身而出，力陈保护文化瑰宝的重要性，言辞恳切，态度坚决，极力阻止这一提议。随后，他又上书地委，详细阐述停止工程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然而，他的建议如石沉大海，不但没有被接受，反而引来了诸多非议。但父亲没有丝毫退缩，他像一位孤独的守护者，坚守在保护文化遗产的阵地上。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父亲日渐消瘦，话语也变得稀少，整日闷闷不乐，全家人都为他担忧。但他心中的信念从未动摇，坚信总有一天，错误理念会得到纠正，文化遗产的尊严将得到捍卫。不久，他等来了契机。1973年10月，外交部韩念龙副部长与国家文物局王冶秋局长莅临承德视察，明确要求承德市，特别是避暑山庄要为对外开放做好准备。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大力支持下，十几个单位和300多名居民，包括部队的家属，纷纷搬出了避暑山庄。那几栋突兀的住宅楼也被逐一拆除，万树园终于恢复了昔日的风貌。那一刻，父亲的眼中闪烁着激动的泪花，心中的喜悦如泉水般涌出。在这激动人心的时刻，他挥笔写下一首诗：

塞上山城山水丽，槌峰召唤塑新姿。

离宫内外笃情注，云岭西东前景思。

春育春栽期岁稔，秋花秋树果盈枝。

时来阴霾阻去路，天地晴明自有时。

这首诗不仅是对万树园重获新生的赞美，更是对自己长期坚守得偿所愿的欣慰与感慨。它是父亲在守护文化遗产道路上所付出的艰辛与执着的见证，也表达了对未来文化传承的美好期许。

二

因为有了国务院的大力支持，避暑山庄的整修保护和对外开放筹备工作，便成为父亲工作的重心。他创立了全国首个地方文物局，加强了古建筑修缮团队建设，并主持编制了《避暑山庄外八庙整修工程10年规划》。这一规划不仅成为整修工程的里程碑，更为后续的两个十年规划及申遗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避暑山庄和“外八庙”整修开放的主要负责人，父亲深知责任重大。从山庄整修保护大会的讲话稿，到避暑山庄管理处发布的公告，乃至关于保护工作的意见稿，父亲都自己动手撰写与修改。这些文件深刻阐述了避暑山庄与“外八庙”的历史价值与文化意义，字里行间透露出他对文化遗产的深情厚爱，以及对社会各界共同保护行动的深切呼唤。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的整修工程浩大且艰巨，亟需精通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专业人才。然而，当时国内此类人才稀缺。父亲一方面重视并充分发挥原有古建队员工的技能，另一方面积极招募古建领域的技术人才。其中，古建队的老职工张生同尤为杰出。张生同于1951年随部队接管故宫，后师从著名古建专家于倬云及其师兄傅连兴，参与过故宫角楼等维修工程的设计。尽管因历史原因，张生同被调至避暑山庄古建队，但在国家困难时期，他仍为山庄的保护作出了巨大贡献。父亲力排众议，在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的10年维修保护规划中，让张生同作为全部设计方案的具体主持人，并发挥了关键作用。针对技术人才短缺的困境，国家文物局文物处处长陈滋德向父亲推荐了梁思成教授的学生、具备古建特长的王世仁。父亲迅速安排调动手续，王世仁随即被任命为古建队设计师，带领团队完成了沧浪屿、金山亭、萍香泮和附属桥梁，以及正宫外午朝门、西北门、须弥福寿之庙等多处古建筑的维修保护与修复勘察设计。经多方努力，古建队汇聚了众多人才，成为继故宫、孔府之后，全国第三支重要的古建修缮队伍，之后发展为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避暑山庄和“外八庙”作为清王朝的第二政治中心，其历史文化挖掘研究同样需要专业人才。避暑山庄博物馆的张羽新，自1961年大学图书博物馆专业毕业后，便投身于避暑山庄与“外八庙”的研究工作。但长期夫妻两地分居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很大不便。父亲特此致信文化局领导，请求解决张羽新家属的户口问题。问题很快得到解决，张羽新也得以更专注于研究工作。张羽新在研究中提出的观点——“避暑山庄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和发展的历史见证，清代第二政治中心”——得到了广泛认同。在其论文集《清朝塞外皇都——承德避暑山庄与外八庙研究》的序《因缘际遇话山庄》中，他特别说道：“感谢承德市领导袁振、翟向东，市文物局局长白坪及众多同事的支持。”张羽新不断进取，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深造，师从戴逸、罗明教授，毕业后继续深耕清史与避暑山庄研究，成果丰硕。令人遗憾的是，他因长期过度劳累，在盛年之际因病离世，给清史和避暑山庄研究领域留下了巨大遗憾。

三

1979年，父亲因工作调动离开了承德市，自此告别了他倾注8年心血的避暑山庄和“外八庙”。虽然调出，但他的心中始终牵挂着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的整修与开放，密切关注着相关工作的进展。1985年，父亲借工作之便重返承德，恰逢承德市委正制定《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第二个十年规划》。得知父亲到来，承德市委特派工作人员征求他的意见与建议。父亲仔细审阅了《规划》，并建议利用已修复的建筑增设陈列展览，以充分发挥文化遗产的价值，同时强调继续加强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的绿化工作。承德市委高度重视父亲的建议，并及时回复了落实情况，这份文字回复被父亲珍藏多年，如同家长珍藏孩子的成长记录一般。当年，避暑山庄和“外八庙”虽拥有极高的旅游价值，却因地处偏远、交通不便以及传播媒体有限等，导致知之者甚少，宛如“养在深闺人未识”。父亲有着丰富的新闻宣传经验，深知宣传对于开放的重要性，遂邀请河北省及承德市的知名摄影师对山庄进行大规模拍摄，并创新性地申请空军派直升机进行首次航拍。他还撰写散文《昔日禁地今公园》，发表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并推荐作家袁鹰、韦野前来采风创作。袁鹰随后出版了散文《离宫思絮》。这一系列宣传活动极大地提升了避暑山庄的知名度，使其迅速跻身于旅游胜地之列。如今，避暑山庄作为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的瑰宝，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它不仅承载着中华文明的辉煌，也见证了无数匠人与守护者无私的奉献与坚守，我的父亲有幸成为其中的重要一员，在对避暑山庄的修缮、管理、保护与开放过程中，留下了永远都不可磨灭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