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83年，北京一户普通人家被突袭，年近六旬的退休“干部”家中，竟搜出82份中央绝密文件。

文|徐 来

编辑|徐 来

《——【·前言·】——》

1983年，北京一户普通人家被突袭，年近六旬的退休“干部”家中，竟搜出82份中央绝密文件。

他是怎么瞒过公安、骗过邻居、操控养女的？

这个死过一次的军统特务，究竟潜伏了多少年？

李家琪，1927年生，北京人，家是旧时打更的，早年住西四，一家子穷得三天两头喝糠汤。

他聪明，是冷的那种，十四五就爱摆弄枪，一腔子狠劲。

16岁进了国民党“华北铁血锄奸团”，干的活儿不多解释，就是杀人绑票——对象不是普通人，是共产党、地下交通员、进步青年。

1945年，被军统选中，调去济南，进了保密局的“沂蒙特别组”。

这个组不大，打击抗日根据地群众的勾当，打完鬼子专门打老百姓，李家琪干得狠，升得也快，18岁就挂了个“上校副组长”。

山东那几年，是他最阴的几年，沂水、莒南、蒙阴、平邑一带，他带人绑走过上百人，死的活的不知道，那边人给他起外号，“李阎王”。

1947年，蒙阴突围失败，被华东野战军活捉。

审了三天，什么都不说，牙齿打掉一颗，嘴不松，最后拉去公开宣判，判死刑，但没执行，关押在山东聊城监狱。

后面情况变了，1950年抗美援朝开始，大赦战犯提上日程，李家琪算命硬，靠着“交代态度好”进了青海农场。

从“杀人特务”变成“改造劳力”，这跨度够大，可他不服，跟另一个战犯陈天民混熟了，搞来密电表、密写笔，陈有人在香港，能传消息。

他们从青海往外发了三年情报，基本没断过线。

1975年，中央统一安排战犯特赦，李家琪在列，外头有人不懂，说这么狠的人也能放？可文件白纸黑字写着：“无组织联系”。

他懂法律空子，也懂风向，出来第一件事就是写思想汇报，主动申请回老家“养病”。理由听着可笑——“腿伤发作”。

没人想到，他的“腿伤”，是条通往台湾的路。

李家琪出狱后回北京，住到宣武区大耳朵胡同，他一个人住，身份是“内退的机关小干部”，没人查他，档案也封了。

住得不差，家里有彩电、收录机、洗衣机——80年代初，这些在普通人家是奢侈品。

1979年，香港方面给他发来第一笔活动经费，1000元，用这钱修了腿，换了新鞋，然后去看一个人——仇云妹。

仇云妹是寡妇，带个女儿，在中国农业银行总行工作，干监察的。

李家琪盯上她，不是因为漂亮，是因为她手上有权限，文件流经她手，只要她肯照办，就能看到很多别人碰不到的“绝密”。

先送了100块钱，“见面礼”，又说自己是“检查军容风纪的小干部”，退休了，有点伤病，想安稳过日子，没说实话，更没说自己是从青海出来的老军统。

仇云妹不防他，住在一起后，李家琪表现得特别体贴，煮饭、看病、修家电样样上。

她胃不好，李家琪了瓶“进口胃药”，其实是台湾那边顺带送来的，一手喂药，一手洗脑。

1981年，两人领了结婚证，仇云妹的养女叫李虹，也一起住，重点不是养女，是文件。

李家琪慢慢套出，仇云妹单位的制度、收发流程、文件标记等级。

银行体系有时处理中南海的专项指令，不是每人都能看到，但仇云妹能“接触”。

从她那拿到第一份文件，是廖承志写的关于侨务工作的内部批示，内容看着平静，但落到台湾那边眼里，价值极高。

从这开始，李家琪开始真正“复职”，他收了82份文件，分三次送出去。

每次都有“香港亲戚”来，一般穿皮鞋、拎袋子，喊他“李叔”，从不喊“爸”也不喊“舅”。

每来一次，家里就多一件电器，每送一次，李家琪就在“北平站”的档案里多一个勾。

他不是一个人在搞，这种级别的传递，至少有三人以上配合，和陈天民还保持联系，特务机关定期发来“工作评估”。

有一次差点出事——李家琪在楼道烧信，被一个老太太看见，面不改色地说：“我在烧旧账单。”

1982年，这个老太太动了念头，她是住胡同口的，有点左派背景，给派出所写了封举报信。

信不长，写得直白：

“这人不工作，天天打听单位机密，家里像电器商店，来的人从不打招呼，不像亲戚。信一来就烧，怎么都不像个正常人。”

公安把信收下，立案调查，代号“寒柳一号”。

李家琪不知道，1982年底，已经暴露，养女仇云妹去复印内部文件时，动作变了，一份机密资料被贴反，原件卷角，留了痕。

文件流向不对，监察司内部查到她，没吓她，没提醒，直接交给公安。

“寒柳一号”行动开始升级，专案组调出了仇云妹家，几个月来的出入监控，照片一摆，三个所谓的“香港亲戚”，清清楚楚。

没有一个是北京户籍，也没有探亲记录，全是假身份。

同时，技术组从李家琪家废品袋里，找到了残留的密写笔墨反应物，配比只可能，来自当年台湾情报系统，遗留渠道。

更巧的是，彩电里的电路板型号，在大陆没售，一看就是境外渠道货。

证据开始对齐，收网定在1983年2月1日凌晨。

他家没有狗，也没安装防盗，凌晨4点，六名便衣警员从后门翻入，一人堵窗，一人守门。

李家琪还醒着，坐在沙发上，电视开着，播放着录播新闻，左手是杯热茶，右手翻着报纸，身边是那个还没打开的信封。

门一撞开，他抬头看了一眼，没有说话，脸色直变灰。

房里搜出了密写液、烧焦残信、港币现金，还有一本手抄的文件目录——共计82项，全部编号，交接记录详细。

仇云妹当天也被带走，没反抗，也没哭，进警车前看了李家琪一眼，像是不认识。

在车里，李家琪没说话，眼珠子一直转，直到押往看守所的那段路，他蹦出一句：“你们到底跟了我多久？”

办案人没答，窗外雪没停，警车划过长安街，留下老军统最后一夜的声音。

1983年春，北京中级法院开庭，庭上不对公众开放，列席人员多是内部系统。

材料分发到人大、政协、总参各大口子，李家琪被控“为境外窃取国家秘密罪”，证据链完整，证人证言、实物材料全部匹配。

他没再嘴硬，也没喊冤，开庭十分钟后认罪，签字。

唯一一句抗辩是：“她不知道我干什么”，指的是仇云妹。

法庭不采信，认定仇云妹“明知文件性质，仍私自复印并交与第三方”，最终判李家琪无期徒刑，仇云妹有期徒刑五年。

押解走时，李家琪的眼神没多余动作，他比谁都明白，这一次是真完了。

再没有“沂蒙特别组”，也没有“北平站”，曾是军统最年轻的上校特务，十几岁就能指挥暗杀，六十岁还想搅局北京。

可在胡同深处，一个不起眼的邻居，一封举报信，把他几十年的秘密撕成碎片。

1984年以后，公安内部给这个案子写了总结材料，归档编号X-129-83-A。

文件评价一句话：“潜伏者不可怕，怕的是他懂怎么做人。”

李家琪确实懂，他不是靠枪潜伏，是靠一张脸、一杯热水、一台彩电。

仇云妹刑满出狱后，改名去了外地，从此再无信息。

大耳朵胡同原址早已拆迁，房子变成了停车场，只有档案馆还记着这个人，档案封皮上四个大字：“已终止接头”。

无论敌人藏得多深，只要群众擦亮眼、公安紧盯线，真相就不会沉没。

守护国家安全，不只是特工的战场，更是千家万户的责任，八十年代如此，今天依然如此。

北京市公安局宣武分局内部资料，档案号X-129-83-A，《关于“寒柳一号”特案侦破情况报告》，1983年3月。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共和国反间谍纪实·第二卷》，ISBN 9787565300017，2006年版，第147页至164页。

来源：小喵侃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