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杨云龙，太原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二级巡视员、教授，山西省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参与指导晋绥边区秘密交通线展陈馆等多个纪念场馆的建设，主编地方党史著作20余部，发表论文百余篇。
杨云龙，太原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二级巡视员、教授，山西省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参与指导晋绥边区秘密交通线展陈馆等多个纪念场馆的建设，主编地方党史著作20余部，发表论文百余篇。
我们严格地遵守着夜行军的纪律，
不说话，不咳嗽，不抽烟，
而在注意着侦察连预先插在岔路上的
小白旗，小黑旗，防止走错路。
“向后传：不要掉队！”
“向后传：不要掉队！”
命令从前面传来，每个人回转头
用同样的低声传到后面，
如同经过一条长长的金属的传音器，
声音颤抖着而且很快地流过去。
在几里路以外，和我们平行地流着的，
左边是一个团，右边是一个支队，
而我们中央梯队的大部分非战斗人员，
医务所的驮子上带着药品，
剧团的驮子上带着道具，
和带着步枪和手榴弹的战士们
一同去通过封锁线。
我们疾行着，穿过了一条宽阔的
两旁种着稀疏的树的汽车路，
又跨过同蒲路的窄轨，
如同夜风吹过枯草。
诗的名字叫《过同蒲路》。同蒲铁路是抗战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分界线，北同蒲是晋绥根据地与晋察冀根据地的分界线，南同蒲是晋绥根据地与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分界线，晋绥根据地与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隔河相望。延安的文件、人员要到敌后根据地，遇到的第一道封锁线是同蒲路；敌后的人员、物资要到达延安，最后一道封锁线还是同蒲路。因此，同蒲路成为日本侵略者分割、包围、封锁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重中之重。在太原以北，日军沿滹沱河、太（原）大（同）公路和同蒲铁路构筑宽度超过百公里的封锁线；在太原以南，日军沿同蒲铁路、平（遥）汾（阳）铁路、潇河、汾河、太（原）汾（阳）公路及汾（阳）离（石）公路构筑宽度超过90公里的封锁线。据统计，日军在华北各铁路沿线修筑碉堡共计3880个，同蒲路沿线即达2066个，占华北日军铁路沿线碉堡的53%以上。同蒲路的秘密交通线不巩固，华北敌后根据地与延安就有隔绝的危险。1940年3月19日，毛泽东、王稼祥等致电朱德、彭德怀及贺龙等，要求晋察冀军区指定部队向西行动直达同蒲路，晋西北军区指定部队向东行动与晋察冀军区向西行动之部队取得联络；晋西北根据地建立晋西北直达晋东南的交通线，由榆次、平遥间通过同蒲路。可以说，同蒲路的秘密交通线就是抗战时期党和军队红色交通线发展的一个缩影。
我们就从《过同蒲路》，看看太原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的独特作用。
丰富敌后抗战文化的通道
“笔战是枪战的前驱，也是枪战的后盾。”中国革命的成功要靠两杆子，即枪杆子、笔杆子。贺龙曾说“笔杆子和枪杆子要联合起来，我们枪杆子上有马列主义，这是不可战胜的力量。”枪杆子硬，除从敌人那里缴获武器外，还要有自己的兵工厂。笔杆子硬就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将一切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吸引进革命的队伍。为此中共中央发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也先后发出吸收知识分子和培养新干部、教育工农干部的训令及指示。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冲破封锁线奔赴延安，经过抗大、鲁艺等学校的培养，由红色交通线输送到敌后根据地。他们的加入，改善了干部的队伍结构，丰富了根据地的精神生活。可以说红色交通线是输送精神食粮的供应站。
▲何其芳
《过同蒲路》的作者何其芳是众多奔赴延安知识分子中的一位。1938年8月，何其芳与沙汀、卞之琳一道从成都奔赴延安，分配到鲁艺做教员。同年9月，贺龙到鲁艺演讲，介绍120师开赴山西前线作战的情况。在讲到战利品的时候，贺龙没有枯燥地报数字，而是说：“去年过河，每支枪只有五排子弹，每人只有三个手榴弹，到太原后打了几仗，就向敌人‘领’了几十万。”贺龙绘声绘色的演讲吸引着何其芳、沙汀要到前线去。几天后，他们和鲁艺的部分师生从延安出发，跟着120师过了同蒲路，过了平汉路，到达冀中平原。在冀中平原，关向应建议他们去看看战争：“战争是什么，战争是明明知道那里是死，然而却要向那里冲过去”。贺龙也建议他们去看看白求恩为伤兵锯腿的情形。1939年4月，完成前线采风的何其芳带着搜集的大量素材离开120师，踏上归途。1940年春，回到延安的何其芳开始创作组诗《北中国在燃烧》，《过同蒲路》是其中的一部分。1942年春天，何其芳重新开始创作，写一个知识分子奔赴延安、上前线，写他的思想情感的矛盾和变化，后来因工作繁忙停顿了下来，《北中国在燃烧》也就成了一篇没有完成的组诗。何其芳没有因此惋惜，相反认为在整风运动前写这样的作品不可能有正确的立场和观点来处理题材，也不可能采取为多数读者所容易接受的表现形式。经过整风运动的何其芳，思想有了一个突变、一个飞跃，其作品更加贴近人民大众，贴近工农兵。
▲抗大学员行军途中
1939年6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抗大总校、陕北公学迁往晋东南的决定》。抗大除留少数人员组成抗大第三分校留在陕北外，其余人员与陕北公学、鲁艺等校学员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不久改称青年纵队），全纵队共5000余人。7月9日，毛泽东送给这些准备开赴前线的学员三个法宝，一个是统一战线，一个是游击战争，还有一个是革命中心的团结。7月10日，在此起彼伏的《到敌人后方去》歌声中，第五纵队出发了。9月初，学员们在彭绍辉新358旅护送下安全通过同蒲铁路封锁线。过路的那一夜，部队急行军150里，学员们每人除自己的背包外还要背6天的粮食和一些书籍，许多同学尤其是体质弱的女生都走不动了。罗瑞卿站在铁路上鼓励大家要跟上，“大胆往前走”。也是在过同蒲铁路那一夜，洪学智夫妇为了避免惊动敌人影响到部队的行动，把哭闹的孩子留在阳曲。后来孩子辗转到了西思村，白银翠一直把孩子抚养到1951年。抗战时期，像白银翠这样的妇女，用自己的乳汁、无私的母爱呵护八路军将士孩子的“太行奶娘”有多少，已很难有一个准确的统计。但这种军民鱼水情正是毛泽东所说的“革命中心的团结”的展现，体现着不屈不挠、坚忍不拔的抗战精神。挺进敌后的抗大总校及分校培养了十余万优秀的军政干部，他们不仅把文化知识带进八路军、新四军，也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三八作风”带到了部队，实现了笔杆子和枪杆子的结合。
报刊是党的喉舌，是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最有力的工具。为打破日伪及顽固派对根据地的文化封锁，1939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发行部的通知》，决定从中央起到县委一律设立发行部，发行部应与党领导下的各种交通机关取得密切联系，保证党的报刊迅速传递。通知还要求发行部依照各种不同的环境，建立公开的、半公开的、秘密的发行网。根据中央通知精神，晋绥边区成立分局交通总局（交通总站），6个专区的分站、27个县交通站，以兴县为中心自上而下开辟5条通往雁北区、晋察冀边区、陕甘宁边区、晋冀鲁豫边区的主要交通干线和多条县区支线，形成了一个连接各方的交通发行网。活跃在交通发行线上的交通员不畏艰险，披星戴月往返于交通线上，准确、迅速地传递党的文件和报刊书籍，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到各抗日根据地，保障了党对根据地工作的及时指导。
实现党中央战略部署的桥梁
七七事变爆发后，国共两党建立合作，共产党主导的敌后战场和国民党主导的正面战场相互配合、协同作战，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当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内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日益严重，从1939年到1943年，国民党顽固派三次掀起反共高潮，数次进攻或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切断了我们党曾经开辟的兵站线和交通线，从晋绥经过同蒲路封锁线的交通线成为延安与敌后根据地联系的唯一通道，在保卫陕甘宁、开辟新根据地、召开党的七大等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中作用不可或缺。
1941年，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为保卫党中央，5月，八路军炮兵团奉中央军委命令返回延安，八路军总部专门组成杨勇任总指挥，武亭、邱创成、周希汉等任副总指挥的过路指挥部，第386旅、决死三纵队和总部交通大队等负责护送，太谷第6分站和祁太游击队负责侦察线路、向导带路，炮兵团从太谷、徐沟间越过同蒲路，准备在徐沟县城附近与接应部队会合。由于晋西北接应部队没能准时到达指定地点接应，是停留休息还是继续前进，成为摆在人困马乏的过路指挥部面前的一道选择题。考虑到离太原太近，总指挥杨勇决定继续前进。无法隐蔽前进的炮兵团在周希汉建议下，索性揭掉炮衣、子弹上膛、刺刀出鞘，形成进攻队形前进，营造出进攻清源、高白的假象，顺利通过日军封锁线，在洛池渠一带与接应部队会合。周希汉率护送部队回返时，遭遇太原、清源出动的日军，战斗至深夜日军才撤退。杨勇、周希汉的当机立断确保了炮兵团的安全。1943年，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吕正操率领的冀中军区部队、杨得志率领的冀鲁豫军区部分部队先后突破日军同蒲路封锁线抵达晋西北、延安，保卫陕甘宁，保卫党中央。
1944年，日军对豫湘桂等省发起新的进攻，国民党军队大多一触即溃，8个月连丢146座城市。中共中央决定以359旅为主力，组成南下支队向豫、鄂、湘挺进，开辟敌后根据地，同时命令王树声、戴季英、韩钧等率干部和部队到豫西建立巩固的根据地。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礼堂为即将去前线的干部作报告，指出，中国人民要解放，中国要得救，只有共产党才有办法，全国人民都仰望着我们。共产党员好像柳树一样，到处插下去就可以活，长起来。柳树也有缺点，容易顺风倒，所以还要学松树，挺而有劲。柳树有机动性，松树有原则性，柳树可亲，松树可靠，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可亲、要可靠。11月10日，王震率南下支队告别延安。12月6日，部队准备夜过同蒲路。王震用关羽过五关斩六将的故事激励指战员过同蒲铁路这一关，他指出，我们的任务是只过关、不斩将，从敌人那些像狗牙一样的据点当中，神不知鬼不觉地插过去。12月7日晚，部队急行军180里，顺利通过同蒲路封锁线，打破了步兵史上夜行军的纪录。27日晚，部队到达黄河北岸的马湾村，17年未结冰的黄河结成了一座有半里路长的冰桥。得道多助，坚持抗战的中国共产党、八路军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感动了人民，感动了气候。周立波在《南下记》中写道，老百姓说“这是特为我们搭起的冰桥，‘天助毛主席’。”过河后，王震对着延安自然科学院副院长陈康白说，算是过了黄河了。原来在过汾河时，陈康白剃掉蓄了多年的胡子，无奈骑的骡子不听使唤，多次在冰滩上滑倒，陈只好舍掉骡子，让饲养员抱着书，自己拄着手杖赶上了队伍。顺利通过黄河的王震高兴地赋诗颂扬他的战斗精神：“吕梁山上剃胡子，汾河岸边丢骡子。死也不丢竹竿子，誓与马列共生死。”
▲中共七大召开
1945年4月23日，中共七大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开幕。此时距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六大已有17年了。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通过召开党的七大的决议。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再次通过召集七大的决议。1939年6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选举七大代表的通知。1943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关于七大代表赴延安出席大会的指示。1945年3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党的七大议程。党的七大为什么一再延期？1945年4月21日中共中央召开七大预备会议，任弼时给出的答案是“因战争关系，交通分割，迟延至今天才开”。也就是说，党的七大延期，一个重要原因是秘密交通线的安全问题。1940年5月，晋察冀党的七大代表团赴延安参会，在阳曲过同蒲路时，遭到日军袭击，七大代表鲁贲、吴健民牺牲。1939年11月，大后方党的七大代表从广东韶关出发，兜兜转转一年多才来到晋中平原，闯同蒲、渡汾河，夜行军150里进入吕梁山区，抵达延安时已是12月26日。为确保七大代表赴延安路途的安全，1942年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通知，要求各根据地必须建立通过敌人封锁线的秘密交通。晋绥分局以兴县为起点建立了通往晋察冀、晋冀鲁豫边区的3条秘密交通线，形成了包括秘密交通线、交通兵站线、交通发行线、交通情报线在内，既独立又密切联系的红色交通网络。随着秘密交通体系的不断完善，跨越同蒲路的交通线日渐成为延安与根据地准确、迅速、秘密、安全往来的“钢铁走廊”。在秘密交通站分段接力护送下，一批又一批的七大代表安全迅速通过同蒲路封锁线到达延安，保障了党的七大的胜利召开。
彰显党和八路军声望的走廊
抗战时期，封锁抗日根据地的除了日本侵略者，还有国民党。由于害怕共产党在敌后力量的迅速增长和政治影响的迅速扩大，国民党对共产党进行军事、经济封锁的同时，在新闻报道、对外交往等方面全方位进行封锁。国际友人和外国记者越过同蒲路封锁线到敌后根据地考察访问，从国民党的严密封锁中打开了一条缝隙，打破了国民党对共产党、八路军的造谣和污蔑，让国际社会看到了真实的共产党和八路军，为发展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作出了重要贡献。
▲毛泽东与卡尔逊
1937年12月12日，美国驻华大使馆参赞卡尔逊来到临汾，先后在八路军总部和八路军办事处，听到朱德、任弼时、彭雪枫等介绍八路军的情况后，要求到前方去了解“八路军是如何作战的”。12月26日,卡尔逊由一支40多人的队伍护送，从洪洞出发前往晋察冀，先后在129师师部、河北阜平受到刘伯承、聂荣臻的接见。1938年2月上旬，不愿意原路返回的卡尔逊从崞县（今原平）附近越过同蒲路封锁线进入晋西北，在岚县受到贺龙的接见，而后经离石、汾阳、临汾、西安，于3月初到武汉。50多天的访问，让卡尔逊对根据地军民的抗日热情和八路军、游击队的战略战术有了深刻印象，他在给罗斯福总统的信中写道：“我深信，即使中央政府决定与日本达成妥协，这个集团也将继续抗击日本的侵略。中央也许会同意日本暂时留在满洲，但只能在一个短时期内，否则中共会一直战斗到日本侵略者被消灭或是被赶出中国国土。”1938年4月,卡尔逊再次北上，在延安与毛泽东进行彻夜长谈。5月15日，卡尔逊与刘白羽、欧阳山尊等组成的文艺工作组一起离开延安，6月22日夜,在晋察冀军区部队的护送下从崞县（今原平）再次越过同蒲路封锁线。尽管有从骡子上摔下来的经历，他依然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我穿越封锁线最容易的一次”。之后，卡尔逊在晋察冀、冀南等地考察，直至8月返回汉口。8月22日，美国《时代》周刊用两个版面刊登卡尔逊关于八路军抗日的长篇报道，在国际上引发强烈反响。1940年,卡尔逊以亲身经历撰写的《中国的双星》在美国出版，把考察中所见所闻毫不隐瞒公之于众。此后几年，他不断就在华北敌后的经历发表演说、撰写文章，使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八路军的认识更加客观和全面。
▲林迈可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无线培训班学员授课。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明确提出与英美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指示：“对敌占区英美及其系统下人士，不问其是否顽固，应多方设法欢迎并保护其到我区，或经过我区退走。”执教燕京大学的英籍教授林迈可在八路军救援下，于12月31日来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创办无线电培训班，为根据地培养了大批精干的无线电专业技术人才。1944年5月,越过同蒲路封锁线到达延安的林迈可，考察了延安无线电广播设备状况后，认为只要稍加改进就可以建一个好的天线。在他与新华社技术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延安建成了首部可以将信号发射到美国旧金山和印度的国际电台，以技术手段突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让世界听到了延安的声音。也是在这一个时期，斯坦因、爱泼斯坦、福尔曼、武道等组成的中外记者参观团来到延安，来到晋绥八分区，并把“在封锁线后面发现了这样一个热烈的新社会”如实介绍给世界，用事实粉碎了所有对八路军污蔑的谣言，为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走向世界舞台树立了正面形象。
▲美军观察组部分成员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领导人合影。
1944年七八月间，为进一步了解中国共产党和敌后根据地的情况，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分两批派遣美军观察组18人抵达延安，毛泽东、周恩来等多次与观察组成员谈话。10月6日，观察组派出卢登、彼得金、德穆克、惠特尔赛、格雷斯、戴维斯等人前往晋察冀根据地，由耿飚率一个警卫排护送。原计划乘坐飞机前往，后因涞源方面机场条件不足，改为骑马。为确保观察组成员安全通过同蒲路封锁线，晋察冀军区派出一个营的部队前往接应。喜欢冒险的德穆克请耿飚评价这次护送，耿说出“无所畏惧”几个字，“无所畏惧行动”就成了这次横跨同蒲路护送行动的代号。11月11日，观察组成员安全到达晋察冀军区司令部。观察组成员在晋察冀进行了历时四个半月、行程3000余公里的访问调查，看到了八路军打击敌人的成果，更看到了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八路军的爱戴和拥护。考察访问结束后，观察组成员客观报告了对敌后根据地的观察和认识。卢登在美驻渝大使馆的报告中写道：“在我访问过的所有共产党地区，即使是走马观花，也立刻会看到那里生机勃勃、兵强马壮，人民渴望与敌人进行战斗。这种情况在国民党统治的地区很难见到。高级领导人无一例外都是勇敢老练的战士，能为人民提供生机勃勃的行动纲领。毫无疑问他们是最现实、最严密和思想最坚定的组织。”戴维斯在总结观察组数月的结论时写道：“蒋的封建主义中国不可能与华北充满活力的受人民欢迎的现代化政府长期共存。共产党会在中国存在下去。中国的前途不属于蒋，而属于他们。”
中国的前途属于共产党，抗战胜利后，仅仅几年时间，中国共产党就领导人民打败了国民党，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来源：晋说历史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