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其实，不只是澳门，在中国东南沿海、台湾地区，甚至是东南亚地区，哪吒信仰不仅广泛存在，且香火旺盛。人们相信，哪吒拥有神力，可以庇佑孩童、驱除病魔。

几乎每个人都能在哪吒身上观照到自己

2017年夏天，历史学家杨斌从新加坡国立大学到澳门大学任教，他发现，小小的澳门岛上，居然有着两座哪吒庙。

其实，不只是澳门，在中国东南沿海、台湾地区，甚至是东南亚地区，哪吒信仰不仅广泛存在，且香火旺盛。人们相信，哪吒拥有神力，可以庇佑孩童、驱除病魔。

从这两座哪吒庙出发，杨斌开启了一场跨越时空的“追溯”之路，途经敦煌、印度、伊拉克、叙利亚，最后到达埃及。在这里，他发现了中国明清以来的哪吒信仰与古埃及的莲信仰紧密相连。

也是从哪吒出发，杨斌所著的《全球史的九炷香：哪吒、龙涎香与坦博拉》以9个微观切片，拼合出了一幅全球化早期的奇妙图景，勾连起全球史写作的多元维度。

《全球史的九炷香：哪吒、龙涎香与坦博拉》杨斌 著 中信出版集团

哪吒的“多重宇宙”

几乎每个人都能在哪吒身上观照到自己，因为每个人都会在青少年时期经历叛逆、敢于对旧秩序提出挑战，并拥有热血而青春的独特精神

上观新闻：在中国，关于哪吒信仰的著作不多，但关于哪吒形象的文艺创作却层出不穷，哪吒为什么成为如此受人喜爱，且具有辨识度的文化符号？

杨斌：今天的哪吒形象是经历过高度“中国化”的，这个“中国化”的过程，也是一个民间喜爱不断“加载”的过程。

在印度佛教中，哪吒既是毗沙门天王的第三个儿子，又是夜叉首领，法力无边。也有学者认为哪吒的另一个原型是童神奎师那，其皮肤呈黑色或蓝色，主要任务是斩妖除魔，其中一个重要情节是打败巨蛇，这也是哪吒驯龙的原型。

大约在公元5世纪初，哪吒作为佛教的护法神传到中国，其形象也是如其在印度一般狰狞。但不久之后，作为天王之子，哪吒的形象逐渐被塑造成了青少年甚至童子的形象。

在敦煌壁画《毗沙门天王赴哪吒会》中，我们发现一个白净粉红、手持宝花的男子形象，其面容已经有很明显的华夏特征。以中国台湾地区为例，尽管哪吒被认为是中坛元帅，但他的形象依然是少年。

之后，哪吒的人物形象在《西游记》和《封神演义》中逐渐丰满，“少年感”成为哪吒形象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从“哪吒闹海”到“剔骨还父，割肉还母”，这种“少年感”中寄托着一种来自青春的反叛精神。这一方面代表着人们对固有的僵化的等级制度和礼俗观念的反抗，另一方面也显示出这种反抗属于存在于大众心理层面的“潜意识”乃至“无意识”中的某种“愿景”。

于是乎，几乎每个人都能在哪吒身上观照到自己，因为我们或多或少都会在青少年时期经历叛逆、敢于对旧秩序提出挑战，并拥有热血而青春的独特精神。

澳门的哪吒庙

上观新闻：但其实哪吒的“反叛”也是很有中国精神的。

杨斌：的确。有人调侃说，哪吒最后是“考公上岸”了，一边在天庭担任重要官职，一边跟着父亲托塔李天王南征北战，他最终还是回归到了家庭和原有的秩序上。

实际上，从起初的“父子相杀”，太乙真人或佛祖成为替代的父亲并从中调和，到最后“析骨剔肉”彰显孝道、重塑肉身，哪吒的一整套故事，完全是中国化的发明，它把中国传统戏剧大团圆的结局融进去了，最终呈现出一种反叛之后的“和解”。

可以说，在吸收古埃及和古印度的文化元素时，中华文化在创造哪吒形象的过程中，充分显示了其主体性、包容性和开放性。

上观新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在全球多地区上映后，很多人担心外国人看不懂，但您在书中写到哪吒的形象在北非、西亚、印度都有很深的渊源。

杨斌：其实，无论是考古、文献还是图像，都证明了哪吒的“莲生”观念不仅存在于以哪吒为代表的佛教和道教之中，而且存在于印度教、基督教以及其他宗教文化之中，这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

哪吒的形象在不同文化中也存在着诸多不同“分身”，如埃及法老图坦卡蒙、印度佛陀释迦牟尼或毗沙门三太子⋯⋯我想，回溯哪吒的前世今生，如果能引入更宏大的世界观，加入这些全球史的哪吒元素，说不定会成为《哪吒之魔童闹海》打开埃及、印度等北非、南亚市场的一把钥匙。

莲化重生的“证据链”

古埃及莲花元素传到印度后，通过当地文化的融合逐渐凝聚出三个重要的象征意义：王权、复活、儿童。这三重意义是哪吒文学形象在中国改造诞生的重要根基

上观新闻：在对哪吒信仰的追溯中，您重点关注了哪吒“莲生/莲化”的这个特质。在您之前，对这一特质的考察似乎并不十分透彻。

杨斌：在过去的研究中，人们通常会将哪吒形象追溯到印度佛教中，但佛教中的哪吒常被塑造成一个青面獠牙的愤怒金刚形象，这与我们脑海中的那个面白无须的“莲花童子”是有着相当大的差异的。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哪吒形象有更早的原型或更多其他的可能性呢？

在我读书期间，美国电影《木乃伊》曾掀起一股“埃及热”，当时不少科普节目都聚焦1922年少年法老图坦卡蒙墓的发掘工作。我印象很深的是，图坦卡蒙的墓穴中就散落着莲花。

遵循这一线索，我发现除了莲花之外，墓中还出现了一个非常新奇的图像——底座是一朵盛开的莲花，莲花中涌现出少年图坦卡蒙的半身像，分明是一位浓眉大眼的东方少年。

如此一来，“莲花”和“少年”这两个要素都齐全了。

那么，埃及的图坦卡蒙墓与东方的哪吒信仰是否存在关联呢？接下来，我们就需要从时间和空间两个方向来找到“证据链”。

很幸运，人们在伊拉克尼姆鲁德找到了关键性的证据。公元前7世纪末的一个陶土印记，描绘了一朵莲花，一个裸体的少年正从莲花上蹦出来。

据考证，这个印记可能是模仿叙利亚象牙制品中荷鲁斯诞生的意象。而荷鲁斯又是埃及一位非常重要的神碉，他的四个儿子就是站在莲花上的。这意味着，在古埃及和伊拉克之间，叙利亚的证物能够完成其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传递性和承续性。

上观新闻：“莲生童子”的意象出现在埃及，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杨斌：这与当地的自然、地理有着紧密的关联。埃及本土出产两个莲花物种，分别是白莲和蓝莲。其中，白莲一般夜晚开放，而蓝莲则在夜晚闭合沉入水面以下，早晨时再从水底升起，向着太阳盛开。

因此，很自然地，人们开始将蓝莲花与太阳、创世以及生命的延续关联起来。古埃及人相信莲花可以治病。后来，这种复活的观念也经由西亚传入了印度和东亚，成为莲化情节的重要依托。

莲上的荷鲁斯四子

上观新闻：从世人熟知的晋人陶渊明的爱菊到宋人周敦颐的爱莲，在中国的历史中，为什么发生了物的转换？

杨斌：物的转换并非简单的个人兴趣腾挪，背后的巧合是埃及的莲印文化恰巧此前传入中国，对社会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古埃及莲花元素传到印度后，通过当地文化的融合逐渐凝聚出三个重要的象征意义：王权、复活、儿童。这三重意义是哪吒文学形象在中国改造诞生的重要根基。

海贝龙涎香的“环球旅行”

谁曾想到，区区龙涎香改变了中西方交流的历程，成为西方进入中华帝国的“敲门砖”

上观新闻：在研究哪吒之前，您从事全球史写作已有近二十年，本书中关于“海贝”的研究章节应该就与您之前的写作经历有关吧？

杨斌：说到海贝，就不得不说到云南。一切都是从云南开始的。

在全球史研究中，“边疆”是具有跨文化、跨区域特性的基本空间，也是文化、技术和观念的“熔炉”。因此，我决定将博士研究的主题放在位于中国西南边疆的云南。

后来，在昆明的一家书店中偶然看到一本有关贝币研究的书，我大吃一惊。我们都知道，海贝是中国最早的货币，但那指的是中原地区。而云南地处内陆，为什么会使用海洋生物作为货币呢？

当我把这个疑问告诉我的导师，她从书架上抽出了一本叫《西非贝币和奴隶贸易》的书。原来，西非也使用海贝作为货币。这让我大开眼界，感慨事物之间的联系竟如此微妙。这也促使我持续研究，后写下《海贝与贝币：鲜为人知的全球史》一书。

上观新闻：通过全球史的视野和方法对云南地区的海贝进行研究之后，您有哪些新发现？

杨斌：主要的观点有两个，一个是海贝的用途，另一个是海贝的来源。

从用途上看，学术界普遍认为商周时期的海贝是我国最早的货币。但我认为，尽管商周时期的海贝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它们还不是货币，更像是一种“礼器”。

从来源上看，商周时期的海贝虽然出现在黄河上游、中游和下游，但它们的来源并不是东海或者南海，而是来自印度洋。印度东北孟加拉地区是贝币的起源地，这些海贝是自印度洋打捞之后送到印度，然后经过北印度、中亚到我国西北，最后到达黄河上游，再到黄河中下游的。

这两个发现都是具有原创性的，近年来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考古学层面的证实和学者们的认可。

上观新闻：目前，您对海贝的研究还在继续？

杨斌：从2000年到现在，20多年的时间几乎没有间断，现在也还在做研究，因为不断有新的考古发现和新的话题。

当我们知道云南的海贝来自印度洋后，还需考察它们是如何抵达云南的。一开始是经缅甸、泰国，走陆上丝绸之路，宋元之后，随着航海技术的提高，印度洋的海贝绕了一个圈，走海上丝绸之路，先到长江中下游，再经水路到云南。

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以云南的海贝运输为线索，可以串联起中国、东南亚和印度洋这三大区域之间的关系。在这其中，海洋贸易的载体是什么？贸易路线为何会发生变化？运输过程中还有哪些特别的商品？这些都成为我们可以研究的对象，例如“泉州一号”“琉球进贡的马尔代夫海贝”等。而这些问题都可以在书中找到部分回答。

上观新闻：在全球史的研究中，似乎很容易从一处疑问延伸出更多的疑问，例如，您注意到“泉州一号”这艘南宋沉船中不仅有大量海贝，还有龙涎香，这是您对龙涎香进行考察的契机吗？

杨斌：是这样的。这也是一个充满偶然性和宿命感的故事。龙涎香的“来与不来”，一度成为困扰大明王朝的巨大焦虑，这种焦虑在多重因素的叠加之下，造就了利玛窦的“西来”的契机。

我们都知道，1557年，葡萄牙人正式定居澳门。但很少有人知道，在此之前的近40年中，葡萄牙人使用了各种手段，始终无法叩开明朝“海禁”的大门，无法在东亚地区获得落脚点。

那么，是什么改变了这种状况呢？

原来，当时中国开发出龙涎香的医药功能，并将其视为修炼金丹的关键成分，嘉靖皇帝数十年间不断求购。加上郑和下西洋之后的海禁政策让印度洋的龙涎香难以送达中国，从皇帝到大臣，乃至东南沿海的官员都为此心忧。

《大明王朝1566》中的嘉靖

而葡萄牙人却通过庞大的海洋贸易网络在印度洋获得了龙涎香，并借此让沿海官员妥协。

于是，既不是大炮军舰，也不是外交，而是依靠一味香料，让葡萄牙人完成了入驻澳门的许可交换。谁曾想到，区区龙涎香改变了中西方交流的历程，成为西方进入中华帝国的“敲门砖”。

历史学家的想象力

在时间的长河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些看似“边缘”的，或者是“被卷入”的所谓地方性的部分，事实上同样都是参与、塑造全球化的力量

上观新闻：在书中，您选取了哪吒、龙涎香和坦博拉火山等9个不同主题的内容，挑选它们的标准是什么？

杨斌：这本书分享的其实是我这十几年来的一部分研究，空间上覆盖亚欧非大陆以及太平洋、印度洋，时间上几乎跨越上下五千年，主题则涵盖了海洋史、物质史、贸易史、科技史和艺术史。在我看来，这些主题的背后都有一个关键词就是“流动”，通过研究这些跨文化、跨区域、跨专业的“流动”要素，试图揭开全球史的一部分神秘面纱。

比如书中关于1815年坦博拉火山爆发的研究，其实就在于引入环境气候史的视角，通过追踪火山灰沉降的物理轨迹，结合气候异常数据，来对历史上1816年这个“无夏之年”进行解释。

上观新闻：从《海贝与贝币：鲜为人知的全球史》到《全球史的九炷香：哪吒、龙涎香与坦博拉》，您的写作始终兼顾学术性与趣味性，将庞杂的历史转化为有趣的故事，这个过程难度大吗？

杨斌：我认为对人文学科的研究者而言，如何讲好一个故事是至关重要的。而一个好故事之所以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则往往是因为它提出了一个人们从未设想过的问题。

1974年，“泉州一号”沉船被发现，它是唯一一艘海上运输的货品中有海贝的船只。然而，在我谈到海贝问题之前，没有人注意到船里的海贝——它的来源是哪里？它的功能是什么？它为什么出现在南宋的沉船上？这些问题、这些故事都隐没在了大海的波涛之中。

另外，我想历史学家可能是更需要想象力的，因为所谓的历史的必然性，往往会有一个偶然的开端。

历史学家则需要从千头万绪中抽丝剥茧，又从无数细碎的片段中恢复和还原一点点真实，让其在时空上真正连在一起。我想正如陈寅恪先生当年所说的，做历史研究，要有数学家的逻辑和文学家的想象。

上观新闻：近些年来，带着“全球史”这种大视角的历史书写似乎重新受到人们的欢迎，您对此怎么看？

杨斌：全球史兴起的时间较晚，在美国和欧洲也就近三四十年出现的作品比较多，传播到中国也就是十几年左右。但无论是私人史还是全球史，其实都是分析和还原历史的一种方法，只是把握和研究的尺度不同。

就像当我们用天文望远镜观测宇宙，看到一颗很亮的星星时，往往会认为这颗星就是夜空中最亮的一颗星，但当我们把望远镜撤离，会发现茫茫宇宙中，这颗星也许就是众多星辰中渺小的一颗。这就是我们做的历史科学研究的“标尺”问题，只是全球史能让我们在比较大的标尺中看到一些跨文化、跨区域的联系。

举个例子，单从中国历史来看，哪吒就是中国的哪吒。但当你跨地域、跨文化地看，才有可能从澳门追溯到印度的佛教传入，追溯到伊拉克和叙利亚，追溯到埃及。当我们将它放到亚非欧大陆当中就会发现，哪吒信仰当中最重要的情节，已经完成了一次全球跨越。

上观新闻：您在书中提到，全球史的理想和愿景是“着眼于两个以上区域间的流动与互动，甚至是真正地理意义上的全球现象”，这些和当下的“逆全球化”浪潮是否有些针锋相对？

杨斌：我认为现在所谓的“逆全球化”，也是全球化的一部分。

我们常说，历史研究是随着时间变化而产生的变化或者延续。那么，其实延续也是一种变化，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延续。

现在的“逆全球化”浪潮，看似是在反对“全球化”，但它自身恰恰就是全球化的一个内容、一个组成部分和一种表现。而全球史不仅修正区域、国别史，同时也深度研究了区域、国别史，比如说，民族国家就是一个全球的现象。因此，全球史本身的发展也是全球化的产物。

上观新闻：有人提到“全球史是一种理解他者的训练”，您认为，全球史是否能为我们提供一种更具包容性的历史观？

杨斌：历史是一门跨越时间的学科。在时间的长河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些看似“边缘”的，或者是“被卷入”的所谓地方性的部分，事实上同样都是参与、塑造全球化的力量。真正的包容性，或许正在流动和碰撞中显现。

全球史的一个出发点和立场，就是批判和反思各种“中心主义”，这也让许多被各种“中心主义”边缘化甚至被忽视、漠视的人群、社会和因素，都能得以“回归”他们本来的位置。

来源：湖南日报一点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