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摘自《自由与荣耀：1947年印巴独立实录》(2012年11月)，作者[美]拉莱·科林斯（Larry Collins)，[法]多米尼克·拉皮埃尔（Dominique Lapierre)，章节标题《空前复杂的分家案》
引子
＃本文摘自《自由与荣耀：1947年印巴独立实录》(2012年11月)，作者[美]拉莱·科林斯（Larry Collins)，[法]多米尼克·拉皮埃尔（Dominique Lapierre)，章节标题《空前复杂的分家案》
此文秉承洋鬼子一贯的裹脚布情节——充斥繁杂与酸腐，如果你确实有耐心了解散装的南印次大陆，请继续，否则请直接滑过。
正文
这样的局面实属举世罕见。哪里都找不到可供参考的依据，没有案例可循，也没有先人的警示，这就是这桩即将成为历史上最大、最复杂的分家案所面临的情况。一个四亿人口的家庭即将分裂，财富和家产也要重新分配，所有家庭成员在同一片土地上共同生活了几百年，而全部的财产完全是在这个过程中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
距8月15日这个正式的分家日期还有整整73天。为让每一个相关的人始终处于持续而强大的工作压力之下，蒙巴顿专门下令印制了一种过一天撕一页的日历，要求德里每一间办公室里都要摆放。这种日历的每一页正中央都是一个红色的大方块，方块里面的数字表示距离8月15日还剩下的天数，给人感觉就像定时炸弹的计时器一样。
在印度分家案中，对财产的分割是一项庞杂得难以想象的工作，最终，这项工作被交给了两名律师，他们各自代表着利益互相冲突的两方。这两人都是再典型不过的官僚，是英国人在对印度的百年统治中培养出来的标准人才，即使够不上是最顶尖的，但也算得上是超级精英了。
他们住在几乎一模一样的独幢政府公房里，每天开着战前产的美国造雪佛兰汽车去上班，彼此的办公室只有几个房间之隔，他们领的是同样多的薪水，固定每月在同一个退休基金里存入同样多的钱。他们当中一位是印度教徒，另一位则是穆斯林。
从6月到8月的每一天，身为穆斯林的查德胡里·穆罕默德·阿里(Chaudhuri Mohammed Ali）和身为印度教徒的帕托(H.M.Patel)，依靠他们从英国老师那里学习来的细密思维和严谨步骤，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对同胞们的各类财物进行着划分。在他们的面前，堆放着许多储物盒和大批书写着他们精美字体的文件，每一摞东西都用红绳子扎得结结实实。作为最后的讽刺，他们在为印度所有的零零碎碎以及片砖寸瓦打包时使用的却是殖民者的语言——英语。来自数十个各种委员会或其下属分会的共一百多名官员负责向他们二人提交报告。所有建议和意见继而交由副王担任主席的分治委员会来给予审核和通过。分割工作刚一开始，国大党就将最宝贵的财富抢至自己名下，这就是“印度”国名。他们否定了为新的自治领取名为“印度斯坦”（Hin-dustan）的建议，同时坚定地指出，既然巴基斯坦是从印度分离出去的，那么自己就理应继续使用原有的国名并且在联合国这样的国际机构中保持原有的地位和身份。
与绝大多数的分家案一样，双方矛盾最突出的问题就是金钱，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笔钱就是英国人答应在离开后要偿还的债务。人们批评英国对印度剥削了上百年，为此，英国计划在结束对印度的统治后为她的牺牲者们提供五十亿美元的补偿。这一大笔钱是战争期间累积起来的，它是英国为取得胜利所付出的后果严重的代价里的一部分，这场胜利不仅把英国拖破了产，还迫使她不得不匆匆忙忙地拉开眼前这场历史大幕。除此之外，需要分割的还有流动财产，大到银行里的现金、国库里的金砖，小到地区专员存放在杀人不眨眼的那迦人部落小木屋里的小钱盒，盒子里面的东西无非是几张沾土的卢比和磨破了边的邮票而已。这个问题之棘手超出所有人的想象，两派人最后只好把帕托和穆罕默德·阿里锁在沙达尔·帕特尔的卧室里，并且告诉他们完不成任务就别想出来。于是两个人就像拉合尔集贸市场上的小贩一样整天在房间里讨价还价。最终，二人之间总算达成一致：巴基斯坦分得17.5%的银行现金及英镑结存，并相应承担同等比例的印度国债。两人还建议，对于印度庞大行政体系中的可移动资产，当以印巴两家八二开为宜。一时之间，印度举国上下的所有政府办公室都开始动手清点自己的桌椅板凳、扫把和打字机的数量。这当中有一些报表的内容令人动容。例如，相关的报表显示，在这个全世界饥荒最严重国家的粮农部里，所有的财产就是，425名职员使用的办公桌、85张大书桌、85把官员座椅、850把普通座椅、50个挂帽钩、6个带镜子的衣帽钩、130个书架、4个铁制保险柜、20盏台灯、170台打字机、120只风扇、120个挂钟、110部自行车、600个墨水台、3辆公用小汽车、2套沙发和40把夜壶。
针对财物分割的争论不绝于耳，甚至时常爆发肢体冲突。部门头头们要么想把最好的打印机藏起来，要么偷偷把本来准备分给对手的新办公桌椅调包。一些办公室变成乱哄哄的集贸市场，穿着亚麻面料衣服的联席部长们一改过去斯斯文文、才智超凡的形象，此时却在墨水台和水缸价值孰重孰轻、一个雨伞架是否与一个衣帽钩等价、125个针线包能否顶得上一把夜壶等琐碎问题上不依不饶地争论不休。针对属于国家的居所里的盘碗、银器和画像等物品的争吵更为激烈。然而，毕竟还是有一件东西是不需要双方讨论的。酒窖的所在地全部位于印度教徒所属的印度，对里面的酒拥有一定所有权的穆斯林巴基斯坦为此得到了对方一笔补偿金。
这些分割工作在某些时候所表现出来的斤斤计较和无耻蛮横着实令人侧目。在拉合尔，警长帕特里克·里奇将他所管理的装备分配给自己的两名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助手。他把所有东西都做了分割，包括绑腿、头巾、枪支、警棍和盾牌等。里奇最后为他们配的是警察乐队的乐器。
巴基斯坦一支长笛、印度一张鼓；巴基斯坦一把小号，印度一对钗。最后剩下的长号因为只有一件而无法分配，于是，令里奇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为了这把长号的归属，这两名共事多年的老部下竟然在他眼皮底下打了起来。
双方就应该由谁负责向遭遇海难的水手遗孀做出补偿的问题争论了很多天。难道只要是穆斯林的遗孀就应该完全由巴基斯坦来负责补偿吗？她的居住地难道就不是需要考虑的问题吗？那巴基斯坦境内的印度遗孀该不该由印度政府来补偿呢？印度的公路和铁路长度原本分别为18077英里和26421英里，巴基斯坦在分离后的以上两个数字分别是4913英里和7112英里。那么，公路部门的挖土机、手推车和铁锹等工具以及铁路部门的火车头和客货车厢等是应该按照八二原则还是应该按照相应的里程比例来进行分配呢？
印度各地图书馆里的藏书是双方争议最激烈的主题之一。几套《大英百科全书》被从宗教角度做了划分，然后由两个自治领各取所需。字典则是一撕两半，从A到K的部分归印度所有，后半部分则归巴基斯坦。在某些书只有一本的情况下，就会由图书馆管理员来决定该书的内容究竟更符合哪一方的自然利益。事实上一群被奉为才识卓著的贤能之人在争论这样的问题时常常打得不可开交，谁能说得清《爱丽丝梦游仙境》和《呼啸山庄》这样的图书更符合哪个自治领的自然利益呢？
还有一些东西根本就是不可分的。内政部就曾明确断言，“国家分治后，现有情报机构的责任并不会随之下降”，它的官员们也固执地不肯向巴基斯坦交出哪怕一份文件或是墨水瓶。整个印度次大陆上只有一家印刷厂能够印制作为国家象征的两种符号，那就是邮票和纸币。印度人拒绝与他们未来的邻居共用这间工厂。无奈之下，数千名穆斯林只好为他们的新国家造出一种临时性纸币：用橡皮图章在大量的印度卢比上盖上“巴基斯坦”的字样。在财富的分割过程中，印度一些古老的弊端也不可避免地暴露了出来。应该归属巴基斯坦的东孟加拉在1947年短缺七万吨大米和三万吨面粉。与此同时，位于巴基斯坦西部的信德省则有一万一千吨大米的余粮，并已早早运到德里，于是，穆斯林们向印度政府讨还这批大米。但他们最终未能如愿，这倒不是因为印度人小气，而是与印度的现实情况有关：印度的人口实在大名，这批大米早就她吃光了。
除了官员们，同时表达意见的还有极端分子们。穆斯林要求将泰姬陵拆掉后运往巴基斯坦，理由是它的建造者是一位莫卧儿。印度教僧人则认为，流经穆斯林心脏地区的印度河应该全部归属于印度，因为神圣的《吠陀经》早在两千五百年前就把它的文字书写在印度河的两岸上了。
对于统治他们如此之久的英帝国所遗留下来的各种象征物，两个自治领倒是谁也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厌弃之情。金白色相间的副王专列曾驰骋在广袤的德干平原上，如今由印度所有。巴基斯坦则得到了印度军队总司令和旁遮普总督的私人小汽车。
然而，最令人瞩目的分割却发生在副王府的庭院之中。分割的内容是十二驾载人马车。雍容华美且由手工打制的金银图案、闪闪发亮的马具、猩红色的靠垫，所有这些马车集万千浮华和帝王的威仪于一身，让身为子民的印度人欲羡还恨。当代每一任副王、每一位来访的元首以及每一位来印度游历的皇亲国戚，都曾乘坐其中的某驾马车在这座帝国的都城内招摇过市。它们全部是副王的正式乘用马车，其中六驾是用黄金装饰的，另六驾属于半敞篷式，是用白银装饰的。金车与银车原本各自成套，要拆散实在可惜，于是双方决定，金车归一方所有，银车归另一方所有。
蒙巴顿的副官皮特·豪斯中校提议，用最普通的掷硬币办法来解决两部分马车的归属问题。新上任的巴基斯坦卫队指挥官雅各布·汗少校和副王卫队指挥官古温德·辛格少校站在豪斯中校身旁，看着他把闪亮的硬币扔向空中。
“头像！”古温德·辛格大声地给自己加着油。
硬币落在院子里的地面上，三人急忙趋前俯身查看。锡克少校发出一声欢呼。幸运之神就这样眷顾了印度一方，这意味着曾经属于帝国统治者的金马车将载着印度这个新兴国家的领导人徜徉在它的首都街头。
豪斯接下来把马具、马鞭以及马车夫的靴子、假发和制服等根据它们各自所属的马车分给了双方。眼看所有东西就要分配完毕，突然多出来一样东西。这个闪闪放光的东西就是副王的马车号，它是马车夫用来引导马匹时吹的一种小号，副王官邸上上下下就只有这一把马车号。
豪斯这位年轻的海军军官一时犹豫起来。很明显，如果一分为二，它就只能变成一堆废铁再也发不出任何声音。当然，继续掷硬币不失为一个解决的办法。但豪斯脑筋一转，想出来另一个更好的主意。他把小号举在自己的两位同事面前。“你们知道，”他说，“这东西没有办法分。我想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就让它跟着我好了。”
豪斯说罢莞尔一笑，然后把小号往自己的腋下一夹，慢悠悠地走出了院子。
在这年夏天令人手忙脚乱的几个星期里，要整理和分割的远不止是书籍、钱币以及官员们的办公椅，同样需要分割的还有几十上百万的人口。印度公共部门的广大雇员，上至铁路公司的总经理和各部的副部长，下至扫地者、仆人、搬运工和普通人，以及那些印度所有行政机构里多如牛毛的小职员们，所有人都必须做出选择，要么为印度服务，要么为巴基斯坦服务。然后，他们就会被分成两部分，遣送至每个人所选择的自治领。
然而，最痛苦的分割莫过于英国人曾经引以为豪的由120万印度教徒、锡克人、穆斯林以及英国人所组成的印度军队了。
蒙巴顿早就请求真纳在一年之内不要打军队的主意，而是将之交由一位同时对印度和巴基斯坦负责的英国最高司令官指挥，因为分治后的最初几周肯定会有动荡，这样做就可以对这块南亚次大陆的和平给予最有力的保障。但真纳拒绝了，理由是：军队是一个国家主权所不可缺少的象征。他要求巴基斯坦军队于8月15日前全部进入自己的边境。印巴军队的分割比例为2/3对1/3，整个南亚次大陆上的军队连同它所有的一切都要做出分割，曾经的辉煌在转瞬之间就化作过眼云烟。
印度军队，单凭以下这几个词就足以让人们的脑海中浮现出其古老而浪漫的形象：营房谣、放纵的老爷兵、通往曼德勒之路、孟加拉的夜行人、胆小鬼以及率领孟加拉枪骑兵冲上怪石嶙峋的山口的加里·库珀。
一代又一代的英国孩童，一边坐在冰冷的教室里，一边向往着这片被暴雨冲刷着的与世隔绝的荒原和驻扎在那里的军队：斯金纳和霍德森以及普罗宾骑兵、前线边防军、第一锡克营、拉杰普塔纳兵、开路骑兵，所有这些名字在他们眼中就是光荣与冒险精神的象征。
维多利亚的印度之梦在印度军队身上得到了无以复加的表现：皮肤黝黑、作战勇敢的士兵誓死效忠于万里之外的女王陛下。军官们全部是英勇年轻的英国绅士，他们在帕坦人的篝火前谈笑风生，精于各种体育运动，既爱兵如子又号令严明，都是些千杯不醉的棒小伙。这个军队的事迹，也就是这些好汉们的一个又一个英雄壮举，成为英印帝国种种传奇的组成部分。
在阿尔科特之战中，印度步兵将自己省下来的最后一点米饭让给英国军官，理由居然是他们更加善于忍受饥饿；开路骑兵在1857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德里的哗变士兵发动长途奔袭，有如神兵天降；第六廓尔喀营爬上土耳其人为控制加利波利所占据的山脊；阿尔伯特·维克多亲王亲自指挥的第十一骑兵团以及第二皇家枪骑兵团和第十八枪骑兵团在西撒哈拉沙漠中的麦奇里阻击隆美尔的装甲部队，粉碎了这位德国陆军元帅要他们投降所做的通牒，他们的坚守是整个埃及得救的关键。
印度军队的前身是为东印度公司服务的私人武装组织。早期的军队首领是一些自由抢掠的雇佣军，他们自己出钱豢养私人武装，然后再把他们出租给东印度公司。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居然还或多或少有了名声，其实很多都是些唯利是图和残忍凶暴之徒，除了累积财富对其他事情都漠不关心。威廉·霍德森（William Hodson）是霍德森骑兵的创始人，这是个嗜酒如命而又心狠手黑、胆大包天的家伙，他依靠造假账和借钱不还等手段赚了许多钱，而他大举借钱的对象就是被他招人麾下的那些富有的印度副官们。有一个副官不识时务，带着自己的儿子跑去找霍德森讨账，结果霍德森举枪就射，父子二人双双殒命不说，原来的债务也一笔勾销。霍德森在1858年3月11日为解勒克瑙居住区之围时毙命。对他充满敬畏的同伴们在他的墓碑上写道：“这里长眠着人见人怕的威廉·斯蒂文·莱克斯·霍德森，霍德森骑兵司令官。”
那场哗变让印度的几乎一切都发生了改变，印度军队的性质亦然。随着相关变化的产生，这支军队开始了它真正传奇的历史。在这以后的75年里，印度军队大量吸收来自桑赫斯特军校的高材生，这些人全部是中等或中上等阶级家庭的子弟，他们激情四射而且充满野心，非常希望在军队里有所建树。然而，在好一些的英国本土军团里任职是他们承担不起的，因为那里的军官如果单凭薪水连自己都无法养活。于是家境殷实而又吃不了苦的纨绔子弟进入皇家卫队做起业余的士兵，而在班级中表现优异的年轻人则选择前往印度做一名职业军人，原因很简单，一是那里的生活相对便宜许多，二是在印度的工资收入要比在英国本土高出50%。
英国军队在英国一统天下的太平岁月里终日不是检阅就是操练，却把作战的任务全部交给印度军队。在兰第科塔和开伯尔山口等边境地区的每一条通道和每一座山峰，印度军队几乎是在一刻不停地与敌人进行着激烈的交战。这些地方荒无人烟，到处都是高耸的山脊、陡峭的石崖和几乎寸草不生的山谷，夏天要顶着炎炎烈日的炙烤，而到了冬天又要忍受瓢泼冻雨的冲刷。敌人是凶残的，帕坦人与维齐尔人和马索德人一样，对于受了伤的俘虏从来都是格杀勿论。
但帕坦人作为敌人很是骁勇，不但机警而且诡计多端，英国人对于自己对手的这些“长处”还是颇有些忌惮的。所有边境上的战斗都是一场又一场的死亡游戏，的规则很残酷，但又多少与伊顿公学的操场有些相似。行动都是小规模的，一名军官带着几名士兵一字排开，守卫一个山头。他们在一起时最需要的就是勇气、个人领导力、智谋和创造力，并且，官兵之间还要做到亲密无间和绝对信任。
如果用疲惫不堪来形容一位年轻军官在边境作战中的生活，那么他在回到驻地后所过的日子就是风光而优雅的。印度有着大量的仆人，生活开支很低，而且军队还享受着特别的优待，所以这些年轻人很容易就可以像他们所希望的那样过上绅士的生活。蒙巴顿的幕僚长，“巴哥犬”伊斯梅曾回忆起自己作为一名年轻的侍从副官初到军中时的情景。他在炎热而肮脏的旅途中横跨了半个印度才到达目的地，当他来到食堂，看见的是自己未来的军官同僚们“穿着华丽的猩红色、深蓝色和金色的就餐礼服”端坐在桌子周围，他们每人身后都站着一名仆人，仆人身上穿的是“洁白无瑕的细纹棉布制服，制服上的绶带是这个团的军旗式样，而在他们的头巾上还绣有该团的饰章”。
餐桌上铺着雪白的亚麻桌布，“桌布上放着两三碗红色玫瑰花瓣和几件擦拭得亮光闪闪的银器”，壁炉的炉台上摆放着该团的名誉上校兼皇室成员的油画画像，墙上“悬挂着老虎、豹子、捻角山羊和巨角塔尔羊的头颅”。
在那个年代，军官们的穿戴活像剧场里的戏剧人物。斯金纳骑兵军官们的就餐礼服是杏色，他们因此被称为“杏黄小子”。其他军官们穿的颜色包括猩红和金黄、天空蓝、薄荷绿和亮银等。各团每月都要举行一次“家宴”，也就是正式而排场的晚餐。一位初来乍到的军官第一次经历这种场合准保会被大伙儿灌得酩酊大醉，但次日早上六点仍必须按时出操。这种宴席的开场通常都是以号声为标志的，军官们身着金色的穗带和锃亮的靴子跟在他们的上校身后整齐地步入食堂。
烛光下的餐桌上摆满了水晶、鲜花和亮闪闪的银器，军官们所享用的美味佳肴是全印度最上乘的。当最后一道菜吃完后，仆人们就会端上一瓶葡萄酒，上校在给自己斟完后便把酒依顺时针方向传递给桌上的每一个人。这样的传统始终一成不变，稍有打破便会被视为不祥之兆。上校三次祝酒的对象永远依次为：英王、副王和本团。在第七骑兵团，指挥官在每次祝酒后便把手里的酒杯向身后掷去。站在他身后的是食堂军士长，他面无表情、目不斜视，随时准备以跺脚立正的方式用穿着靴子的右脚把落在脚边的残破玻璃杯踩个粉碎。军队的食堂全都存有大量的威士忌、红酒和香槟，一个军官只要签一个欠条就可以随意领取，有的军官吝啬到什么钱也不想掏，按照一位军队文书的记载，“就是那种你看见连喝水都要跑到食堂里来的那些仁兄”。
每个团最珍贵的东西就是银器，也就是各种各样的奖杯，它们是这个团的非文字历史。一名新上任的军官往往要在一件银器上刻上自己的名字和到任的时间，然后把它交给食堂进行保管。另一类银器上记载的是本团在马球或是棒球比赛中赢得的胜利，以及在战场上建立的功勋。
每一件银器都有一个特别的由来。第七骑兵团有一个广口杯就是在三十年代的一次“家宴”上得到了它现在的雅号。那天晚上，这个团的几名中尉就像是喝醉酒的大学生一样爬到餐桌上，然后狂放地一齐向这个杯子里撒尿。他们倒是把装满香槟酒的膀胱清空了，可怜这个杯子却实在容不下他们排出的尿液，结果当场被众人命名为“无量杯”。
一名军官每天早上都要出操和练兵，但其他时间就可以自由支配了。有一种消磨时间的方法大家都认可，那就是做运动。不管是打马球、猎野猪、射击、板球、曲棍球还是放狗打猎，人们总是希望一名年轻军官能够用某种健康的方式来释放自己的青春活力。这样的要求与耶稣会的神学院学生进行冷水浴活动有着类似的道理，那就是在如此悠闲惬意的生活中显然还缺少了一样乐趣——性。印度军队中的军官一般不提倡在三十五岁前结婚。自从1857年的哗变事件以来，印度女性就一直受到冷遇，虽然妓院被公认为是供男人们消遣的好去处，但光顾那样的地方显然与军官和绅士们的身份不符。如此一来，唯一可以做的就只有骑马扬鞭了。
每名军官一年当中都有两个月的假期，但如果边境地区太平无事的话也很容易得到更长的休假。这个时候，军队中的年轻军官们有的到印度中部的丛林中去打老虎和豹子，有的到喜马拉雅的山脚下去打雪豹、巨角塔尔羊和黑熊，还有的到克什米尔的激流中去钓马西亚鱼。伊斯梅最早去的地方是斯利那加的一处船屋，他把打马球时骑的赛马拴在附近的河岸上，船屋周围的水面上长满了迎春怒放的莲花。天热起来后，他又转移到海拔八千英尺的古马格，那里的“马球场用的是纯正英格兰草皮，并且还有一个俱乐部，我们所有人可以聚在一起讨论如何解决世界上的各种问题”。
这些印度军队中的年轻军官并没有解决过什么实际问题。然而，他们训练有素，在举枪瞄准时不管是对孟加拉的猛虎还是对印度边境上的叛乱部落都同样镇定自若。营房中的歌声、纵情豪饮的威士忌、带有遮阳布的防晒头盔、马球杆，所有的一切让他们成为了这个历史上最伟大帝国的守卫者。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启了这支军队的第二次重大变革。从1918年起，桑赫斯特军校每年都为印度军官保留十个学位。1932年，一所仿照桑赫斯特模式的印度军事学院在德拉敦成立。这里培养出来的印度本土青年与被他们当做模板的英国军官没有任何差别。最重要的是，英国人成功地将撕裂印度次大陆的种群对立观念从他们中间抹去，同时让他们树立起对军队和所在团队的忠诚信念。
印度军队的人数在1945年扩充到了250万，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意大利、西撒哈拉沙漠和缅甸作战，都取得了赫赫战功。然而此刻，印度分治决定不可避免地就要对这支军队造成伤害，它最引以为骄傲的不参与种群之争的立场将不得不遭到无情的破坏。①(原注：然而，在接下来的所有动荡不安的岁月里，在印度军队中并肩作战所结下的兄弟情谊仍然得以延续。1/4个世纪过去了，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第三次兵戎相见之后的某一天，一群巴基斯坦装甲部队的军官想要在孟加拉战争结束之际向同样一支印度的装甲部队投降。终于，他们在一家刚刚被占领的俱乐部酒吧里找到一位印度军官。这位印度军官在听明他们的意图后执意表示，一定要在接受投降前请他们喝一次酒。后来，当这批军官把部队带出来并放下武器后，刚刚还在孟加拉的稻田里互相杀戮的两方组织了一场曲棍球赛和一场足球赛。收到消息的谢赫·穆吉布·拉赫曼在霹惊之余向新德里发出强烈的抗议。英吉拉·甘地立刻给前线指挥官下达了一个措辞严厉的命令。他在命令中提醒这位指挥官，他“是在打仗，而不是在打板球”。)7月初，印度军队中的每位军官都收到了一张油印的表格，这支军队的毁灭由此而开始。表格要求每人必须注明自己愿意效忠印度还是巴基斯坦。军队中的印度教徒和锡克族军官并没有制造出什么麻烦，真纳不想把他们留在自己的军队中，而他们也毫无例外地选择了为印度服务。
然而，对于分治以后自己的家庭仍将留在印度境内的穆斯林军官来说，这张小小的表格无疑把他们推向了尴尬的困境。是不是仅仅因为自己是穆斯林就应该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祖屋和家庭而去响应一支伊斯兰国家军队要自己效忠的号召呢？还是应该留在这片自己与之有着千丝万缕联系而无法割舍的土地上，承受自己事业被反穆斯林的民族情绪所葬送的风险呢？
埃内斯·哈比卜勒中校是一名参加过阿拉曼战役的老兵，他也是众多举棋不定而又忧心忡忡的军官中的一员。最后，哈比卜勒利用周末时间回到自己在勒克瑙的家，他的父亲在当地的大学做副校长，母亲则是一位狂热的巴基斯坦拥护者。
吃过午饭后，他开着父亲的汽车在勒克瑙的街道上来回转悠。作为中世纪奥度王国男爵的后人，他端详着祖先留下来的一间间房屋，在著名的勒克瑙居住区，1857年军人哗变时留下来的斑斑弹痕至今还清晰可见。“我的祖先就是为了眼前这一切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他想，“这就是我在英国学校和西撒哈拉沙漠德国人的炮弹下所魂牵梦萦的那个印度。这里是我的家，是我属于的地方。我要留下来。”(原注：哈比卜勒的两个兄弟、他的妹妹和妹夫全都去了巴基斯坦。他的母亲虽然狂热地支持真纳，但还是留在了印度。哈比卜勒对此的评价是，她可丢不下自己的财产，“即便是真纳先生的巴基斯坦也不能让她这样做”。)
对于副王卫队的雅各布·汗少校来说，即将做出的决定事关这位年轻穆斯林军官的一生。他也同样回到自己在拉姆普尔公国的家中进行沉思，他的父亲是这个公国里的首相，而公国的纳瓦布正是他的伯父。他饱含感情地重新审视着与伯父富丽堂皇的王宫一墙之隔的自家庄园。他对这座房子有着那么多美好的记忆：圣诞节时，他家在招待整整一百位宾客的宴席上用的全部是金制器皿。他又想起他们的射击游戏：扛着枪，骑在二三十头大象不断起伏的后背上进入密林深处；在随后举行的盛大舞会上，一整支管弦乐队于他伯父的宫殿内进行演奏，宫殿的门口是长长的劳斯莱斯车队，香槟酒洒得到处都是。他还想起镶着绸缎衬里的帐篷、铺在丛林中间的精美的东方地毯以及上面放得满满的野餐美食。他绕着伯父的宫殿一边踱步，一边欣赏着里面的加温泳池和悬挂着维多利亚和乔治五世油画像的宴会大厅。那完全是另一种生活，他暗自思忖着，这样的生活在分治后的社会主义印度注定将会消失，那样的印度又能给他这类王室家庭的穆斯林后裔什么样的地位呢？那天晚上，他试图向母亲解释自己的决定：他将放弃一切前往巴基斯坦。
“你已经过够了自己的生活，”他对自己的母亲说，“而我的生活还没有开始。我不认为分治后仍留在印度的穆斯林能有什么像样的前途。”
他的老母亲用两眼凝视着他，半是愤怒，半是疑惑。“我完全不理解你的决定。”她说。接着她用乌尔都语说道，“我们已经在这里生活二百年了。‘我们乘着风的翅膀降临到印度平原上’”。她难过地说着：“我们目睹过德里的沦陷，我们也从哗变事件中挺了过来。你的先人们为了这块土地而和英国人激战，你的曾祖父在哗变事件中被处死。我们除了战斗还是战斗。如今，这里就是我们的家园，我们的墓地也要在这里。”
“我老了,”她最后说，“我的来日已屈指可数。我对政治一窍不通，但作为一位母亲我的情感是自私的。我害怕你的决定会让我们从此天各一方。”
不会的，她的儿子分辩道。他以为驻扎在卡拉奇会和驻扎在德里一样，都没什么大不了的。
他在第二天一早离开家乡。那是一个美丽的夏日。他的母亲身穿一件白色的纱丽，那是穆斯林在葬礼上所穿的颜色，她身后的房子是用黑色的砂岩砌成的，从远处看，她就像是这幢黑子上的一个小白点。她把《古兰经》高举过头，让儿子从下面走过，然后要他用双手接过《古兰经》，并亲吻它。他们一起背诵了一小段经文作为离别时的祈祷。她在读完最后的几个字后，深吸一口气，然后轻轻吹向自己的孩子，她要用这样的方式让自己的祈祷永远伴随着儿子。
雅各布·汗推开大门，看到正等在那里准备送他去机场的派克德牌轿车，随即转身向家人挥手告别。他的老母亲站直身体，尽量压抑住自己的悲伤，但她此时已经说不出话来，只好向儿子点头示意。在她身后的房子里，几十名包着头巾的仆人透过窗户向小主人致以最后的额手礼。
其中有一扇窗户正对着雅各布·汗年少时住过的房间。房间里仍然摆放着他的板球板、相册和他在马球赛上赢得的一些奖杯，这些东西全部是他青年时代的纪念物。不必着急，他在心里对自己说，一旦在巴基斯坦安顿下来，他就会回来把它们都带走的。
当然，雅各布·汗的设想完全是错误的。他将再也回不到家乡，再也看不到自己的母亲。就在几个月后，他将带着一个营的巴基斯坦士兵向白雪覆盖的克什米尔山地发起进攻，而驻守在那里的正是他昔日的同袍兄弟。阻击他的部队中有一个来自噶瓦尔团的连队，这个连的连长和雅各布·汗一样是也一位穆斯林。但与雅各布·汗不一样的是，他在1947年4月做出的是另一种选择。他要留在自己出生的土地上。而且，他同样来自拉姆普尔，也同样姓汗，他就是雅各布的弟弟尤尼斯·汗。
在印度分治中最复杂的一项工作重任落在一位在昏暗的律师楼里孤身埋头工作的人身上，当时的时间是1947年6月，而律师楼所在的地点就是伦敦法学院之一的林肯律师会堂新广场三号。自从以全优第一名和赢得万灵奖学金的成绩从牛津大学毕业后，西里尔·拉德克利夫（CirilRadcliffe）爵士就与一些被神化或妖魔化的人一样，一直置身于一个巨大的光环之中。拉德克利夫的父亲是一位富有的运动员，拉德克利夫对法律的痴迷之情毫不亚于他的父亲终其一生在打野鸡和松鸡上所表现出来的干劲。身材有些粗壮、貌似宽厚的拉德克利夫，是全英国公认的最富才气的大律师。
尽管拉德克利夫那百科全书般的大脑对许多领域中的知识几乎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但他对于印度倒还真是知之甚少。他没有写过印度方面的文章，也从来没有参与解决过那里发生的复杂的法律问题。事实上，南亚次大陆是拉德克利夫从来不曾踏足过的地方。然而，匪夷所思的是，1947年6月27日下午，当大法官把他从律师事务所叫到自己的办公室时，其所基于的理由正是以上这些事实。
蒙巴顿的分治计划中还有一个核心问题没有解决，那就是对孟加拉和旁遮普进行分割的边界如何划定。大法官对拉德克利夫说，尼赫鲁和真纳都很清楚，他们双方是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的，所以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一个专门的边界勘定委员会，同时要求必须由一名资深而有名望的大律师出任该委员会的主席。适合做这项工作的人不能有与印度相关的背景。任何熟悉这个国家的人，其公平性都会受到当事双方的猜忌，因此无法胜任该工作。拉德克利夫在司法界的声望无人能比，他对印度事务的一无所知同样也鲜有人及，按照大法官的说法，他担任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实在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
拉德克利夫在听完大法官的解释后不由吃惊地靠在椅背上。他连旁遮普和孟加拉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把它们分开就更是他万万不敢做的事情了。就算对印度一无所知，他也十分清楚相关的司法分界工作完全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但与许多年龄背景和自己相同的英国人一样，拉德克利夫有着非常强烈的责任感。英国与印度的关系历来十分特殊，如果，在这个关键时刻，两位水火不容的领导人能够同时接受由他这位英国人来完成这一艰巨使命，那么，责无旁贷就一定是他的选择了。
一个小时之后，为了让拉德克利夫更好地了解情况，印度事务办公室的次官在自己的办公桌上为他展开了一幅印度地图。拉德克利夫用手指沿恒河和印度河划动着，绿色的小点代表旁遮普平原，白色的弯月形线条就是喜马拉雅山脉，这还是他第一次看到自己同意划分的两个大省的轮廓：8800万人口，他们的房屋和窝棚，他们的稻田、黄麻地、果园和牧场，铁路和工厂；整整175000平方英里的土地就这样被抽象成一张放在伦敦官员办公桌上的彩色纸张。
而现在，他就要在一张类似的纸上画出一道线，把实实在在的两个地方分开，就好比做截肢手术的外科医生要用手术刀把人体上的骨肉割离一样。
拉德克利夫来到唐宁街十号的花园里，这是他在动身前往新德里前所做的最后一次会晤。克莱门特·艾德礼用几分自豪的目光打量着这位到访的来客，几周过后，眼前这个人所做的工作就要让数以千万计的印度人的生活受到影响，这样大的作用力是英印关系三百年来任何一位英国人望尘莫及的。
艾德礼十分清楚，印度的局面危机四伏，但至少有一件事情他还是感到满意的。能够派一位与自己一样毕业于黑利伯里学院的老校友去给8800万人口的家园划分疆界，这是件多么令他开心的事情啊。
路易斯·蒙巴顿好不容易把打得不可开交的印度政治家们按住签署了协议，可还没有来得及庆贺胜利，迎面又遇到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这一次他要打交道的不再是那几位在伦敦法学院学习过的律师，而是565位与最至高无上的亚达凡德拉·辛格大君一样金光闪闪的孔雀——印度各土邦的王公和纳瓦布们。
这些性情乖张、喜怒无常而且时常做出不负责任举动的统治者们在帕蒂亚拉大君主持的王公联合会上集会，迫使副王正视几百年来发生在印度土地上的梦魇。如果说印度的政治家们可以让印度国土一分为二，那么这些王公们就能够让印度毁灭。他们对这块南亚次大陆的威胁不是分治，而是更加致命的分崩离析，即把印度变成几十个国家。他们威胁要动用所有的分裂手段，包括种族的、宗教的、地域的和语言的，这些全都是潜伏在印度脆弱的统一表象之下的不安定因素。这些王公们有他们自己的私人陆空军，有能力破坏印度的铁路、邮政、电报电话，甚至还能够改变印度商业航空公司的飞行航线。要对他们的独立要求做出回应无异于让印度次大陆土崩瓦解。印度帝国将从此变成由一个个互相混战的地方势力所组成的集体，这无疑将引起它的强大邻居的觊觎。
康拉德·科菲尔德爵士的伦敦秘密之行无论如何还是取得了一定意义上的成功。他力主将王公们当年归顺英王时所交出的种种特权归还给他们，内阁对这一主张在理论上的正确性给予了承认。他为王公们打开了一个逃生的出口，现在，他也在毫不犹豫地催促他们当中最重要的一位王公去使用它。
“没有人，”蒙巴顿在给伦敦的报告中尖刻地写道，“哪怕用最不经意的方式提醒过我王公们的问题会与大英帝国所属印度的困局一样难办，更别说难度更高了。”
好在没有人比蒙巴顿更适合与印度的土邦统治者们打交道的了，毕竟，他本人也算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他是大半个欧洲王室的血亲，身上
还特别流淌着把其他那些王室都打败了的英国王室的血液，这让他成为印度土邦统治者们的完美借鉴。事实上，蒙巴顿第一个发现众多土邦王公的存在让印度帝国的根基难以牢固。在他陪同表兄威尔士亲王来到印度做长途旅行的过程中，这些王公都曾热情地接待过他。蒙巴顿曾骑在他们的王家象背上穿越丛林追赶猛虎，他也曾端着他们的银制酒杯喝过香槟，用他们的金器享用过东方的美食，还在他们舞厅的水晶吊灯下与后来成为自己妻子的女孩翩翩起舞。在印度，不管是印度人还是英国人，只有为数很少的一些人可以在私下场合用他的昵称“迪基”来称呼他，这中间有几个人就是他在那次旅途中结识的王公朋友。
尽管身为皇亲且与王公们有着深厚的友谊，但蒙巴顿却是一位意志坚定的现实主义者，他崇尚自由精神，这让他为工党政府所接受。这些王公们的父辈或许曾经是英国统治者的朋友，但在印度即将开启的新时代里，英国必须要在国大党的社会主义分子中另觅盟友。蒙巴顿决心与这些人建立友谊，因为他知道，不能让印度民族利益的大权落在那群早已被时代淘汰的独裁者手中。
他能为老朋友们做的最大事情就是帮助他们完成自我救赎，让这些长期偏安一隅、养尊处优的王公们从虚幻和狂妄的梦境中走出来。从青少年时代开始，蒙巴顿在心里就总会出现一幕可怕的场景，甚至到了1947年，他还会为这幕不断缠绕着自己的场景流泪。在1918年的叶卡特琳堡地下室里，他的沙皇姨夫以及曾和他一起玩耍的表兄妹们惨遭杀害，其中包括他曾暗地希望迎娶的玛丽公主。当然，他当时不在现场，所有的惨景都是他想象出来的。他知道，在印度的王公中存在一些极端不负责任的人，他们做出的事情完全有可能让他们的王宫变成像沙皇地下室那样的停尸间。他自己的政治秘书科菲尔德就正在煽动这些人走向这条不归之路。
许多王公原本以为蒙巴顿会是他们的救世主，会创造奇迹让他们的荣华富贵继续得以保留。但蒙巴顿不是，他既没有权力也没有想过要这样做。相反，他还要劝说这些与自己关系密切的老朋友们心平气和地离开，并且最终淡出历史舞台。
他要他们放弃宣布独立，同时在8月15日前做出希望加人印度还是巴基斯坦的声明。而作为回报，他将行使自己的副王职权要求尼赫鲁和真纳尽可能为王公们的私人财富做出最好的安排，算是对王公们的配合所给予的肯定。
蒙巴顿将自己的建议第一个告诉了瓦拉巴伊·帕特尔，他是印度主管土邦事务的部长。蒙巴顿说，如果国大党同意让王公们保留他们的头衔、宫殿、私人财产、司法豁免权、佩戴英国奖章的权利以及准外交地位，他就会努力说服他们签署一项废止他们世俗权力的加盟法案，从此加入印度联邦并放弃宣布独立。①(原注：王公们加入印度联邦的条件最终被写入印度宪法，他们的权利从而得到切实的保证。但让末代副王泄气的是，英吉拉·甘地总理在煞费苦心之后，于1973年成功绕过相关法条终止了宪法所赋予王公们的特殊地位。)
这个建议非常诱人。帕特尔深知，在与土邦王公们打交道方面，国大党内无人有比蒙巴顿更胜一筹的实力。但是，他对副王说的话却是：“你必须说服他们所有人。如果你能把树上的苹果全都采到篮子里，我就买。但如果不是这样，我是不会要的。”
“可以少上十来个吗？”副王问道。
“那太多了,”帕特尔回应道，“就让你可以少两个吧。”
“这么少。”蒙巴顿说。
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末代副王和未来的印度国务部长就像两个地毯商人一样展开了讨价还价，而他们的标的物竟是治下人口占美国人口2/3的印度各土邦王公。最终，二人总算取得了一致：六个。这个数字一点不能让蒙巴顿肩负的艰巨任务有所减轻。565减6，再减去比这多一些的归属巴基斯坦的数字，蒙巴顿仍有不下550个苹果要从难度很高的
树上摘下来，而到8月15日前，留给他的时间只有区区几个星期而已。作为印度人，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向英国人提出了一个最不同寻常的要求，它在所有去殖民化的斗争历史中也是绝无仅有的。在副王书房，这个他与副王共同度过许许多多令人不安时刻的地方，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正式向象征英国王权并受到众多印度人奋起反抗的末代副王发出邀请，希望他成为独立印度最荣耀职位上的第一人，也就是印度首任大总督。
尼赫鲁的这个想法来自他的竞争对手真纳。真纳生怕巴基斯坦在对南亚次大陆的分配过程中得不到公正的对待，因此他提出请蒙巴顿在8月15日以后继续以类似最高仲裁者的身份留下来，直到所有分配工作全部完成。
尽管摆在面前的是一份巨大的殊荣，但蒙巴顿对是否接受还是予以了极大的保留，他的妻子也站在和他相同的立场上。他在印度的四个月时间里取得了辉煌的成功，现在，他和妻子完全可以一走了之，因为他们本来要的就是“片刻的荣光”。他对前方存在的困难再清楚不过，一旦选择了留下，这些困难就很可能让他在此前所取得的成就沾染上瑕疵。而如果想正常发挥作用，他感觉必须要取得真纳同样的支持。
然而，这位时日无多的穆斯林领袖为了他的巴基斯坦付出了自己全部的心血，他才不肯放弃在新国家最高级别的办公室里举行就职仪式的风光。他对蒙巴顿说，他本人要亲自担任巴基斯坦的首位大总督。但是，蒙巴顿反驳说，真纳给自己选择的是一个错误的职位。根据凌驾于这两个自治领之上的英国宪法规定，总理才是全部权力的掌握者。大总督的职权仅仅是象征性的，与王权一样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权力。
但他的争辩并没有让真纳收回成命。“在巴基斯坦，”他冷冷地说，“我将是大总督，总理要按照我说的话来行事。”
艾德礼、丘吉尔以及蒙巴顿的表兄英王都很清楚尼赫鲁赋予英国的是怎样一份荣誉，他们要求蒙巴顿务必接受它。事实上，真纳也希望蒙巴顿这样做。
但是，在蒙巴顿接受这份荣誉之前，他必须得到一个人的祝福。让这位非暴力主义的宣扬者允许一位一生都在研究战争的人来担任印度的首位国家元首，开始时肯定是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并且，圣雄早已以一向出人意料的方式，向全世界指定了他心目中这个位置的理想人选：一位“内心坚强、如水晶般纯洁无瑕”的贱民扫地女孩。
尽管彼此之间存在分歧，但甘地与这位比自己小30岁的海军少将早已结下真挚的情谊。蒙巴顿深深地被甘地所吸引，他喜欢甘地那有些恶作剧式的幽默。从来到印度的第一天起，他就抛开英国统治阶级对这位圣雄及其思想的各种各样的成见，用虚怀开放的姿态和胸怀与之交往。他每见一次甘地，对甘地的友情便加深一分。
甘地本来就为人和善，他在感受到蒙巴顿的热情后也报以真诚的回应。7月间的一个下午，这位曾在英国监狱里度过如此漫长岁月的长者步入了副王的书房。甘地为将印度从蒙巴顿同胞们的手里夺回来奋斗了长达35年，而他此次前来的目的却是请求蒙巴顿接受国大党的邀请出任这个新国家的首任大总督。
甘地在言谈间不但对蒙巴顿个人充满了崇高敬意，而且对英国人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看着眼前深陷在宽大的扶手椅座里的甘地，蒙巴顿的内心止不住颤抖起来。“我们关押过他，羞辱过他，嘲讽过他，鄙视过他，”他在心里说，“可他却仍然有着如此开阔的胸襟来做这件事情。”感动得几乎落泪的蒙巴顿连声感谢甘地的美意。
甘地对蒙巴顿的感激之词只略微点一下头，然后继续自己的讲话。他挥舞了一下瘦弱的手臂，意指整个副王府及其宏大的莫卧儿花园。副王对这里的一砖一瓦和一草一木都钟爱有加，他醉心于这里的雄壮奢华和威仪，纵情享受环绕于身边的仆从侍奉、美味佳肴以及应有尽有的各种欢娱。所有这一切，他对副王说，将随着独立印度的诞生而消失。它的金碧辉煌、它荣耀的过去，是印度贫苦大众心头巨大的屈辱。新领导人必须把自己树立成榜样。他希望，蒙巴顿作为印度人的首位大总督，能够开一个好头。为此，他要求蒙巴顿搬出副王府，住进普通的房屋中，并且不要带仆人。作为副王府的鲁琴斯宫可以改造成一间医院。
蒙巴顿听完这些话顿时呆住了，他的脸上掠过一丝苦笑。好一个狡猾的甘地，他心想，这分明是在让我自收残局。艾德礼、英王、尼赫鲁和真纳正在把一个在他看来最为残酷的任务扔给他。此刻，眼前这位既讨人喜欢又让人生畏的老者还想把他变成印度头号社会主义分子，不但要成为管理世界上1/5人口的象征性领袖，还要每天早晨自己动手打扫简陋的居所。
路易斯·蒙巴顿书房的雪白明亮在西里尔·拉德克利夫爵士看来简直就是另一个世界，因为他自己的律师事务所总是昏暗阴沉，二者的反差之大，就像蒙巴顿在他到达德里几小时后交给他的任务和他在伦敦时所接受的任务之间的差别一样。
从理论上说，蒙巴顿向他解释说，应该由每省各安排四名法官来帮助他，这些法官负责向他就边界的具体划分路线提出联合建议。但在事实上，他只能独自完成全部划界工作，因为法官们是由互相敌对的两方各自选出的，他们的任务就是反对对方的意见，所以最终不可能产生任何一致性建议。
他划定边界的前提条件就是“把犬牙交错而又延绵不断的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摸清楚”。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必须“对其他因素予以考虑”。没有人愿意告诉他这些其他因素都是些什么，也没有人会告诉他哪些因素有怎样的重要性，否则的话又会让尼赫鲁和真纳之间永无休止地争论起来。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相关方面交给他掌握的一项具体原则竟然建立在完全错误的假设之上。印度军队总司令陆军元帅克劳德·奥金莱克爵士认为印度和巴基斯坦未来的双边关系将是友好的，因此授权拉德克利夫对一个国家在设定边界时首先需要考虑的防卫问题可予以忽略。
然而，这些问题还只是小儿科，真正令拉德克利夫震惊的事情还在后面。他明知自己要完成的任务无论如何都不会轻松，但还是来到德里，因为他相信至少应该有时间和装备让他深思熟虑和从法律角度解决所有的问题。
此时，蒙巴顿给他的解释却是，划界工作必须在8月15日前完成，留给他的时间仅仅只有几个星期。蒙巴顿的话意味着拉德克利特甚至连实地看上一眼自己准备分割的土地也无法做到。他警告蒙巴顿，如此仓促行事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失误和过错，而且有些失误和过错的后果还会非常严重。
蒙巴顿承认他说的没错，但时间不能等人。不管拉德克利夫的决断存在多么大的瑕疵甚至纰漏，印度能做的就只有接受。蒙巴顿给拉德克利夫下达了唯一而又不容置疑和推诿的指示：8月15日前必须完成所有工作。
但为人固执的拉德克利夫对这个问题也有自己的一定之规，他可不打算把蒙巴顿的话当做圣旨来听。他分别打电话给尼赫鲁和真纳，他向两个人间的问题都一样：在8月15日前完成两国划界工作而不管其中存在多少谬误是不是真的对他们有着刻不容缓的意义？对此，这两个人都坚决予以了肯定。
既然连当事双方也坚持要这样做，拉德克里夫除了照办别无选择。
他知道，要完成对旁遮普和孟加拉的分割可不是一把小小的手术刀就能解决问题的。他的工具必须是屠夫手中的利斧。
资料来源：
《自由与荣耀：1947年印巴独立实录》(2012年11月)
来源：自然与社会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