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天津地处华北平原东部，枕河濒海，自古就是水陆咽喉之地。这种河海交汇的地理环境，深刻影响了天津的城市发展历程、城市风貌、市民的生活方式与城市精神，形成了独特的河海文化，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贝壳堤海岸地貌、多水域独特地形在天津海岸线形成的过程中，由于海侵和

天津地处华北平原东部，枕河濒海，自古就是水陆咽喉之地。这种河海交汇的地理环境，深刻影响了天津的城市发展历程、城市风貌、市民的生活方式与城市精神，形成了独特的河海文化，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贝壳堤海岸地貌、多水域独特地形

在天津海岸线形成的过程中，由于海侵和强海潮的共同影响，自东向西积淀了四道贝壳堤，与现代海岸线大体平行，代表了四个时期海岸的位置，成为天津海岸带颇具特色的海岸地貌类型，也是渤海湾古海岸的遗迹。堤上贝壳种类丰富，堤高0.5—5米，宽几十至几百米，长数十米、上百米或延伸百余公里。

天津地处海河流域下游，河流纵横蜿蜒，坑塘洼淀星罗棋布。全市共有大小河流300余条，除了贯穿市中心的海河干流之外，还有南运河、北运河、子牙河、大清河、永定河流经全域，也有多处人工河渠。因此，天津的很多地名与水相关，出现了许多沽、洼、港、泊、淀、沟、塘、湾、滩、堤等地名词汇。由于独特的地形地貌，天津不仅有七十二沽之说，还有津沽、沽上的别称。沽水流霞、沽水流芳成为赞美海河两岸美景的特定词汇，只听名称就让人流连忘返、陶醉其间。

二、建筑风格多元、桥梁造型各异

天津老城以北方民居为主，呈现出北方传统城市景观，如高大的城墙、高高的城门、街道穿心而过的鼓楼、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的庙宇和官府、三合院或四合院民居、土路或石板路。开埠以后，随着租界的建设，西方建筑风格在租界内盛行，留下了风格迥异的建筑，如五大道风景区、意风区、解放北路历史文化街区，呈现出“万国建筑博览会”的城市景观，体现了开放的海洋文化特征。

除了建筑以外，众多的渡口、码头、桥梁等城市景观也是一个城市河海文化物质形态的表现。天津由于地处九河下梢，水运发达，据统计，清朝时曾有30多处各类性质的渡口，并有西沽浮桥、钞关浮桥、盐关浮桥、院门口浮桥等著名浮桥，构成了清代八景中的“浮桥驰渡”。这些浮桥在城市发展中逐渐被钢筋水泥桥或铁桥取代，现在海河上的各种桥梁呈现出千姿百态、造型各异的现代风格。

三、民俗信仰与市民性格受河海文化熏陶

天津许多民俗信仰与河海文化相关，如对海神妈祖的信仰、对河神金龙四大王的崇拜以及各种民间信仰等。

天津妈祖文化（皇会）源于清朝乾隆年间，是天津在纪念妈祖诞辰过程中形成的独特民俗文化，最初是船民为祈求妈祖保佑出海平安顺利为目的，后发展成为以纪念天后诞辰为主要内容，同时将昔日津门民间信仰、商业习俗、年节习俗和民间艺术，以展演结合的方式在天后宫附近展示，皇会成为清中期至民国前期天津最大的岁时盛会。目前，皇会是天津非常重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每年举办的妈祖文化旅游节期间得以展示，河海文化在当代绵延不绝。

河神崇拜在天津也一度盛行，反映了民众对河流自然力的敬畏与依赖。南运河北岸的大王庙曾是漕帮集会之所，庙里供奉的南宋隐士钱塘县人谢绪，在明代被追谥为“金龙四大王”，并被封为河神，以期护佑一方。

在天津沿海地区还曾活跃着各类与海洋文化相关的民俗活动，这些民俗活动如今逐渐成为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汉沽飞镲、大沽龙灯、北塘飞钹，并得以传承和发扬。

长期在流动的河海文化熏陶下，天津市民形成了豪爽仗义、乐观豁达、幽默诙谐、开放包容的性格，天津方言中的“嘛钱不钱的，乐呵乐呵得了”折射出天津地域文化的豁达与务实。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有人评论：“近论河北，远论全国，对社会公益之热，对慈善事业之诚，慷慨解囊，乐善好施，不得不让天津为首屈一指。”直到今日，这种扶危济困的城市精神和都市文化仍然长盛不衰。

在饮食方面，渤海湾丰富的渔业资源和多水的地域特征造就了天津饮食文化中对河海两鲜的偏爱。《津门杂记》中记载，“津沽出产海物俱全，味美而价廉，春月最著者有蚬、蛏、河豚、海蟹等类，秋令螃蟹肥美甲天下，冬令则铁雀、银鱼远近驰名……青鲫白虾四季绝美，鲜腴无比”。在老三岔河口出产的“莹洁澈骨，其味清鲜”的银鱼在清代曾是皇家贡品。鲜美的地域特产备受天津人的青睐，竹枝词中写道：“曲巷深深晓日娇，鱼虾担重一肩挑。金钩卖罢来银米，才过黄花又白条。”民间也有“当当吃海货，不算不会过”的说法。

在娱乐形式方面，天津既有海洋文化传播而来的西洋歌舞剧、电影，也有具有内陆河流文化特点的京剧和相声、大鼓等曲艺种类。开埠通商以后，外国侨民将各国音乐、舞蹈、歌剧、舞台剧、赛马等娱乐方式带入了天津，这种海洋文化对当时的民众也产生了不小影响。同时，漕运带来的南北移民与本土文化融合，在商贾云集的天津形成了独特的曲艺风格，如相声、快板书、莲花落、大鼓等，天津因此被誉为“京剧大码头”“相声窝子”。

四、文学艺术作品涉河海题材广泛

河海文化在天津的文学和艺术中也有广泛体现，历代文学作品中对海河、运河风光、对渔民和码头工人生活的描写，栩栩如生地展现了河海文化的深厚底蕴，艺术作品也体现了河海文化的审美情趣。

许多作家诗人笔下的天津，充满了河海文化的韵味，如元代诗人傅若金的《过直沽城》，展现了直沽河海交汇、漕船如织，鱼鸟与潮汐共生的生态水城本色。张翥的“晓日三岔口，连樯集万艘”的诗句更是充分表现了三岔河口万艘漕船云集、水天相接的场面。明代文人李东阳的《天津八景》，汪必东的《天津歌》和《观海赋》，将天津漕运盛景和河海风光描写得淋漓尽致。在清代诗人华长卿的笔下，天津则呈现出“七十二沽花共水，一般风味小江南”的北方水城形象。崔旭的“满釜鱼羹气味腥，小船偶傍树阴停。侬炊香饭郎沽酒，两岸春风杨柳青。”展现在读者面前的则是一幅岸边渔民鲜活的生活画面。而杨柳青年画不仅题材多涉及河海文化，如《莲年有余》《渔家乐》《渔妇》《端阳节闹龙舟》等，其本身的产生和发展也与运河密切相关，如杨柳青年画的发展得益于沿运河北上的南方著名画家创作的精美画稿，以及南来北往的商船从南方将精细的纸张、颜料运到了杨柳青，大大提升了杨柳青年画的质量，并通过运河四通八达的运输条件，扩大了销路。

到当代，张学新与王雪波合作创作的话剧《六号门》，反映了天津解放前后码头搬运工人的命运，冯骥才的《怪事奇谈》系列小说和《俗世奇人》都充满了浓郁的津味儿气息以及码头文化的特征，王家斌创作的《聚鲸洋》《百年海浪》等作品则开创了当代天津的“海洋文学”。这些文学作品中的河海文化既有地理空间的印迹，也蕴涵着丰富多彩的城市精神。

总之，天津河海文化既包含了内陆河流文化的特点，又融合了海洋文化的元素，是内陆文明与海洋文明交汇融合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

编辑：吴红

来源：京津冀消息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