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金项目：财政部和农业农村部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CARS-11-GDTYW）；2025年亚洲合作资金项目——澜湄国家木薯丰产栽培与种植机械化技术示范。

木薯国际合作：中非关系的新机遇与挑战！

基金项目：财政部和农业农村部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CARS-11-GDTYW）；2025年亚洲合作资金项目——澜湄国家木薯丰产栽培与种植机械化技术示范。

李嘉熙等

木薯原产于美洲 [1] ，与甘薯、马铃薯并被称为世界三大薯类作物，目前广泛种植于全球热带和部分亚热带地区，是全球约8亿人口的主粮，对保障粮食安全起着重要作用。由于木薯中的淀粉含量占到了其干物质含量的约80%，所以也被用于生产酒精等生物质能源 [2] 。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原华南热带作物研究院（现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的主持下，我国开展了较为系统的木薯育种工作，并培育出了‘华南205’‘华南6080’等高产、早熟品种。20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与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Consultative Group on InternationalAgricultural Research，简称CGIAR） ① 展开木薯种质资源培育以及栽培等领域的技术合作，使我国的木薯育种、种植和加工等领域的科研水平和应用技术得到了长足发展 [4] 。21世纪以来，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以下简称“热科院”）在木薯国家重大基础研究“973项目”上取得突破性进展，标志着我国木薯科研逐步走在了世界前列 [5] ；同时，我国也成为了世界范围内种质资源 ② 和技术储备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 。

中非农业国际合作经历了从新中国成立后面向亚非拉国家争取“第一中间地带”的农业对外援助阶段，并在21世纪进入了“政府引导、企业主体、科技支撑、市场运作”的对外援助与市场投资并行阶段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提议，“将中国同所有非洲建交国的双边关系提升到战略关系层面，将中非关系整体定位提升至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因此，中非农业合作，特别是中非木薯国际合作，目前也进入到了全面战略合作阶段。在我国与非洲深入开展“兴农惠民伙伴行动”的背景下，梳理和研究中非木薯国际合作发展模式及趋势，不仅可以厘清我国优势作物和农业技术“走出去”的先行示范经验，还能对共建“一带一路”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起到积极作用。

一、我国木薯农业技术对中非木薯国际合作的推动作用

（一）木薯引入我国及其早期技术发展情况

木薯于19世纪初传入我国广东茂名的高州一带 ，道光年间的《新会县志》中有关“山薯”的记载就提到了其根部硕大，食用时需洗净切片、水浸去毒，蒸煮口感似番薯，可研磨做薯粉等特征，被认为是证明木薯自传入高州以来在广东传播和当时的薯农已经掌握木薯基本种植方法的重要史料。此外，木薯在太平天国时期就已经在粤东地区的农贸市场被广泛交易，并在1900年由清朝的梁廷栋著成了涵盖木薯形态、栽培方法、留种加工等内容的《种木番薯法》一书 [10] ；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广东省作为我国传统粮食产区，粮食生产受到较大影响，民国广东省政府将木薯作为备战备荒的重要作物进行推广种植，位于粤北的丰顺县成为了典型地区，在时任丰顺县县长刘禹轮所写的《木薯运动发展史实》中，提到了丰顺县的木薯种植运动不仅推动了木薯增产，还使得民国政府农林部计划在全国范围内将木薯作为酒精原料，拟在面粉生产中加入5%木薯粉；抗战结束后，农学家梁光商所著的《木薯栽培之研究》通过当代农业的视角系统阐述了木薯的种苗选择法、插植方式、发芽促进法、分芽繁殖法、摘芽效果、淡肥需量及生长速率等问题 。从上述分析可知，自木薯19世纪初传入中国至新中国成立前的这一阶段，木薯产业发展特征以种植为主，淀粉加工和现代种植管理方式出现萌芽，为我国后续的木薯事业发展奠定了种植基础和技术积累。

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80年代，我国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木薯科研体系，并在木薯主产区依托各类农业科研院所展开相关研究，如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院、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广西壮族自治区亚热带作物研究所等科研单位围绕木薯的加工、育种等技术不断攻关，有效推动了我国华南地区的木薯产业发展。但美洲地区的印第安人在亚马孙流域的南部边缘地区已经有3000～4000年的木薯栽培历史 ，且CGIAR的下属机构热带农业研究中心（Centro Internacional de Agricultura Tropical，简称CIAT）在1967年就已经成立，在20世纪建立了国际木薯种质库，收集保存木薯种质5300多份，还建设了各种木薯试验基地 ，其对木薯种质的适应性、丰产性、抗逆性和抗病性等特性进行了系统的鉴定评价；此外，葡萄牙殖民者早在16世纪就把木薯的栽培技术传入了印度，使其成为了亚洲最先开始木薯种植的国家 。所以，我国的木薯农业技术在上世纪80年代与哥伦比亚和印度等地仍存在一定的差距 ，因此，热科院自20世纪80年代起积极推动与世界上木薯农业技术先进国家的合作。

（二）我国木薯农业技术从“跟跑”到“领跑”的发展历程

热科院以其雄厚的研究基础，成为了我国开展木薯国际合作的主要单位，与CGIAR的下属机构CIAT展开了一系列合作研究。CIAT是世界木薯科技的引领者，其研究领域涉及木薯等热带作物的品种改良、生物多样性保护、病虫害防治、农业生产体系建设等 。热科院与CIAT在木薯种质资源、科研器械、科研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合作。1982年起，CIAT无偿向热科院援助了木薯科研相关的试验器材，启动了人才联合培养计划，还资助热科院开展了一批包括木薯在内的热带作物研究项目。此外，CIAT还为热科院提供了木薯种质资源900余份，指导其建设了种质资源圃。进入21世纪，随着我国木薯的科研水平不断提升，双方也逐渐从援助关系进入到了合作科研阶段，具体体现在CIAT主持的国际科研项目中，有30余项将热科院列为合作单位，并在2011年于我国成立了全球合作办公室，在2018年成立了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国际热带农业中心联合实验室，在2023年又成立了中国热科院热带作物生物育种国际联合研究中心。

双方的合作成果包括开发木薯种质资源并建立数据库、研发木薯选育和种植管理技术、在主产区推广和示范木薯种植先进技术，实现了从科研前端到产业后端的全面覆盖。在种质资源开发领域，育成了早熟、高产、优质的‘华南’系列木薯新品种14个，创立了木薯基因组基础研究数据库和门户网站，在木薯全基因组测序和比较基因组学研究中取得国际领先水平成果，建成了拥有全世界80%木薯种质资源的中国国家木薯种质资源圃；在种质资源选育、种植和加工技术管理方面，双方的科研成果“木薯品种选育及产业化关键技术研发集成与应用”于2009年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在农技推广领域，热科院通过与CIAT合作开展农民深度参与的木薯研究和技术推广示范点，从1990年到2016年累计在我国推广实用木薯技术面积约达1286.67万hm 2 ，帮助当地木薯平均亩产提升50%至1.8t （1亩≈666.7m 2 ，下同）。

在与国际组织合作的同时，我国木薯的自主科研也取得了瞩目的成果。除了在传统育种领域不断培育‘华南’‘桂热’等高品质木薯品系外，还通过现代育种技术开发出了具备高产、抗旱、延缓收获后生理性变质等性状的木薯种质资源，自主绘制了木薯栽培品种‘SC205’的基因组图谱，为木薯遗传改良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热科院还在2019年通过了我国首个列入“973计划” ① 的热带作物研究——“重要热带作物木薯品种改良的基础研究”的验收，测序了木薯野生祖先种和栽培种2个全基因组，覆盖基因遗传密码的95%；在病虫害防治领域，完善了木薯抗螨（以二斑叶螨、朱砂夜螨和木瓜秀粉蚧为代表的虫害为主）的防御响应机制、培育了高抗花叶病品系‘ZMI93’等；在木薯粮饲化和全程机械化发展领域，围绕食品加工、全株饲料化、茎叶副产物利用和机械化木薯宽窄双行起垄种植等技术取得了关键突破 。据华南农业大学图书馆的统计，2023—2024年期间，国际木薯英文文献的发表数量为1655篇，其中中国学者以391篇文献的发表量占据了23.62%的份额，位居全球首位；在被引文献百分比中，中国主要机构的木薯研究文献被引率超过60%。可见，中国学者在国际木薯研究领域具有显著的影响。总的来说，通过早期与CIAT的合作以及后期的自主研发，我国木薯科研水平已经从最初的跟跑、并跑，实现了目前在种质资源、基因组学研究、栽培管理和深加工等领域的全球领跑。

（三）我国木薯技术成果推动中非木薯国际合作发展的方式

热科院与非洲国家的木薯国际合作，主要从技术援助、科企对接和搭建平台3个领域开展和实施。第一，依托自身农业技术成果向非洲开展木薯农业技术援助，由于非洲大部分地区尚未开展改良品种的木薯种植，导致种植效率较低，在热科院的帮助下，其培育的‘华南’系列木薯品种在非洲等地区推广种植面积超1000万亩，有效推动了非洲地区的木薯品种改良；其次，非洲地区的木薯加工方式较为粗放，为了提高当地的木薯产业附加值，热科院在尼日利亚、刚果（布）和莫桑比克等地建设了研究对象包括木薯在内的热带作物农业研发中心、实验站和产业示范与培训基地，开展了一系列木薯农业技术的示范、推广工作。第二，发挥自身对非洲热带作物的科研和实践基础的优势，通过向国内农业企业提供科技服务，整合人才、科技、品种等优势资源以帮扶其在非洲开展投资活动，如协助中国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广东农垦集团公司、国家开发银行等企业开展在非洲的木薯、橡胶等产业的投资合作，成效明显 。第三，热科院立足自身在木薯以及热带农业领域的影响力，通过举办多届中非农业合作研讨会、中非农业科研机构“10 + 10”合作研讨会、中国——联合国粮农组织南南合作计划木薯种植和加工技术培训班等活动，为中非各国搭建了木薯科研交流合作的平台 。

二、中非木薯农业国际合作的演进特征

（一）从培训示范走向深度合作：合作领域与内容不断深化

尽管木薯是非洲人民重要的口粮之一，对于非洲国家的粮食安全和农民生计有着关键作用 ，但是由于缺乏抗病虫害、耐旱的优良品种，且生产技术薄弱，非洲木薯单位面积产量水平一直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而我国木薯农业科技已逐步走向国际前列，与其他薯类和水稻、玉米、小麦等重要粮食作物相比，我国在木薯领域的技术和种质资源储备在全球处于更为领先的地位 。因此，木薯成为了我国对非洲国家实施农业援助的重要领域。目前，我国与非洲国家的木薯国际合作已经从2010年前后的栽培技术与品种推广逐步向机械化生产加工、规划编制等全产业链深度协同发展转变。第一，我国在非洲的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对当地木薯产业发展的帮助不断加强。以中国援助刚果（布）的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为例，该中心在2008年获批建设，截至2023年，热科院先后在该中心派驻了20多名常驻专家，开展木薯农业技术示范 [20] ，从中国引入的高产、抗病害木薯品种在当地3.3万亩耕地上推广种植，实现了平均亩产翻一番；示范中心还于2023年建成了当地首条木薯食品自动化生产线，用于生产木薯全粉等产品，每天可加工木薯粉约10t。除刚果（布）以外，热科院也在尼日利亚、莫桑比克、刚果（金）、安哥拉、赤道几内亚和坦桑尼亚等非洲国家建立了木薯示范基地。第二，我国对非洲国家的木薯技术培训逐步从以国内为主转向国内、国际培训相结合。2008年以来，我国商务部和热科院通过“非洲法语国家木薯产业发展高级研修班”等活动，在国内为来自贝宁、尼日利亚、布基纳法索等国近3000余名农技人员提供了木薯加工、栽培、育种等环节的培训 。还向乌干达、卢旺达等国家派出100多人次的专家开展培训包括木薯在内的热带作物农业援助项目。第三，中非木薯合作进入了新阶段。在2023年中非农业合作论坛上，热科院宣布将在非洲地区开展“助力木薯产量倍增计划”，通过在非洲木薯主产区建立高产高效的生产基地，实施木薯宜地化育种、良种替代、采后减损及综合利用、农业机械化五大工程，目标在非洲推广木薯新品种、新技术应用面积50万hm 2 以上，实现木薯每公顷单位面积产量达到17t以上 。

（二）从政府推动走向市场主导：中国在非洲的木薯产业投资活动日益密切

21世纪以来，中非间的农业合作逐步从政府主导的援助“输血”向企业投资的“造血”方式转变。同时，随着非洲木薯产业的升级发展，对我国农业科技服务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 。

总的来说，中非双方的木薯产业投资也逐步从直接投资建厂的模式向产业园区化发展转变，以及向技术和设备输出发展转变。2002年，广东农垦集团公司在贝宁建立了一个3000亩的木薯种植农场和酒精加工厂，总投资约为250万美元，设计产能达到了每年3000m 3 食用酒精 ；随着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持续走深走实，我国与非洲国家的木薯合作也逐步深化，2019年，超粮集团与坦桑尼亚农业出口加工区签订农业出口加工区投资合作框架协议，该集团拟在坦桑尼亚南部建设1万英亩出口加工区和7万英亩农业种植园区，计划与当地薯农达成“收购 + 种植”的合作模式 ；2021年，湖南省人民政府与乌干达签订了在该国首都坎帕拉占地面积约为21km 2 的湘非工业园项目，针对湖南省发达的奶茶行业，规划了木薯粉加工产业和木薯农业机械产业区 。此外，热科院农业机械研究所研发了多种木薯田间生产机械化装备及加工设备，已经出口至非洲塞拉利昂、加纳等国，并为合作企业提供了相应的机械化生产配套服务，还在刚果（布）、尼日利亚、安哥拉、莫桑比克、几内亚等国开展了机械化生产加工的示范工作，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10多个木薯机械化示范基地。

（三）从技术援助走向双向合作：中非木薯科研合作逐步加深

虽然非洲的木薯农业科技基础薄弱，但拥有大量的木薯种质资源，随着近年来木薯产业的不断发展，非洲地区的木薯农业科研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肯尼亚农业和畜牧业研究组织中心在2022年通过现代生物技术培育出了抗木薯褐条病木薯品系，该品种能降低木薯褐条病造成的90%根茎损伤并大幅提高木薯的抗病性，也是世界上第1个木薯转基因品种 。在此背景下，我国与非洲的木薯技术和科研合作也逐步从我国单方面提供援助向双方合作转变。

中国与非洲国家的木薯技术合作类型主要包括品种选育、科研合作和产业推广等，以解决非洲地区木薯产业的实际问题为主。为了提高非洲现有木薯品种的抗病害能力，2012—2013年，热科院与刚果（布）农牧渔部、农业总局合作，在刚果（布）利用非洲本土的木薯种质资源作为对照组开展了我国‘华南’系列木薯的耐花叶病品种筛选测试，并选育出2个抗花叶病的木薯种质‘K265’和‘I93’，为我国的木薯育种多样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2013年，热科院通过中英非合作项目（AgriTT），与英国格林威治大学自然资源研究所及乌干达木薯创新研究所合作，开展了木薯抗花叶病和褐条病品种的育种工作；2024年，中非农业科技创新联盟在武汉宣布成立，以推动双方面向非洲地区包括木薯在内的重要农产品开展资源收集、品种选育、标准化栽培技术等方面的科研合作。

三、中非木薯国际合作的宏观环境分析

随着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持续走深走实和“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中非农业国际合作日益紧密。同时，非洲地区的粮食安全和农业发展形势持续变化，中国对于木薯及其产品的贸易和产业发展需求也不断演进。因此，厘清当前中非木薯国际合作所处的宏观环境背景显得尤为重要。PESTEL方法是一种宏观大环境分析框架，包括了政治因素（Political）、经济因素（Economic）、社会文化因素（Sociocultural）、技术因素（Technological）、环境因素（Environmental）和法律因素（Legal），可以与传统的SWOT（Strength, Weakness, Opportunity, Threat, 即优势维度、弱势维度、机遇维度和挑战维度）分析方法结合形成一个全新的分析框架，能够更为全面和系统地分析所研究问题的宏观背景和环境态势 。本文综合运用PESTEL与SWOT相结合的方法对目前中非木薯国际合作所处的宏观环境进行了分析。

（一）政治层面：中非合作优势明显，机遇与威胁并存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截至2024年，我国已经与52个非洲国家以及联盟签署了合作谅解备忘录。其中，与非洲国家的热带农业合作成为我国提升政治影响力的重点和优势领域 ，出台了包括《中国助力非洲农业现代化计划》在内的一系列举措。此外，为应对经济全球化发展受阻、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加剧的国际环境，中国提议建立“中非命运共同体” 。中非之间还达成了诸如《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宣言》《中非领导人对话会联合声明》等一系列合作框架性协议，为中非农业国际合作的深入开展建立了良好的保障。然而，由于非洲部分国家政局不稳，导致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农业合作风险较大，因此，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安全问题成为了双方开展木薯国际合作的重要前提 。

（二）经济层面：中非木薯贸易充满机遇，双方互补优势显著

在经济层面上，我国对木薯干片和淀粉的需求不断增大。我国的木薯产量自2017年起稳定在500万t左右（在495.88万t～506.74万t间浮动），上升空间相对有限，同时木薯淀粉和木薯干片进口量自2019年后上升幅度明显，进口依赖度不断提高（图1）。尽管我国木薯干片和淀粉的进口来源目前主要是东南亚国家，但随着非洲地区木薯栽培、种植管理、育种技术和木薯淀粉加工技术的不断完善，其木薯产量自2019年起不断上升，木薯加工产业将会得到不断发展，该地区有望成为我国木薯淀粉和干片进口的来源地。

图1 2012—2022年我国木薯淀粉进口依赖度变化情况

（三）社会文化层面：粮食安全亟待稳固，外部威胁同时存在

目前，非洲的粮食安全形势仍然严峻，非洲人口的食物不安全发生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约2倍左右（图2）。木薯是非洲产量最大的粮食作物，是玉米产量的2倍左右、马铃薯产量的7.5倍和甘薯产量的7倍左右，提高木薯单位面积产量可以有效提高非洲的粮食安全水平。以2022年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FAO）数据中非洲2500万hm 2 的木薯种植面积计算，在实现“非洲木薯产量倍增计划”后，可以使非洲每年多产出约2亿t鲜薯。从文化角度来看，虽然中非之间存在较大的文化差异，但是随着孔子学院、中非合作论坛、中非友好经贸发展基金会等交流平台的建设 [32] ，文化差异对中非农业合作的影响日益缩小，但仍然会遭受部分中非域外国家的蓄意抹黑，对中非农业合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

图2 2014—2022年非洲和世界人口粮食不安全发生率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FAO）

（四）科技层面：木薯科研优势相对其他作物较为明显

多年来，热科院在木薯领域的科研成果为我国开展木薯国际合作奠定了有力的竞争基础，与其他非洲重要的粮食作物相比（玉米、水稻、小麦、大豆和其他薯类），我国在木薯领域的种植技术优势更显著（图3）。但是，非洲地区目前在木薯的种植生产中仍面临着科技水平、机械化程度、从业人员受教育程度和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低的现状，农业科技水平亟待提升。

图3 2022年非洲主要粮食作物单位面积产量与世界其他区域对比

注：数据来源于FAO，欧洲木薯单位面积产量数据暂缺

（五）环境层面：能源领域存在机遇，气候威胁有待克服

近年来，非洲地区气候变暖不断加剧（图4），干旱发生的频次不断上升，对非洲的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因此，中非在进行木薯农业合作时对节水栽培、抗旱品种培育等农业技术的要求较高。随着非洲木薯产量的增加，木薯淀粉、木薯乙醇等加工产业将会得到发展，而木薯粉、木薯淀粉在生产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水污染，为降低或者减少木薯深加工对环境的影响，对我国的水污染处理及清洁生产技术也将会有较大的需求。另外，随着全球气候变化，我国对乙醇等化石燃料替代能源的需求不断增加，而木薯的干物质中淀粉含量较高，使其成为了我国制备生物乙醇的主要原料之一 ，所以未来我国对非洲木薯产品的需求量可能会进一步增大。

图4 2014—2023年非洲年均气温（相对）变化情况

（六）法律层面：互动交流存在短板，制度环境有待改善

在法律层面上，中非双方科技人员的交流与合作还面临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我国对科研人员的出国审批手续办理总体上较为严格，影响了双方在开展木薯国际合作时的时效性。二是国外学者访华交流渠道不畅，基于我国目前的国际交流项目经费和制度管理办法，国外专家多以临时参加会议的方式来华交流，交流期限基本上不超过3个月 。三是部分非洲国家存在政策多变、有法不依、腐败等现象，对我国企业在非洲进行木薯产业投资产生了不利影响 。

（七）分析小结

基于PESTEL和SWOT方法相结合的分析结果来看，中非木薯国际合作在政治层面上存在着友好互信、合作基础稳固的利好机遇，也存在因部分国家政局不稳造成的不利影响；在经济层面上，中非在木薯淀粉和干片贸易中存在互补发展机遇；在社会和文化层面上，中非木薯国际合作需要帮助非洲克服自然灾害对粮食安全造成的威胁，也需要加强双方在文化与各领域间的互信；在科技层面上，既要发挥中国在木薯种质资源和农业技术上的优势，也要克服非洲地区农业技术弱的短板；在环境层面上，气候变化对木薯产业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威胁，但能源产业的发展和非洲对于木薯产业清洁技术的需求也给中非木薯合作带来了机遇；在法律层面上，中非双方在木薯合作中需要克服非洲部分地区法律监督缺位并优化我国科研人员出入境管控措施（图5）。

四、政策建议

（一）持续深化中非在农业、文化和经贸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一是加大对非洲地区的农业技术和基础设施的援助力度，依托现有的中非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参考刚果（布）农业技术示范中心的木薯技术推广模式，与当地政府和农业部门积极合作，开展木薯种植、育种、机械化领域的培训，提高木薯的生产效率。此外，通过援助、协助和指导当地交通物流、储存加工和生产用水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为中非木薯产业合作提供保障；二是发挥中非合作论坛等平台作用推动中非政府和民间的文化交流活动，不断提升中国在非洲的国际形象，并加强与FAO等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合作，消除中非之间因文化差异带来的隔阂；三是加快组织国内木薯淀粉、乙醇制造、木薯农机产业等相关的商协会、龙头企业赴非考察交流，推动合作和投资落地。

（二）培育推广高品质木薯品种，应对气候变化与贸易需求

一是针对非洲的气候变化和木薯病虫害频发的实际情况，做好耐旱、抗病虫害木薯的品种选育工作，保障木薯的种植效果；二是加强与国际热带研究所（IITA）、法国农业研究开发国际合作中心（CIRAD）、CIAT等对非洲木薯科研有丰富经验的科研机构合作，不断培育优质木薯品种、优化农业生产技术；三是在培育高品质木薯品种的基础上，做好木薯良种和农机、农艺的匹配工作，如针对非洲农业生产方式开发中小型马力、操作简易、性价比高的木薯生产和加工机械，并在木薯主产区建立木薯良种的繁育基地，推广栽种改良后的木薯品种；四是针对我国对木薯淀粉进口和生物质乙醇的制备需求，开发高含粉量木薯品种。

（三）提高木薯交流合作效率，培育非洲木薯科研内驱力

一是强化面向非洲国家的木薯技术研修班和农学相关留学生招收等工作的开展，逐步从对非洲国家进行木薯技术“输血”向孵化其自身的技术“造血”能力进行转变，提升非洲国家木薯产业发展的综合科技实力；二是要优化国内外技术人员出入境管理办法，使技术人员和专家学者因公出入境交流学习的审批流程更为便捷，对国内外在木薯领域重要专家的出入境问题做到“一事一议”和“因人而议”，提高中非木薯科技合作的开展效率；三是通过木薯相关的学术研讨会、高校和科研机构之间的科研项目合作等方式加强中非之间的木薯科研交流活动。

（四）采取多元激励政策，吸引我国企业投资非洲木薯产业

一是与我国开展木薯国际合作的国家进行磋商，在向其提供农业援助的同时要求对方加强对我国企业的保护力度，确保我国企业在该国进行投资活动时的合法权益；二是要在政府层面做好非洲木薯产业投资的顶层设计，制定中非木薯国际合作计划，鼓励企业在木薯种植条件优越、投资营商环境健康、政治环境和治安稳定的非洲国家进行投资合作；三是成立中非木薯产业投资基金，对拥有高产高效栽培管理技术、优质农业投入品、先进加工工艺、高效农业装备和木薯种质资源的法人单位进行投资，并对参与中非木薯国际合作的企业提供低息贷款等金融服务；四是面向中非间的木薯淀粉与干片贸易，海关等部门在审批手续等方面要予以适当的政策倾斜，并给予相关产品一定的关税优待。

来源：青钱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