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全球化时代，比较教育面临新的发展需求，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其重要性日益凸显。刘宝存教授四十年致力于比较教育学的研究和实践，特别是对教育对外开放的深入探索。他秉承新中国比较教育之父顾明远先生 “立足中国、放眼世界” 的治学理念，守正创新。在学术研究方面，他聚焦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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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昳昀 刘宝存

在全球化时代，比较教育面临新的发展需求，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其重要性日益凸显。刘宝存教授四十年致力于比较教育学的研究和实践，特别是对教育对外开放的深入探索。他秉承新中国比较教育之父顾明远先生 “立足中国、放眼世界” 的治学理念，守正创新。在学术研究方面，他聚焦比较高等教育、教育国际化、国际教育等关键领域，为我国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指导与实践方案。在人才培养方面，他主持开发了我国比较教育学专业首个全英文授课的国际硕士与博士研究生项目，为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培养了众多知华友华的国际化人才，为我国教育国际化人才培养开辟了新路径。在咨政服务方面，他积极建言献策，为中国教育改革与教育对外开放提供了重要学术支持。刘宝存教授是推动我国比较教育学科发展和教育对外开放的杰出探路者。

一、学术成长中的四位引路人

胡昳昀：刘老师，您在教育领域的卓越成就有目共睹，回顾您的学术生涯和职业发展，我们很想知道，是否有一些特定的人物或事件在您的成长历程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并持续影响您至今？能否与我们分享这些深刻的启示和教益？

刘宝存：每一个人的成长都是在无数前辈的呵护、教诲和同辈的帮助、支持之下获得的。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再到工作，在我成长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很多贵人，他们为我指引方向，铺路搭桥，其中使我深受教益的人有顾明远先生、符娟明先生、王英杰先生和曲恒昌先生。

跟顾先生的交往始于1983年秋季，那时我在聊城师范学院外语系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学习，准备报考北京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所（1995年更名为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2009年再次更名为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比较教育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我记得当时的考试科目是政治、外语、教育学、外国教育史、专业外语和综合考试，我虽然也学习过“教育学”“心理学”两门师范生公共课，但由于是跨学科考生，对于如何准备比较教育学专业的研究生考试并没有概念，于是斗胆写信向顾先生求教，但不知道顾先生能否收到此信以及是否有时间回复。没过多久，我竟然收到了顾先生的回信，他详细回答了我提出的如何选择教材、如何处理各门课程中知识点的关系等问题，并鼓励我好好准备。顾先生的指导虽然是原则性的建议，但对于我来说是莫大的鼓励，使我增强了信心。后来到北师大学习和工作，从工作到生活各个方面都得到顾先生的帮助和指导，他的大局观、责任感、敬业精神、平易近人、宽广的视野、渊博的学识、开放的心态、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朴实无华的学风、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道德风范等等，无不感染着、激励着吾辈，但考研前他及时回信这件事情是令我印象最深的。顾先生对学生的关爱，充分体现了他后来总结的四个教育信条之一的“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也为我工作之后如何对待学生发展中的求助树立了榜样。

符娟明先生是一位严肃认真的学者。记得在我1984年考入北师大外教所硕士研究生后，所里举办了师生见面会。时任所长毕淑芝先生讲，虽然外教所的每一位老师都是你们的老师，你们可以向每一位老师请教，但是还得给你们每位同学分配一位导师。与慈眉善目、总是笑着跟学生说话的毕先生相比，符先生显得不苟言笑，让人产生一种敬畏感。但是与符先生接触时间长了，我逐渐发现她其实很关心学生的成长。她要求我定期到她家里汇报学习进展，给我提出具体的学习建议。她对工作非常投入，经常忘记保姆准备的牛奶或者茶水，需要我不断提醒她才喝。在做硕士论文期间，她指导我选题、查资料、做笔记。那个时候没有电脑，没有互联网，我们研究生每个人都准备一个长长的卡片盒，到外教所资料室和学校图书馆按照分类目录去查书目，找到合适的图书借回来阅读，将有用的数据资料记录在卡片上。如果外教所资料室和学校图书馆没有相关资料，我们就去北京图书馆（现名国家图书馆）和北京教育图书馆看书。我每周都会拿着分专题的卡片去符先生家里向她汇报一周来的收获，她会认真看我做的每一张卡片，并在卡片上做批注，指导我做好下一步的资料工作。三年下来，我跟符先生学会了做学术研究的基本理路和方法，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严谨的治学精神。

在我读硕士时，王英杰先生任北师大外教所副所长。他曾在澳门大学工作，后赴美国斯坦福等大学学习与工作。他学识渊博、视野开阔、思维敏捷、言辞犀利，很关心学生，与学生的联系密切。因为外教所教师队伍中50多岁的老先生居多，他在我们学生眼中属于所里典型的“少壮派”。1999年我考回北师大跟着王先生读博士，他给我无微不至的帮助和指导，他的学术风格也深深影响着我。他经常说这样一句话：“Do as you pray!”这句话充分体现在他的著述当中。他也一直倡导勇于批判的学风。他说：“我们的比较教育研究要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尖锐性，要针砭时弊，不能是温吞水，不能跟风，不要人云亦云，要有勇气指出我们教育传统中的糟粕，更要有勇气批判我们现实教育改革中的问题。……我们要有学者的良知，不能看着我们的改革走弯路而不坦诚地提出批评。”[1]同时，他也一直倡导“有温度的研究”。他说：“比较教育研究要做‘有温度的研究’，学会‘讲好中国故事’，不能只做‘纸上研究’，要积极开展田野调查。……一个学科好的研究要能够吸引其他学科的人。或者说，要能够吸引学科之外的教师或决策者也有兴趣和意愿去了解、去阅读。”[2]

曲恒昌先生是外教所最资深的元老之一。1965年北师大以外国教育研究室等为基础组建了外国问题研究所，下设外国教育研究室、苏联哲学文学研究室、美国经济研究室，那时曲先生就进入美国经济研究室工作，从事美国经济研究，1984年转入外教所，从事比较教育研究，主要关注西方教育经济学。他曾长期担任外教所（后更名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代理所长、所长，以及《比较教育研究》执行主编。2020年3月曲先生仙逝，顾明远先生亲题挽联：“做事精诚严谨为杂志发展呕心沥血，为人谦和可亲实为研究院师生楷模”。曲先生为人谦和诚朴、宽厚仁慈、淡泊名利，做事精诚严谨、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我在担任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院长之后，与曲先生交往就多了起来。他当时担任《比较教育研究》执行主编和“联校教育社科医学研究论文奖计划”秘书长，当我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时，他总是鼓励我，给我加油；当我在工作中遇到挑战时，他总能给我提出稳妥的建议；当我在工作中受到委屈时，他总是一个倾听者，同时安慰和点拨我。在我做了院长之后，我曾经跟王英杰先生说：我可能做不出轰轰烈烈的事业，但会像曲先生那样带领大家踏踏实实地做事。曲先生是我成长中的榜样，但其人格与学问高度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二、四十载学术深耕，从比较高等教育到国际教育的不断探索

胡昳昀：从1984年您到北师大外教所攻读硕士研究生至今整40年，这期间您在比较教育学领域的研究涵盖了比较高等教育、教育国际化、国际教育等多个方向。能否请您详细谈谈在不同学术阶段，您是如何确定研究方向的？这些研究方向的选择背后是否有特定的动因和对时代责任的考量？

刘宝存：如果从我1984年到北师大外教所攻读比较教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算起，迄今正好40年。回顾这40年，特别是1987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我的学术工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摸索阶段（1987—1999年）

我1984年从聊城师范学院外国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考上北师大外教所比较教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由于本科阶段学习的师范类专业，除了英国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之外，也学习了作为师范专业公共课的“教育学”和“心理学”课程，虽然为了准备考试自学了“中国教育史”“外国教育史”等课程，但是并没有系统学习过教育学类专业的课程。在读硕士研究生期间，我开始系统学习“教育原理”“比较教育”“外国教育史”“教育名著选读”“西方教育经济学”“普通心理学”“专业外语”等课程，并逐步建立自己的教育学知识体系。

读硕士期间，我的指导教师是符娟明先生。符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比较高等教育研究专家，特别是在美国高等教育研究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受导师研究方向的影响，我硕士学位论文的选题确定为《六十年代美国大学教育改革初探》。那个年代研究生教育刚刚恢复，学位论文的写作还没有统一规范，选题也不像现在有开题环节，更没有现在学位论文非常强调的理论基础、分析框架、研究方法、研究伦理等方面的要求，只要把问题研究清楚就行了。论文从战后美国经济的迅猛发展、美国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国际竞争的激化和苏美争霸的升级、美国人口的激增和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美国教育观的根本改变等方面分析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大学教育改革的背景，从加强高等教育立法，推动大中小学教育的全面改革、增加高等教育经费、确立高等教育的全球性政策、推动大学的科学研究、大力发展研究生教育、改革本科生教学等方面梳理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大学教育改革的做法和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政策建议。硕士毕业后，我基于硕士学位论文发表了三篇学术论文：《六十年代美国大学教育改革初探》发表在《外国教育研究》1988年第2期；《战后美国高等教育的全球性政策剖析》发表在《外国教育动态》1988年第2期；《六十年代的美国科学政策与大学科研》发表在《外国教育研究》1989年第2期。这几篇学术论文的发表，使我对自己的学术研究能力有了一点信心。

硕士毕业后我到了山东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室工作。山东大学创办于1901年，是一所办学历史悠久、学科门类齐全、综合实力雄厚的教育部直属重点综合性大学，在国内外享有盛誉。山东大学在历史上曾设有教育学院，但是20世纪50年代的院系调整后就不再发展教育学科，只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根据教育部文件精神成立了高等教育研究室，但研究力量薄弱。在山东大学工作期间，我主要承担师范类专业公共课“教育学”“心理学”的教学工作，指导师范生的教学实习，担任《山东高教研究》的审稿和编辑工作，参与学校发展规划的制订，为校领导写讲话稿。在科研方面，虽然主持过山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重点课题“高水平大学办学模式研究”，但主要还是自己摸索，根据国家教育改革政策和学校发展的需求开展了一些自己感兴趣的研究，并尝试发表一些学术论文，研究的主题并不聚焦。

2.聚焦阶段（1999—2009年）

对于怀揣着学术研究梦想的我来讲，山东大学的工作环境总的来说是差强人意的，继续深造是实现梦想的唯一途径。在晋升副研究员之后，1999年我回到北师大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攻读比较教育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导师是王英杰先生。王先生一直从事比较高等教育特别是美国高等教育研究，是比较高等教育方面的权威专家。除了个别学生外，王先生的学生基本上都选择把比较高等教育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从读硕士开始，我的主要研究兴趣也在比较高等教育，正好与王老师的研究方向一致，从此我的研究开始聚焦高等教育比较研究，特别是关于大学理念、本科生教育改革、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上。

在确定博士论文选题方向时，我选择了大学理念研究，之所以选择这样的研究问题，一方面是因为我唯一的工作经验是在山东大学，山东大学当时正在制订合并方案和发展规划，提出了建设高水平大学和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目标，我参与整个过程之中，但对于大学是什么、大学的职能是什么、大学应该怎么办等问题一直存在困惑；另一方面，在教育部的号召下，全国高等学校正在开展教育思想大讨论。由于当时已经有几位学者围绕大学理念、大学职能发表了一些成果，我便决定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来研究大学理念。论文从人才培养的视角，按照大学是什么、大学的职能、人才培养在大学中的地位、大学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及如何培养理想的人才的逻辑展开，对西方和中国大学理念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选择英国牛津大学、美国哈佛大学两所世界一流大学对其办学理念进行了案例研究，分析了大学理念产生和发展的哲学基础，并勾勒了知识经济时代的大学理念。当时大学理念研究是一个热点问题，基于博士论文研究我发表了十余篇关于大学理念的学术论文，并在教育科学出版社教育博士文库出版了专著《大学理念的传统与变革》，该著作在2006年和2007年先后荣获北京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和第五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优秀奖。

在博士后研究期间，我选择美国研究型大学本科生教育重建作为我的研究主题，这项研究实际上是我博士阶段研究的深化，即聚焦研究型大学的本科生教育改革。当时选择这个问题作为博士后研究的主题，主要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既有的研究基础。我在博士阶段从人才培养的视角研究了大学理念（实际上是研究型大学的理念），我希望从理念层面下沉到实践层面，研究一下研究型大学的人才培养实践。二是国内高等教育改革的需要。在教育思想大讨论之后，我国高等教育界开始关注本科生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就像顾明远先生所倡导的那样，比较教育研究要“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从国际上看，美国从1998年兴起的研究型大学本科生教育重建正在轰轰烈烈地展开，并对世界各国高等教育改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国从学术界到政府部门都在关注美国研究型大学本科生教育重建，并希望对我国的本科生教育改革有所启示。虽然不断有文章介绍这场教育改革运动，但是尚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我的研究首先对美国研究型大学进行了界定，梳理了美国研究型大学的产生与发展过程，分析了美国研究型大学基本特征和整体改革趋势；然后从美国研究型大学本科生教育培养目标的转型入手，系统探讨了美国研究型大学本科生教育重建的发展历程、原因背景、理论基础，详细介绍了美国研究型大学本科生教育的课程改革、探究性学习、本科生科研、服务性学习、教师发展等改革措施，揭示了美国研究型大学本科生教育重建的未来走向，总结了美国研究型大学本科生教育重建的经验教训，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大学本科生教育的改革提出了建议。基于博士后研究，我发表了十余篇关于美国研究型大学及其本科生教育重建的学术论文，并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专著《为未来培养领袖：美国研究型大学本科生教育重建》，该著作在2013年和2015年先后荣获北京市第六届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和第二届明远教育奖（研究类）。

在读博士期间，我对大学理念的研究主要聚焦在研究型大学理念上。在研究过程中我发现，除了研究型大学以外，大学理念有了许多新的发展，出现了新的大学形态和大学理念，如应用科学大学、创业型大学、产业大学、服务型大学、都市大学、学习型大学、绿色大学、虚拟大学、后现代大学等。虽然这些大学仍然具有传统研究型大学的一些特征，但是又有明显不同于传统研究型大学的独特之处，用传统的大学理念无法解释这些新型的大学形态。于是，在2009年我与外教所一位即将退休的教授合作以“当代西方大学类型的多样化及其启示”申请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但没有获批。2017年，北京市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优先关注课题列了一个选题“大学发展形态及大学观的国际比较研究”，与我原来的设计不谋而合，我在原来申报书基础上稍作调整便申报了这个项目，并荣获批准。与博士论文、博士后研究报告属于个人研究成果不同，该课题是在我指导的博士后和博士生的支持下合作完成的，对应用科学大学、创业型大学、虚拟大学、全球性大学、都市大学、产业大学、绿色大学、服务型大学等典型大学发展形态与大学观进行了比较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大学发展形态和大学观的多样化策略。该课题成果以《大学发展形态及大学观的国际比较研究》为名在人民出版社出版，虽然对各种大学发展形态及大学观还需要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书中讨论的大学发展形态及大学观也无法涵盖所有大学发展形态及大学观，但还是基本上反映了大学发展形态及大学观的全貌，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一些线索，也可以为我国大学的多样化发展提供借鉴。

3.综合阶段（2009年迄今）

2009年，北师大的教育学科进行重组，成立了教育学部，原来的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成为教育学部下的学术机构，并更名为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由我担任院长至今。作为学术机构负责人，我需要考虑每一位教师的研究对象国和研究领域，同时也需要对接教育部不同司局委托的研究任务。根据工作需要，我的研究领域开始发生一些变化。

其一，由于安排其他老师专门跟踪研究美国教育，我的研究不再以美国为主，更多是在其他老师进行的国别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比较研究。在我院承担教育部社科司批准的《国际教育政策与发展趋势年度报告》和教育部各司局委托的专题课题研究中，我都负责综合比较部分。

其二，由于教育部文科基地和教育部国别区域基地的研究任务涉及各级各类教育，我的研究不再局限在高等教育比较研究上，同时也关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师范教育等领域的问题。在这个时期，我除了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政策的国际比较研究”和前面提到的北京市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优先关注课题 “大学发展形态及大学观的国际比较研究”外，其余的课题都不是高等教育领域的。

其三，由于面向教育部的咨询研究不仅涉及某一级或某一类的教育，而且包括宏观教育问题，我的研究开始关注世界教育改革的整体趋势、全球性教育思潮、全球性教育问题，以更好地把握全球教育的发展，更好地服务政府宏观决策。例如，2018年的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项目“当代世界主要国家教育改革的回顾与前瞻”和2022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世界主要国家教育战略比较研究”等。

其四，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提升和国家发展战略的变化，比较教育研究比以往更多地关注国际教育和发展教育的研究，我也开始比较多地关注留学生教育、跨境教育、“一带一路”倡议与教育、全球教育治理等涉及教育对外开放的问题。如承担了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重大项目“‘一带一路’战略中扩大教育开放研究”和2019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一带一路’国家与区域教育体系研究”，协助王英杰教授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育部第三批重点教材《当代教育思潮评析》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扩大来华留学政策研究”等。

三、肩负比较教育学者的使命，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教育共同体

胡昳昀：前面您也提到了现在开始更多地关注“一带一路”倡议与教育、全球教育治理等教育对外开放的问题。2023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顾明远先生和王英杰先生等学者都提到，“一带一路”倡议对比较教育学科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拓展了比较教育学的研究领域。我们了解到，您在“一带一路”教育研究方面成绩斐然，是国内这一领域的最高产核心作者之一。请问，最初是什么契机促使您投身于“一带一路”教育研究的？您认为比较教育学科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和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刘宝存：我们都知道，1990年，霍尔斯（W. D. Halls）出版了《比较教育：当代的问题与趋势》，认为比较教育内部已经分化出外国教育、国际教育和发展教育、比较研究四个研究领域。按照霍尔斯的领域分类，传统上，我国的比较教育研究主要是在外国教育和比较研究两个研究领域展开的，国际教育和发展教育两个研究领域的研究相对不足。这和我国教育改革的阶段性特征、我国比较教育学科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教育全球化的发展以及我国国家战略的调整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比较教育学科开始了重建的历程，此时，我国刚刚结束“文化大革命”，急需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重建我国的教育体系和教育制度，因此我国比较教育研究以借鉴为主要目的，以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苏联为主要研究对象国，以国别教育研究和国别研究基础上的比较研究为主要研究领域。

进入21世纪后，教育的全球化不断深入，国际组织在全球教育治理中的作用不断扩大。在经历了改革开放之后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之后，我国逐渐发展成为具有全球性影响力的大国，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一带一路”倡议，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国比较教育学科急需发展国际教育和发展教育两个研究领域。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首次设立了教育学重大项目，其中一个招标项目是“‘一带一路’战略中扩大教育开放研究”。鉴于比较教育研究的基础以及参与教育对外开放政策研究的经验，我就牵头申报了这个项目，并荣获批准。经过3年多的研究，这个项目顺利结题，而后在结题报告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著作《“一带一路”倡议下扩大教育开放战略与机制研究》也由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2016年，我又承担了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项目 “‘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教育对外开放政策研究”，研究了俄罗斯、波兰、埃及、沙特阿拉伯、泰国、印度、哈萨克斯坦、蒙古八个国家的国际教育合作与交流政策，最终研究成果《“一带一路”沿线八国国际教育合作与交流政策研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自参加工作以来，我主持过40余项省部级和国家级科研项目，感受最深的一项是：2019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申报通知发布，其中有一个“‘一带一路’国家与区域教育体系研究”。这时我已经完成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重大项目“‘一带一路’战略中扩大教育开放研究”，以及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项目 “‘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教育对外开放政策研究”，也基本完成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扩大来华留学政策研究”，这样申报“‘一带一路’国家与区域教育体系研究”就有了一定的研究基础。课题申报不但得到了国内著名比较教育学者的支持，而且得到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比较教育学者的支持，他们的加入使我有可能建立一个实力雄厚的课题组，也为后来课题获批奠定了基础。

在课题申报时，我们认识到该课题虽然字面上是研究“一带一路”国家与区域教育体系，但是实事求是地讲，“一带一路”国家有教育体系，而区域是不存在教育体系的，不同区域的国家往往建立区域性合作机制以推动区域合作，甚至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一带一路”国家也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自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后，我国对“一带一路”倡议涉及的国家分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一带一路”建设国家两种类型，一般把“一带一路”倡议在最初提出时涉及的65个国家称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简称沿线国家），把超出65个沿线国家范围、其他参与“一带一路”合作与交流的国家称为“一带一路”建设国家（简称建设国家）。更为重要的是，一个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研究的主要目的应该不仅仅是研究“一带一路”国家的教育体系，更重要的是如何使课题研究具有学术性，如何用一个学术概念为课题研究提供一个贯穿始终的逻辑线索。经过与同事们讨论，我决定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研究对象，以“一带一路”教育共同体建设为逻辑线索，开展“一带一路”国家与区域教育体系的研究。

在研究内容的设计上，课题首先探讨教育体系与区域、“一带一路”教育共同体建设、区域乃至全球教育治理模式等有关“一带一路”国家与区域教育体系的基本理论问题，揭示总课题研究主题及内涵，明晰统领全局的逻辑线索，然后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为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东北亚中亚、中东欧五个区域，不但对“一带一路”国家教育文化传统、现有学制、教育行政管理制度、教育发展水平、最新教育政策、区域教育发展等进行研究，而且对区域组织的教育政策及其对各国教育体系影响的途径与机制、区域内主要国家对区域教育政策及其他国家教育体系影响的途径与机制、“一带一路”不同区域教育体系的基本特征等进行分析。在对“一带一路”国家与区域教育体系研究的基础上，课题对“一带一路”国家与区域教育体系进行比较研究，探讨“一带一路”教育共同体建设中区域和全球教育治理模式的理论突围及重建，“一带一路”教育共同体建设中兼顾统一性与差异性的区域教育合作框架的构建，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区域的教育战略对接、制度联通和政策沟通，面向“一带一路”共同体建设的教育合作和交流机制，以及我国在“一带一路”教育共同体建设中在教育体系方面应该做出的制度安排及调整等问题。

如前所述，传统上比较教育研究主要关注少数发达国家，虽然后来研究对象国家有所拓展，但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也只有对俄罗斯、印度、新加坡等国家教育的研究方面有一定基础，而对“一带一路”所涉的东北亚、东南亚、中亚、南亚、西亚北非、中欧、东欧的绝大多数国家教育的研究则缺乏知识储备。在课题获批之后，我们深知课题研究需要更多不同领域的学者参与到课题研究中来。因此，我们邀请了不同国家、不同大学、不同学科的相关学者加入课题组，并邀请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留学生参与课题研究。在课题申报和研究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广西教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他们决定基于课题研究出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教育研究书系》。2019年11月21日，“‘一带一路’国家与区域教育体系研究”开题论证会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教育研究书系》选题论证会在北师大顺利召开，对课题研究和丛书编写方案、计划和分工进行了认真地讨论。经过三年多的协同攻关，课题组顺利地完成课题研究，并取得了比较丰富的研究成果，包括85万多字的《“一带一路”国家与区域教育体系研究》研究报告、70余篇学术论文以及被教育部采纳的系列咨询报告。此外，《 “一带一路”国家教育研究书系》被纳入“十四五”时期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专项规划项目，第一辑7卷已经在2023年正式出版，其余20余卷将陆续出版。

该课题研究拓展了比较教育学的传统研究对象，增进了对“一带一路”国家与区域教育体系研究的知识储备，推动了国际教育、发展教育的研究，同时探讨了“一带一路”教育共同体建设中区域和全球教育治理的新模式，为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区域的教育战略对接、制度联通、政策沟通，以及深度参与区域和全球教育治理提供了决策依据。另外，该课题研究邀请了一批中青年学者和研究生参与研究工作和《“一带一路”国家教育研究书系》的编写工作，培养了一批学术新人。

四、四十年学术贡献与治学之道，推动比较教育学创新与发展

胡昳昀：您长期关注我国教育教学改革的重大问题，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重大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等，您的研究成果《大学理念的传统与变革》《为未来培养领袖：美国研究型大学本科生教育重建》《全球时代的比较教育：机遇、挑战与使命》等多次获得国家、省市级的重要奖项，这些是外部对您深耕比较教育学四十年的肯定。但从个人的角度，您认为自己这四十年间最主要的学术贡献有哪些？

刘宝存：我觉得自己谈不上有多少学术贡献，只是在喜欢的比较教育领域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通过教育的比较研究为我国的教育改革探路，为我国的教育对外开放探路，为比较教育学科发展探路。一是在学术研究和咨政服务上寻求新突破。我在学术研究上围绕大学理念、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政策与实践、世界教育政策、教育国际化、全球教育治理等问题开展了一些研究，撰写了300多篇学术论文和20余部学术著作，并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咨政建言，向教育部等部门提交数十份咨政报告，在推动知识创新和政策咨询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二是带领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团队寻求新发展。我从2009年开始担任该院负责人，在顾明远先生、王英杰先生的指导下，我带领团队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围绕基地建设开展有组织科研，开辟人才培养国际化新赛道，强化咨政服务，拓展国际合作交流，使团队走出发展的低谷，在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和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的评估中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成为教育部高校高端智库，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三是推动中国比较教育学科在全球教育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顾明远先生、王英杰先生的指导下，我与同事们一起推动了中国教育学会比较教育分会重返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并于2016年在北师大主办了第十六届世界比较教育大会。我院一批教授在国际学术组织担任重要职务，如王英杰先生在2013—2019年任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副会长，我自己在2016—2021年任亚洲比较教育学会会长，现任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执委会委员和大会执行委员会主席，我和滕珺教授任亚洲比较教育学会理事会理事。他们在国际学术组织中维护中国利益和国家统一，反映中国立场，讲述中国故事，发挥着民间外交的作用。

胡昳昀：您在比较教育研究领域深耕并坚守40年，积累了很多治学经验，您认为作为比较教育学者，应该遵循什么样的治学之道，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刘宝存：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到了“耳顺”之年，回顾这40年，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而且两者往往是互相印证、汇聚在一起的，都是需要总结的，也许这就是你讲的治学之道。除了教育研究要遵循的一般要求之外，例如要研究真问题、要做真研究、要讲真发现等，比较教育研究应特别注意以下三点。

第一，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立足中国，放眼世界”是顾明远先生为我院题的院训，也是比较教育研究的基本遵循。比较教育把国际社会的教育理论和实践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但并不是为了研究国外而研究国外。虽然比较教育研究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研究世界教育的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推动教育的知识创新，但是比较教育研究也有一个实用的目的，就是立足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通过研究国际社会的教育寻求世界教育的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了解不同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对相关教育问题的理论阐释和政策举措，通过比较研究提出解决我国教育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方案。第二，顶天立地。学术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知识创新，推动知识前沿的发展。但是，当前学者的学术使命是多元的，在学术研究方面不仅要做好理论研究，而且要做好应用研究。在应用研究方面要“顶天立地”，所谓顶天，就是要做好咨政建言工作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重大教育决策提供智力支撑；所谓立地，就是要为区域教育创新和各级各类学校的改革试验提供咨询服务。第三，站位高远。教育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教育问题既与教育内部诸要素密切相关，又与教育外部各因素紧密联系，甚至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方面的发展变化也会影响本国教育的发展。

因此比较教育研究要提高站位，树立全局意识和全球意识，不能仅仅从一个人、一个单位、一个区域的角度看待教育问题，要站在教育事业甚至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全局来看待教育问题，要从全球教育改革发展的大视野下看中国教育问题。因此我经常给同学们和同事们讲：“研究教育特别是比较教育，不能仅仅把自己当作一个学生或者教师，而是要把自己当作教育部长甚至国务院总理，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全面、更准确地把握教育问题了。”

胡昳昀：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未来的工作重点吗？您认为要从哪些方面进一步推动比较教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呢？

刘宝存：下一步的学术研究，除了根据国家教育改革战略和我院工作需要开展研究外，主要想做好以下几项工作：一是开展比较教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国际比较视野下中国大学理念的传统与变革研究。这些研究一直是我国比较教育研究的薄弱环节，也是我一直想做而没有时间去做的研究，希望今后有较多的自由时间去完成；二是加强比较教育学科的系列教材建设。40多年前，王承绪、朱勃和顾明远先生主编了新中国第一部比较教育教材《比较教育》，最新一版第六版也已出版；王英杰先生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材《当代教育思潮评析》，我主编的新时代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材《比较教育学》也已启动。这些教材远远不能满足人才培养的需要，需要组织大家一起编写比较教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系列教材，并力争将部分教材推向世界。三是扶持年轻人发展。比较教育学科的发展需要更多优秀的年轻人加入研究队伍中，作为一个具有一定经验的老教师，我将更多地扶持年轻人的发展，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让他们承担更多的责任，为他们搭建更好的舞台，帮助他们快速成长。

五、数年如一日践行育人使命，探索与实践比较教育学科人才培养新模式

胡昳昀：作为我国比较教育学科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以及北师大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的院长，您一直在积极探索人才培养的新模式。您牵头申请下了我国比较教育学专业第一个全英文授课的学术型国际硕士和博士研究生项目“教育领导与政策”，还与欧洲大学联合开发了欧盟伊拉斯谟·世界“高等教育研究与创新”硕士项目，这是我国大学首次以全面合作伙伴身份参加该项目。可以说这两个项目开创了我国比较教育学科国际化人才培养的先河。您能介绍一下这两个项目的具体内容及申请的初衷吗？

刘宝存：人才培养是大学的根本职能。在人才培养方面，我做的第一件重要事情就是领导我院开发了比较教育学专业的全英文授课的国际硕士项目和国际博士项目。我院在1979年开始招收比较教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1985年开始招收比较教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是我国最早招收比较教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单位，有着丰富的研究生培养经验；同时也是最早招收中文项目留学生的单位之一，培养了我国第一个获得文科博士学位的留学生，是我国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单位。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教育国际影响力的扩大，有越来越多的国际学生希望来中国学习，同时我国政府也鼓励外国学生来华留学。但留学生们并不懂中文，为了进一步提升服务国家战略的能力、提升我院人才培养的国际化水平，2010年，我院与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国际教育研究所合作，联合开发了我国比较教育专业第一个全英文授课的学术型国际硕士研究生项目“教育领导与政策”，2011年开始面向全球招生，旨在培养具有深厚的教育理论素养，掌握国际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基本动态，具备良好的国际交流能力和教育管理与领导能力，符合国际就业市场要求，能在国际组织、各国政府管理部门、非政府组织及相关领域中任职的国际化人才。

2013年，在第一届国际硕士研究生毕业后，该项目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是我国比较教育专业第一个全英文授课的学术型国际博士研究生项目。10多年来，“教育领导与政策”国际硕士项目和国际博士项目取得了很大成功，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培养了一批青年领袖，培养了一批知华友华的国际化人才。该项目课程同时向中文项目学生开放，也促进了我院研究生教育的在地国际化发展。

在人才培养方面，我做的第二件重要事情就是领导我院与欧洲大学联合开发了欧盟伊拉斯谟·世界“高等教育研究与创新”（简称“MARIHE”）硕士项目。全英文国际硕士和博士项目的开发为我院人才培养的进一步国际化打开了大门。我院应邀与奥地利克雷姆斯多瑙河大学（协调方）、芬兰坦佩雷大学和德国奥斯纳布吕克应用科学大学一起开发了“高等教育研究与创新”（简称“MARIHE”）硕士课程项目。2011年2月，四所大学向欧盟申报了欧盟伊拉斯谟·世界项目，并于当年7月成功获批。这是我国大学首次以全面合作伙伴身份（full partner）参加该项目。作为全面合作伙伴之一，我院全面参与项目的招生、教学（5门课程）、管理等各项工作。在招收5届学生之后，该项目再次申请欧盟资助并获得成功，第二期项目增加了匈牙利罗兰大学和印度撒帕尔工程技术学院两个全面合作伙伴。第二期项目招收四届学生，项目理事会又邀请葡萄牙阿威罗大学作为全面合作伙伴参加，一起申请第三期项目并获得成功。与前两期项目不同，我校不但作为全面合作伙伴参与招生、教学和管理工作，而且将参与学位授予。以全面合作伙伴身份参与欧盟伊拉斯谟学位项目，意味着我院研究生培养质量得到欧盟的认可，意味着我院以欧盟标准开展研究生教育，扩大了我院、我校乃至我国的国际影响力。该项目每年全球招生20余人，加上我院自己的“教育领导与政策”国际硕士项目和国际博士项目学生以及中文项目的国际学生，使国际学生数量远远超过中文项目学生。

胡昳昀：我们都知道您身兼多职，平时工作繁忙。北师大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的师生都说您是英东楼7层的“看门人”，因为无论何时找您，您几乎都在办公室。虽然您这么忙碌，但是数年如一日，坚持上好每一节课，为学生开好每一次师门会，您培养的不少学生获得了北京市、北师大优秀毕业生称号，指导的学生论文多次获得北师大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您在教育和指导学生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于2022年荣获了北京师范大学“四有”好老师金质奖章。面对繁忙的工作和多重职务，您是如何保证教学质量，并对学生进行指导的？您能分享一下心得和体会吗？

刘宝存：教书育人是大学教师的天职。在山东大学期间，我主要的教学任务就是讲授师范生公共课“教育学”和“心理学”，指导师范生的教学实习。来到北师大后，我既给中文项目学生授课，也给英文项目学生授课。在中文项目中，我主讲过“比较教育学”“比较高等教育”“世界教育改革与发展”等本科生课程，“比较教育管理”“高等教育学”“教育学原理”“国际教育动态”等硕士生课程，“教育学科前沿发展”“比较教育的理论与方法”等博士生课程。在英文项目中，我主讲过“Educational Reform: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Insights from Practice：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等硕士生课程，“Major Issues of Worldwide Education Reform”等博士生课程。三十多年来，我一直坚持备好每一节课，上好每一节课。

除了上课，大学教师在人才培养方面的基本使命之一就是指导学生。我2004年开始指导硕士生，2008年开始指导博士生，同时也指导本科生，招收博士后和访问学者。截至2024年6月，我共指导中文项目硕士生74人，博士生49人，博士后16人，访问学者10人；英文项目硕士生10人，博士生22人。为了更好地指导学生，我安排每周一次的组会（同学们称之为“师门会”，其实我不太喜欢这个概念，因为学习活动不应该以师门为壑，我们的活动也不限于师门，其他老师、其他学校的学生甚至访问学者也可以参加），组会的主题包括学术论文的写作与发表、经典著作读书汇报，也包括学位论文的选题、开题与答辩，以及学业与就业的宏观指导与研讨。安排这样的组会，主要目的是把握学生的学业进度，提升学生的学术能力，启迪学生的批评性思维，发挥学生集体的从游功能。令人欣慰的是，同学们都很勤奋刻苦，不少同学毕业时获得北师大和北京市优秀毕业生称号，毕业后成为单位教学科研方面的骨干。

2022年，我荣获北京师范大学“四有”好老师金质奖章，这可以看作同事们对我在人才培养工作方面的认可。虽然获得此奖章对于一位教师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荣誉，但是也让我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反思人才培养的真谛。我觉得人才培养首先应该做到学生至上，甘做人梯。现在国内外都流行一种说法，就是“以学生为中心”或者准确地讲“以学生发展为中心”。这不仅仅是因为数字化时代学生学习自主性的增强，更重要的是大学的核心使命就是人才培养，就是有效地促进学生的发展，这是由大学的根本使命和教师的天职决定的。因此，我经常说一句话：“学生的事情是最大的事情”。其次，教学相长，朋辈互学。在人才培养中最重要的关系就是师生关系。师生关系从来都不是单向的教师传授、学生学习关系，而是一种教学相长、共同成长的关系；同学之间的关系从来都不是相互竞争、相互排斥的关系，而是相互学习、共同成长的关系，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朋辈相互造就，师生彼此成全”。再次，学无止境，追求卓越。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终身学习的时代，只有不断学习，才能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应该志存高远，树立终身学习理念，始终保持对新知的渴望和求索，在学习、研究、教学等方面不断追求卓越，不断提升自我、超越自我，实现最好的自己。

六、寄语后学：坚忍不拔，求知若痴，共塑中国教育学的未来

胡昳昀：在采访即将结束之际，您能对年轻学者提些期望或建议吗？在您看来，年轻学者们应该如何把握当前的时代机遇，在教育学这一领域中实现自己的抱负，并为该学科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刘宝存：与我们这一代相比，现在的年轻人接受了更好的教育，掌握了科学研究的范式和方法，有着更加光明的前程。我想借用顾明远先生的人生格言和王英杰先生的话与他们共勉。顾先生的人生格言是：“像松树一样做人，坚挺不拔；像小草一样学习，随处生根；像大海一样待人，容纳百川；像细雨一样做事，润物无声。”王英杰先生在第六届世界比较教育论坛的主旨演讲中告诫我们说：“我们中国的比较教育学者可以大有所为，我们要不忘初心，以国际主义的理想和冲动，以好奇的原始动力，像朱利安那样坚忍不拔，意志坚强，求知若痴，坚守我们的学科，不断探索比较教育学的新疆界，不断探索比较教育学研究的新范式，为比较教育学真正成为全球比较教育学而奋斗。”[3]王先生这句话虽然是寄语比较教育学者的，但是我觉得能让所有的年轻教育学者都受用。坚忍不拔，求知若痴，不断探索教育研究的新疆域、新范式，是中国教育研究年轻学者的使命和担当。

参考文献

[1] 王英杰. 再谈比较教育学的危机[J]. 比较教育研究，2007(3):14-16.

[2] 王英杰.比较教育学科要积极回应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新需求[J]. 比较教育研究，2023(8):5-7.

[3] 王英杰.民族国家、全球化与比较教育学：问题、冲突与挑战[J]. 比较教育研究，2017(12):3-6.

来源：永大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