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谈美化与拔高？姚雪垠对李自成的书写，和毛主席的想法不谋而合

摘要：明朝末年，天下大乱，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在与明军的艰苦对抗中，历经波折，退入商洛山。然而，命运似乎并未打算轻易放过他们，商洛山突发严重灾荒，粮食极度紧缺，这无疑给李自成及其农民军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明朝末年，天下大乱，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在与明军的艰苦对抗中，历经波折，退入商洛山。然而，命运似乎并未打算轻易放过他们，商洛山突发严重灾荒，粮食极度紧缺，这无疑给李自成及其农民军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在那个灾荒肆虐的年代，商洛山地区土地干裂，庄稼颗粒无收，百姓们陷入了绝望的深渊。树皮被剥光，草根被挖尽，饥饿的阴影笼罩着每一个角落。对于李自成的农民军而言，粮食问题成为了生死存亡的关键。军队的口粮供应日益紧张，士兵们饥肠辘辘，士气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一些士兵开始动摇，甚至出现了开小差的情况。

面对商洛山灾荒带来的粮食危机，李自成深知必须采取果断措施来解决军队和百姓的吃饭问题。他首先想到的是派人到外地买粮，于是派出老马夫王长顺假装小贩，带着士兵和百姓，每人赶着一头驴，驮着两条长口袋，组成运粮小队，前往城池与附近县份购买粮食。这些运粮小队往往十头到二十头小毛驴结队而行，以防零星土匪或小股乡勇拦劫。这种赶驴贩粮的方式在当地和豫西一带较为常见，所以并未引起官府的怀疑。然而，由于灾荒的影响范围广泛，粮食价格飞涨，且各地粮食储备都十分紧张，这种买粮方式收效甚微。

在买粮困难的情况下，李自成又将目光投向了附近山寨中的富户，试图向他们 “借粮”。但富户们大多吝啬自私，不愿拿出粮食接济他人。于是，李自成不得不采取更为强硬的手段 —— 打粮。他派出几小队人马到一二百里以外的县份打粮。打粮不同于借粮，为了安全考虑，避免暴露行踪，同时也为了与土匪们单纯的掠夺行为划清界限，李自成的部队不仅派人送信，鸣铳点火明确告知对方这一要求，还在信中义正言辞地写道 “因尔为富不仁，万人痛恨，故索银索粮 ”，并警告对方，否则就攻进寨子、杀人烧屋。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李自成的部队也格外注意纪律，对穷苦老百姓更不骚扰。

尽管打粮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军队的粮食压力，但李自成心中始终牵挂着受灾的百姓。他深知百姓在灾荒中所遭受的苦难，于是毅然下令分一部分粮食出来赈济百姓。然而，这一决定却让军队面临着更加严峻的粮食问题。士兵们本就因为灾荒而生活艰苦，如今还要分出粮食赈济百姓，使得他们的生活愈发艰难。甚至李自成身边的郝摇旗也动摇了，带着自己的队伍奔到了河南。

而老百姓的日子同样不好过，即使有了李自成部队的赈济，粮食仍然短缺。许多家庭开始吃草根树皮，艰难度日。李自成每天骑马出去，常常看见一些枯瘦如柴的男女饥民出外逃荒，心中充满了忧虑和无奈。到了年底，这个对于传统中国农民来说至关重要的时节，李自成却陷入了两难的困境。一方面，他考虑到军队将士同样饱受饥饿，需要分配充足的粮食来安定军心；另一方面，他又希望在腊月底再放一次赈，让老百姓能够过上一个安稳的年。“俗话说，兵没粮草自散。难道能让弟兄们饿着肚子散伙么？可是如果不放赈，难道能眼巴巴地看着附近的百姓饿死和逃光么？” 李自成在心中反复权衡着，却始终难以做出抉择。

在这艰难的抉择时刻，李自成的内心经历了一番激烈的挣扎。一次，他骑马在田野间巡视，听到一位农妇呼唤孩子的声音，这声音宛如一道电流，瞬间触动了他内心深处最柔软的地方。他不禁回忆起自己昔日的贫苦生活，想起了自己死去的父亲。他的父母都是勤劳忠厚的百姓，一生都在为了改善生活而努力奋斗，然而，最终却还是在饥寒交迫中悲惨地死去。

看着眼前这位虚弱的农妇，李自成仿佛看到了自己父母的影子，也看到了无数在灾荒中受苦受难的百姓。他猛然醒悟，这里的村童 “华来儿”，又何尝不是另一个曾经的自己呢？

李自成认识到，农民军如果想要摆脱令人恐惧与不齿的匪寇名号，实现进一步的发展，就绝不能脱离与农民的关联。仅仅依靠掀起战争，是无法真正解决问题的。他意识到，农民军来自农民，就应该为了农民而战。从这一刻起，那个出身穷苦、深知农民苦难的农民之子的影像，在李自成心中愈发清晰地浮现出来。

李自成最终做出了力排众议的决定，选择向百姓赈济粮食。这一决策对农民军的走向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与罗汝才、张献忠等其他农民军势力不同，李自成的部队一直秉持着坚决战斗、不扰害百姓的宗旨。在面对灾荒困境时，其他农民军势力往往更注重军队的自保和发展，而李自成却将百姓的生死放在了重要位置。他的这一决策，赢得了百姓的信任和支持。

李自成的农民军在商洛山历经艰难困苦，成功突围后，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他们凭借着李自成的仁义之名以及 “均田免粮” 等深得民心的政策，吸引了大量农民纷纷投军。这些农民饱受灾荒和官府的双重压迫，生活困苦不堪，听闻李自成的队伍军纪严明，善待百姓，还能为他们提供生存的希望，便毫不犹豫地加入其中。

李自成深知民心的重要性，每到一处，他都积极开仓放赈，将从富户和官府手中夺得的粮食和财物分给穷苦百姓。这一举措不仅解决了百姓的燃眉之急，也让李自成的名声在民间迅速传播开来。百姓们对他感恩戴德，纷纷传颂他的功绩。“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这首民谣生动地反映了百姓对李自成的拥护和期待。

崇祯十四年（1641 年）正月，李自成率领大军一举攻克洛阳。洛阳是明朝福王朱常洵的封地，福王富可敌国，却贪婪吝啬，对百姓的疾苦漠不关心。他平日里横征暴敛，鱼肉百姓，百姓对他早已恨之入骨。李自成攻克洛阳后，活捉了福王朱常洵，这一事件极大地鼓舞了农民军的士气，也让李自成的威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同时，福王积攒的如山财货也全都落入了李自成手中，这些财物为农民军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随着李自成农民军规模的不断扩大，新的问题也接踵而至。军队人数的增多导致粮食消耗急剧增加，而灾荒和战乱使得农业生产遭到了严重破坏，粮食供应变得愈发紧张。尽管李自成通过攻占城池、开仓放赈等方式获取了一定的粮食，但这些粮食仍然难以满足日益庞大的军队和受济百姓的需求。

到了四月上旬青黄不接的时候，粮食困难的情况愈发严重。附近几县的老百姓已经将地里的豌豆荚吃光了，稍嫩的豌豆秧也未能幸免。李自成虽然一直拿出粮食赈济得胜寨周围二十里以内的饥民，但此时也不得不拿出更多的粮食来维持局面。然而，面对这一严峻的问题，李自成却逐渐忽视了应对。接二连三的胜利以及宋献策所献李氏将取代明朝的谶言，让李自成变得日趋自信。他坚信只要再次攻下富裕的开封，粮食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李自成在经历了商洛山的艰苦岁月以及一系列的胜利后，他的心态逐渐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曾经那个出身贫苦、深知农民苦难的李自成，在成为大军元帅乃至心怀称帝梦想的领导者后，他对待百姓的态度也随之改变。这种转变，从他对一些事情的处理方式上便可明显看出。

在商洛山灾荒时期，李自成心系百姓，为了赈济百姓，不惜与部下产生分歧，坚决力排众议。他深知百姓的疾苦，将百姓的生死存亡视为自己的责任。然而，随着农民军的不断壮大和一系列胜利的取得，尤其是在攻占洛阳等重要城池后，李自成逐渐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宋献策所献李氏将取代明朝的谶言，更是让他坚信自己天命所归，开始将目光更多地投向了建立新朝、成就帝业的宏伟目标上。

此时的李自成，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为了确保军队能够在战场上取得胜利，开始忽视百姓的利益。他不再像以前那样，亲自倾听百姓的声音，关心百姓的生活。面对双喜代表百姓求见，他表现出了不耐烦：“咳，你这孩子！你看这里有多少大事等着我处理。那些百姓求见，也不过是要我替他们伸冤报仇，或劝我去攻哪座城池。你就替我做主回话吧，不要再打搅我啦。” 曾经在野地聆听农妇呼唤儿童的那份共情与关切，如今已渐渐消失殆尽。他对灾荒的理解与处理，也从最初的改善贫苦民生，转变为单纯地鼓动更多人加入革命，而对革命的初衷 —— 为百姓谋福祉，却逐渐无视。

随着李自成心态的变化，农民军与百姓之间的关系也逐渐疏远。在开封之战中，这种疏远表现得尤为明显。当时李自成急于攻下开封，以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因此在指挥作战时变得愈发浮躁。为了增加军队的胜算，他不惜让军队弃置粮草，全然不顾这会给百姓带来怎样的灾难。

在攻守僵持的局面下，身处夹缝中的平民成为了战争的最大受害者。以秀才张成仁一家为代表，他们的生活被战争彻底摧毁。开封城内的百姓，不仅受灾荒的影响，家家无余粮，还要承受战乱带来的痛苦。他们对农民军心生怨恨，“香兰半天不说一句话，后来，忽然愤愤地冒出一句：‘人家姓李的和姓朱的争天下，把咱们百姓也拖在里头，叫咱们怎么活？ ’…… 香兰不敢分辩，心里总觉得这个‘忠 ’字十分渺茫，不能当饭吃。可是她自从结婚以来，没有违背过丈夫的意思，所以尽管心里有许多疑问，也不敢说出口来。”

在进入北京后，李自成没有及时调整政策，以适应新的形势。他没有充分认识到灾荒过后百姓对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的迫切需求。相反，他的农民军开始出现军纪败坏的现象，士兵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他们对百姓的疾苦不再关心，曾经的 “均田免粮” 口号也逐渐成为了一句空话。这种对民意的背离，让李自成失去了百姓的支持和信任。

对灾荒的漠视和对民意的忽视，最终导致了李自成农民军的失败。曾经支持他的百姓，如今对他失望透顶。在清军的进攻下，李自成的农民军失去了民心的支持，变得不堪一击。李自成也在逃亡途中被杀，他的大顺政权也随之覆灭。

姚雪垠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自问世以来，便引发了广泛关注与讨论。其中，关于他对李自成形象的塑造，有人质疑存在美化与拔高之嫌，但深入探究后会发现，姚雪垠对李自成的书写，在诸多关键层面与毛主席的想法不谋而合。

毛主席十分重视对李自成这一历史人物的研究，1939 年 12 月，他在延安阐述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时，明确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列为典型，指出农民的阶级斗争、起义和战争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1944 年春，毛主席阅读陕西人李健侯所著《永昌演义 —— 大顺帝李自成》后，给予高度评价，肯定李自成所领导的农民战争是中国两千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极为著名的一次，还特意派人 “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 。彼时，毛主席更关注李自成由胜利走向失败的历史教训，在阅读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后，将其作为整风文件，告诫全党同志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姚雪垠在创作《李自成》时，秉持着严谨的治学态度与深刻的历史洞察。他笔下的李自成，绝非简单的脸谱化英雄，而是一个具有复杂性格与成长历程的农民起义领袖。在小说中，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初期力量薄弱，面临着明军的围剿、地方势力的抵抗以及内部的矛盾纷争。但李自成凭借卓越的领导才能、坚韧不拔的意志以及对贫苦农民的深切同情，逐渐壮大起义队伍。这与毛主席所强调的农民起义是推动历史发展动力的观点相呼应，姚雪垠通过细腻的笔触展现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顺应了当时广大农民渴望摆脱压迫、追求平等自由的历史潮流，是社会矛盾激化下农民阶级反抗的必然结果。

在对李自成失败原因的刻画上，姚雪垠也与毛主席的思考一致。小说里，李自成率领起义军攻入北京后，起义军内部确实出现了骄傲自满、贪图享乐的现象。如刘宗敏等将领，进入北京后迅速腐化，对明朝官员大肆拷掠，军纪逐渐松弛，失去了民心。李自成虽试图约束部下，但在复杂的局势下，难以完全扭转局面。这种对李自成起义军由盛转衰过程的描写，与毛主席从《甲申三百年祭》中总结的李自成因骄傲、腐败导致最终失败的教训高度契合，深刻揭示了农民起义军在取得阶段性胜利后，若不能保持清醒头脑、坚守初心，很容易重蹈历史覆辙。

1966 年夏，毛主席托人转告中共武汉市委，要求对姚雪垠加以保护。同时，毛主席于百忙中阅读了《李自成》第一卷，指示让作者继续写下去，将全书写完。1975 年 11 月，82 岁的毛主席对姚雪垠关于继续写作和出版小说《李自成》的来信作出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二卷、三卷至五卷。” 这一系列举动表明，毛主席认可姚雪垠创作《李自成》的价值与方向。姚雪垠没有美化李自成的失败，而是客观地呈现出农民起义军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兴衰过程，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历史镜鉴，这与毛主席希望通过研究李自成的历史来汲取经验教训、警示全党永葆艰苦奋斗作风的想法相辅相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