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孔子一生开门授徒，门弟子多达三千人。他先在鲁国一面办学，一面从政；五十五岁开始带领弟子周游列国；六十八岁返回鲁国，与弟子一起著书，至七十三岁去世。在此可注意两点，第一，孔子著书已是晚年，离去世只有五六年；第二，孔子著书，著于文字者只有经文，经义都口授弟子，并不
第二个问题，孔子与先秦诸子作为思想家为何都办教育？他们私学中师徒为何结成一体，形成利益共同体？
孔子一生开门授徒，门弟子多达三千人。他先在鲁国一面办学，一面从政；五十五岁开始带领弟子周游列国；六十八岁返回鲁国，与弟子一起著书，至七十三岁去世。在此可注意两点，第一，孔子著书已是晚年，离去世只有五六年；第二，孔子著书，著于文字者只有经文，经义都口授弟子，并不录为文字。既然晚年才著书，又不将经义录为文字，说明不指望主要通过书籍（间接传播）传布学说，他主要通过包括周游列国在内的口头宣传（直接传播）扩大社会影响。孔子以后，战国诸子也都开门授徒，门下弟子数量也都很多。例如，墨子、孟子的弟子常有“数百人”[1]，道家田骈有“徒百人”[2]，农家许行有“徒数十人”[3]，等等。那么，孔子与先秦思想家为何都办教育呢？这样的不约而同，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另有重要原因呢？这个问题，通过孔子与西汉扬雄的比较就清楚了。扬雄（前53—18），西汉著名思想家，一生未为大官，立志“求文章成名于后世”，重要著作有《法言》《太玄》等。[4]将扬雄与孔子相较，至少有三点不同。第一，孔子开门授徒，有三千弟子；扬雄没有开门授徒，去世前只有一个弟子——侯芭相随。第二，孔子带领众多弟子从政，并周游列国；扬雄在长安闭门谢客，“人希至其门”。唐代诗人卢照邻也说：“寂寂寥寥扬子居（按：“扬子”即扬雄），年年岁岁一床书。”（《长安古意》）。第三，孔子到晚年才著书，孟子也是到晚年才著书；扬雄一辈子埋头著书，早就立志“求文章成名于后世”。这三点说明，同为思想家的扬雄与孔子，他们所走道路不一样。西汉扬雄走的是著书扬名的道路。那么，孔子能不能像扬雄那样走著书扬名的道路呢？扬雄走著书扬名之路，首先取决于西汉为他提供的两个客观条件。其一，书籍（文字作品）已在公众间传播。这证据便是，扬雄死后四十多年，他的著作“大行”于世。其二，作者已在作品上署名。这证据便是，扬雄头脑里产生了“求文章成名于后世”的著作动机。没有这两个客观条件，扬雄文章做得再好他也不可能名扬全国，而且任何人都无法靠埋头著书而名扬全国。问题是这两个客观条件，汉代以前概不存在。例如战国末年，流布到秦国的韩非《孤愤》《五蠹》抄本上，作者仍未署名[5]。战国中后期的书籍领域，虽然在子书带领下悄悄发生变革，可是到战国末年，不向公众传播与作者不署名这两项仍未见根本改观。因此，如果孔子或战国诸子也像扬雄那样一生埋头著书，因为所著书不能流布社会，所以他们不可能成为对社会产生重要影响的思想家，最后多半与著作一起湮没无闻。可见，对孔子与战国诸子来说，著书扬名的道路根本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他们要做思想家，不能不主要靠门弟子将学说布于社会，传于后世，所以他们必须开门授徒办教育，而且门弟子越多越好。因此，师徒关系必然成为老师学说赖以传承并赖以发展之不可或缺的载体，已如前述。于是，师徒之间不能不形成一种相互依存的特殊关系。一方面，弟子依赖老师子传授学说；另一方面，老师依赖弟子传承学说，并发扬光大。这种相互依存的特殊关系，促使师徒双方以传承师说为中心，抱成一团，结为一体，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孔门儒家的师徒关系是如此，先秦诸子的师徒关系也是如此。
先秦教育史最早发现私学师徒间存在上面所说那种特殊关系。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说：战国年间，“学派林立，私学比春秋更为昌盛，儒、墨、法、名、农诸家都有私学。……各学派都有自己的信仰，以私学为中心，结成政治集团。”[6]像孟子那样常常带领“数百”弟子“传食于诸侯”，[7]称这种师徒关系为“集团”，或不为过。与儒家相比，墨家师徒间更有严密的组织系统。先秦私学的师徒双方抱成一团，形成利益共同体，盖为事实。这种利益共同体既以传承师说为宗旨，或许称“文化集团”更好些。师说，是联系师徒双方成为利益共同体的纽带。维护与强化师说，是为了维护这个纽带，也是为了巩固利益共同体。因此，师说在传承过程中，弟子后学必须不断修订；若不修订，师说将因不能与时俱进而失去联系师徒双方的纽带作用，利益共同体也将解体。明乎此，再看经学传记在师徒相传过程中为何演变为一家之学集体著作，也就容易理解了。官书制度在西汉初年宣告结束，书籍从此开始面向公众传播，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随着社会上利用书籍作为传播工具的人越来越多，以前师徒间那种相互依存的特殊关系失去了继续存在的理由，因而汉代产生了与先秦私学有别的新型师徒关系。这件事再次提醒我们，鉴于书籍这类传播工具或媒介工具的巨大作用无所不在，传播工具的任何重要变革，都将改变人们的思维观念与行为方式，最终也将改变社会文化，以至改变世界。 （完）
注
释
[1] 《孟子·滕文公下》：“彭更问曰：‘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不以泰乎？’” 《墨子·公输》：“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
[2] 《战国策》卷11《齐策四》：“齐人见田骈……‘今先生设为不宦，訾养千钟，徒百人。’”
[3] 《孟子·滕文公上》：“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其徒数十人，皆衣褐，捆屦，织席以为食。”
[4] 《汉书·扬雄传下》：“雄三世不徙官。……以耆老久次转为大夫，恬于势利乃如是，实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用心于内，不求于外，于时人皆忽之；唯刘歆及范逡敬矣，而桓谭以为绝伦。……雄以病免，复召为大夫，家素贫，嗜酒，人希至其门。时有好事者载酒肴从游学，而钜鹿侯芭常从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时大司空王邑、纳言严尤闻雄死，谓桓谭曰：‘子尝称扬雄书，岂能传于后世乎？’谭曰：‘必传。顾君与谭不及见也。……’自雄之没至今四十余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终不显，然篇籍具存。”
[5] 《史记·韩非列传》：“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 从李斯告知秦王“此韩非之所著书”，可知作者没有署名。
[6] 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62页。
[7] 《孟子·滕文公下》：“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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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简
介
刘光裕（1936—2024），江苏武进人。1959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留校执教。1970年，借调至山东省委宣传部工作。1973年，回到山东大学，任《文史哲》编辑部副主任，全权负责复刊等事务。1975年初，重回山东省委宣传部。1978年，任山东省委宣传部理论研究室副主任。1979年夏，再次回到山东大学，出任《文史哲》编辑部主任。在他主持刊物期间，《文史哲》的发行量跃居全国同类刊物之首。1984年冬，他辞去行政职务，回中文系教书。1996年退休。刘光裕先生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知名的、具有广泛影响的编辑学专家和出版史名家。他关于编辑概念的论述引发学界广泛关注与长期讨论；他是《中国出版通史》的发起人；他的中国古代出版史研究具有开创性，在出版史学界产生强烈反响。在经学、柳宗元研究、汉字文化等领域，刘光裕先生的研究也产生过重要影响。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刘光裕先生出版了《编辑学论稿》（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柳宗元新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中国书籍出版社2017年再版）；《编辑学理论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历史与文化论集》（中国文学出版社，2004年）；《先秦两汉出版史论》（齐鲁书社，2016年）；《蔡伦造纸与纸的早期应用》（齐鲁书社，2021年）等著作，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其中数篇文章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刘光裕先生两度主持《文史哲》的工作，对《文史哲》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而突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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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初柔说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