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古史辨”针对的是20世纪“古史辨”运动。当时，“古史辨”学派以顾颉刚“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说为核心，以疑古精神推动古史研究范式革新，但该学说及研究历程在后世引发诸多异议，部分观点被认为存在“疏于读书、以西损东”的局限，且过度疑古割裂了中华文明的传承脉络。

近日，首届“新古史辨与华夏复兴”学术研讨会在长沙岳麓大学城举行，近三十名考古学、历史学、民俗学领域学者参会。

“新古史辨”针对的是20世纪“古史辨”运动。当时，“古史辨”学派以顾颉刚“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说为核心，以疑古精神推动古史研究范式革新，但该学说及研究历程在后世引发诸多异议，部分观点被认为存在“疏于读书、以西损东”的局限，且过度疑古割裂了中华文明的传承脉络。

“新古史辨”一方面延续其怀疑批判精神，另一方面摒弃其旧有研究局限，强调考古实证与文献精研的深度融合；同时，也回应了近年社会界兴起的“西史辨伪”风潮——后者对西方古代文明提出了质疑，但也存在过度否定的嫌疑。“新古史辨”强调严谨的学术精神，构建多元文明叙事，倡导文明对话。

△论坛现场。

中南大学黄石教授指出，西方学界基于中性理论和古DNA构建的“出非洲说”叙事存在内在矛盾，而“出东亚说”与“遗传多样性上限理论”通过多维度实证，为中华文明起源史与全球文明叙事提供了科学支撑，这场学术突破不仅是生物学与分子进化论领域的革命，更将推动文明史书写方式的根本变革。

浙江金华山文化研究院院长施怀德主张“破西方范式迷思，立东方文明新论”，以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实证为根基，构建“稻作（天）·聚落（地）·礼制（人）”互构的“东方文明范式论”，并提出10000年前的上山文化与8000年前的裴李岗文化为中华文明首个“轴心时代”，打破了西方“青铜-文字-城市”文明起源标准的垄断，为全球文明对话提供了中国方案。

湖南省伏羲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肖敬东以“建木通天：伏羲文化从南方起源到北方融合”为主题，依托近四十年湖南地区的突破性考古发现，构建起伏羲文化南方起源的完整证据链。其一，从人类演化根基来看，此前学界普遍认为中国缺失5-10万年现代人类活动化石遗迹，而湖南道县福岩洞出土的8-12万年前完全现代形态人类牙齿化石，实证冰河期湖南是人类核心活动区，为南方孕育早期文明奠定了族群基础；其二，从伏羲文化符号传承来看，湖南高庙遗址（距今约7800-6800年）出土的白陶上，八角星纹象征宇宙秩序、凤鸟、獠牙兽面符号关联图腾崇拜，这些纹饰与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的伏羲女娲图、马王堆汉墓帛画伏羲女娲造像形成清晰的符号传承序列，直接印证南方是伏羲信仰的发源地。

湖南省伏羲文化研究会理事周洲基于《易经》天下文明观，系统重构江南地区文明演进脉络。他指出，20世纪以前，中华文明叙事长期受“中原中心论”支配，江南地区多被视为“南蛮之地”，但考古实证清晰显示：江南拥有延续百万年的人类活动史（郧县人）、领先全球万年的农业革命（玉蟾岩、上山稻作）、独立成熟的神话政治叙事（伏羲文化符号体系）、开放包容的礼制创造（高庙遗址白陶礼器、良渚玉礼器），逐步实现了从“文明源头之一”到“华夏中心区域”的历史跨越。这一历程不仅印证了《易经》“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动态文明观，更揭示出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南方地区是不可或缺的核心支撑。

湖南省伏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湖南工商大学教授王佩良通过青铜文明的起源和传播，阐述了他的“世界历史”。中国出土青铜器数量之巨大、种类之丰富、工艺之精湛，在全球独一无二，从铜矿遗址、冶炼炉埚、模范制作、冶炼配料、铸造方法、装饰工艺等方面可找到丰富完整的证据链，证明中国确实有过漫长而辉煌的青铜时代。西方出土的青铜器主要集中在武器、装饰品以及少量人像和动物雕塑上，而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类青铜器少见。由此可见，在西方古文明中并不存在一个青铜器在生产生活中占重要地位的时期。即使有一些小型零散的青铜器，也可能是从中国传过去的，或者是西方模仿借鉴了中国青铜冶炼工艺。青铜文明的起源和传播，和黑格尔所说“世界历史自东往西”的方向是一致的。

研讨会主要发起人枕戈提出以“炎黄大战”的视野来重新解释世界历史，认为这场6000年前发端于环洞庭湖地区的上古战争，既是《史记》中华夏史的开端，也是理解世界历史的重要开端事件，农耕族（炎帝为祖先）和游牧族（黄帝为祖先）为争夺生存空间而爆发大战；在此之后，人类文明和族群从中国南方“溢出”至两河、地中海地区，形成“中国-两河-地中海”的平行发展。

潇湘晨报记者王丽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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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潇湘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