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5年11月的一天,南亚的暑气还未散尽,卡拉奇机场跑道上卷起热浪。远处的机身涂着五星红旗,降落后舱门开启,一位身材魁梧、脚步生风的中年人走下舷梯,他就是即将接任中国第二任驻巴基斯坦大使的耿飚。那一刻,他或许已经预感到,这趟旅程会与枪林弹雨的战场截然不同,却
1955年11月的一天,南亚的暑气还未散尽,卡拉奇机场跑道上卷起热浪。远处的机身涂着五星红旗,降落后舱门开启,一位身材魁梧、脚步生风的中年人走下舷梯,他就是即将接任中国第二任驻巴基斯坦大使的耿飚。那一刻,他或许已经预感到,这趟旅程会与枪林弹雨的战场截然不同,却同样惊心动魄。
巴基斯坦成立还不到十年,却早被美英纳入冷战拼图。《马尼拉条约》《巴格达公约》两条锁链,把这个穆斯林国家紧紧拴在反共阵营。美国侦察机在卡拉奇加油后,常直扑我国西部边境。对中国而言,巴基斯坦既是潜在威胁,也是可能的突破口。谁能撬动这把门闩,谁就能为新中国赢得向西通途。
耿飚的履历在外交官里算另类。红四团团长、杨罗耿兵团参谋长、瑞典首任大使,一路摸爬滚打,外号“耿猛子”。与北欧绅士打交道六年,他练就了冷静的谈判本领,也摸透西方人握手时的每一分力道。调令一下,他从北欧寒流直奔印度洋热浪,朋友间曾打趣:“你是从冰窟跳进火炉。”玩笑归玩笑,耿飚很清楚,此行肩头担负的是国家大策。
1956年9月,他因出席中共八大回到北京。清晨六点,电话骤响,警卫只说一句:“主席请你现在过去。”短短一句,分量千钧。耿飚抵达中南海时,毛主席刚游完泳,身上带着水汽与氯味。他们坐在泳池旁吃面条,场景朴素,却关乎国运。主席问北欧局势,又问巴基斯坦动向,随后突然收敛笑意:“经济封锁摆在那里,南门靠香港还不够,你认为西门能不能推开?”耿飚放下筷子,答得干脆:“有路就打,无路也要蹚。”两人对视一笑,豪气暗涌。
任务说来简单——在亲美的伊斯兰国家里,为中国找到贸易通道、战略支点、外交缓冲。而那时的巴基斯坦,国内政党纷争,各省对中央掣肘,军方握有实权。想让这个国家同时得罪美国和印度,谈何容易。耿飚却知道,一切要从接地气的小事做起,先让巴基斯坦人民感受到“没有交换条件的善意”。
1957年,印度河流域暴雨成灾,粮仓被水淹,卡拉奇市场米价飙升。耿飚立刻发电回京,建议以正常贸易价格出售大米,再无偿赠送一部分。周总理批示:“量要足,手续从简。”不久,一袋袋写着“中国”二字却没有“援助”字样的米运抵卡拉奇港。当地报纸用大标题称赞“东方邻居的无声雪中送炭”。美国人急得追加面粉,可面粉袋上硕大的“美国援助”被市民调侃:“好像付钱买广告。”朴素的比较,最能动摇人心。
粮食只是开始。1958年起,中巴航空谈判连续推进。耿飚与巴方民航主管午夜推杯换盏,一边掰着手指算成本,一边劝对方把航线从加德满都改至北京—卡拉奇直达。“机票比去伦敦便宜一半,乘客为什么不选北京?”他反复叨念这句看似市侩的话,却准确击中了对方的盈利痛点。1960年春,第一架中巴航班起飞,标志着中国西向航线正式贯通。
领空开了,陆路更关键。喀喇昆仑山横亘两国之间,积雪、冰川、海拔,都是天险。1961年,耿飚带考察队乘吉普车抵达山脚,道路只是一条窄到极限的牧道。他拍拍副驾驶的仪表台,自言自语:“这里得有一条真正的公路。”随行的巴方军官回答简短有力:“修,但要公平划界。”几句话,埋下中巴边界谈判的契机。
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爆发,巴基斯坦敏锐地发现战略天平倾斜。耿飚把握时机,与巴方就划界原则进行马拉松式磋商。印度人暗中施压,西方媒体冷嘲热讽,谈判桌上硝烟滚滚。1963年3月,《中巴边界协定》终于签字。按分水岭原则,5310平方公里归中国,坎巨提谷地归巴基斯坦。有人质疑中国“吃亏”,可协议换来的,是山口背后的通道和铁杆伙伴。多年后,瓜达尔港—喀什高速通车,油气、光纤、集装箱沿着这条走廊源源北上,答案不言自明。
协议公布后,台北政权发表声明攻击耿飚“卖国”。外电记者追问时,耿飚只淡淡回应:“领土不是地图上随手涂的颜色,而是人民可以站稳的土地。”一句话,令在场记者面面相觑。讽刺的是,数十年后,连最尖刻的评论家也承认,中巴边界是我国周边最稳定的边界之一。
翻检档案可以发现,1960年至1964年,中巴贸易额由400万美元升至3000万美元,增幅之大令英美顾问团咋舌。更重要的是,西向大门一旦打开,信息、人员、技术不再受限于狭窄的香港通道。毛主席当年桌旁的那碗面条,也许正是在衡量这一条路的分量。
今天的恰克图姆铁路隧道里,依旧能听到轰隆的火车声。货车驶出山口,前方就是坎巨提。耿飚当年留下的墨线,换成了钢轨和光缆,也换来了两个亚洲国家穿越时空的信任。历史细节已经褪色,可“打开西大门”这五个字,依旧铿锵。
来源:我是学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