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研究发现，三成美国人血液中都有微小的塑料颗粒，甚至在人类大脑、心脏和胎盘里也能找到它们时，一场看不见的健康危机悄然开始。

当研究发现，三成美国人血液中都有微小的塑料颗粒，甚至在人类大脑、心脏和胎盘里也能找到它们时，一场看不见的健康危机悄然开始。

这些“致命微粒”与肝脏损伤、男性不育，甚至心脏病风险增加有关。可惜的是，旨在控制塑料污染的全球条约谈判在2025年8月破裂了。

在美国联邦层面，由于强大的石油利益集团的阻挠，限制塑料产量的努力也迟迟没有进展。

在全球行动停滞的情况下，普通人难道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些微粒在体内积累吗？

面对每年数百万吨的塑料污染，加利福尼亚州去提议禁止化妆品里的闪光粉，或者佛罗里达州某个城市限制节庆用的塑料纸屑，这不就是杯水车薪吗？

这种看法认为，地方性法规只是做做样子，根本无法改变全球塑料污染的庞大问题。

但这种批评忽视了地方行动的“针对性”和“示范性”。这些政策主要是针对“刻意添加的微塑料”。

像闪光粉、人造草皮的颗粒填充物，它们在生产出来时就是微小的塑料，使用过程就是直接向环境中播撒污染。

禁止它们，是从源头上最直接、成本也最低的预防措施之一。这就像做一台精准的外科手术，先把最明确、最容易处理的病灶切掉。

更重要的是，地方的率先尝试，能为更大范围的立法提供宝贵的实践经验。

例如，欧盟在2023年就采纳了类似的思路，通过了一项覆盖整个盟国的禁令，禁止所有不可生物降解的塑料闪光粉。

另一种普遍的担忧是，很多解决方案似乎把成本和责任都转移给了老百姓。

比如，要求所有新出厂的洗衣机都安装过滤器，用来拦截化纤衣物掉下来的微塑料。法国已经立法，要求在2029年前实现这个目标。

但2023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项类似的法案，最终却因为会增加洗衣机成本而被否决。

这就引出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这些措施是不是在让消费者为整个产业的“原罪”买单？

这个看法有一定道理，但低估了地方政策的实际影响。支持加州法案的数据表明，一个过滤器就能减少近80%的微塑料排放。

结合2019年的研究，估计海洋中高达35%的微塑料来自纺织品洗涤。看起来增加的成本，其实是非常高效的环保投资。

地方政策不仅仅让消费者多花钱。一些州正在推动更根本的变革，把责任从“消费者过滤”转向“生产者负责”。

比如，加州针对汽车轮胎磨损这个主要的二次微塑料来源，已经将一种叫6PPD-醌的有害化学物质列入优先清单，要求轮胎生产商解释如何“重新设计产品”或将其“从市场上移除”。

既然全球条约是最终目标，那为什么还要容忍各州“各自为战”的局面？

这种政策“补丁”不仅效率低，还可能造成市场混乱。等待一个统一的、自上而下的联邦方案，难道不是更理性的选择吗？

在美国，许多重大的联邦变革都是由各州的“混乱”探索推动的。各州不同的禁令、标签法和过滤要求，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政策实验室，为未来的全国性法律提供了宝贵的数据和经验。

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2015年，美国联邦通过了《无微珠水域法案》，禁止在洗护化妆品中添加塑料微珠，而这项法案正是在各州率先行动的基础上制定的。

如今，历史正在重演，地方行动已经开始实实在在地推动华盛顿的议程。

各州推行的“禁止冲厕”标签法，直接促成了2025年6月美国众议院通过的《WIPPES法案》；而洗衣机过滤器提案，也已经被提上了联邦议事日程。

微塑料已经进入我们的身体，全球解决方案依然遥远。但仔细分析后会发现，真正的希望不在远方的谈判桌，而是源自我们身边的社区和州政府。

来源：瑛子的分享日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