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约旦河西岸，希伯伦——自2023年10月以哈战争爆发以来，来自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建筑工人拉乌夫只在2024年7月返回过以色列一次。当时，他翻越了以色列修建的隔离墙，但在其雇主的建筑工地被以色列警察突袭时被捕。由于无证入境，他被关押了38天。如今，回到约旦河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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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6日，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村庄艾兹里亚的景象。约翰·韦塞尔斯/法新社通过盖蒂图片社
工作岗位的流失只是导致这场由耶路撒冷精心策划的经济衰退的因素之一。
约旦河西岸，希伯伦——自2023年10月以哈战争爆发以来，来自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建筑工人拉乌夫只在2024年7月返回过以色列一次。当时，他翻越了以色列修建的隔离墙，但在其雇主的建筑工地被以色列警察突袭时被捕。由于无证入境，他被关押了38天。如今，回到约旦河西岸的他被禁止进入以色列，禁令将持续到2027年。
为保护身份，拉乌夫不愿透露自己的姓氏。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后，他的工作许可被吊销，同样遭遇的还有其他约115000名持有工作许可的西岸巴勒斯坦人。战争已过去近两年，仅有约8000份许可得到恢复。
由于数十万巴勒斯坦人失业，约旦河西岸的失业率已飙升至30%以上，接近历史最高水平（截至2024年9月最后一次数据收集）。而在战争爆发前一个月，这一数字仅为12.9%。
与在以色列源源不断的工作机会相比，拉乌夫在西岸一直没能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他只能零星打些散工，比如清扫街道，日薪仅为50以色列新谢克尔（约合15美元）。被占领土上不仅工作稀缺，以色列自战前便开始实施的经济限制措施——例如扣留巴勒斯坦税款——更是扼杀了西岸的就业市场。
战争爆发第一年，国际劳工组织的一项调查发现，超过50%的西岸雇员工作时间减少，超过60%收入下降，65%的企业进行了裁员。
约旦河西岸工作机会匮乏，而前往以色列合法工作的途径又被切断，这意味着更多工人可能为了谋生而铤而走险。
“我们冒着风险越境进入以色列，想尽一切办法工作来养家糊口，”拉乌夫说。“但许多人付出了沉重代价，他们在穿越时受伤、被枪击或是从隔离墙上摔下来。”
巴勒斯坦经济学家纳赛尔·阿卜杜勒卡里姆指出，战争爆发一年后，西岸的贫困率翻了一番，失业率也几乎打破历史记录。
“巴勒斯坦经济，尤其是约旦河西岸经济的现金来源，是在以色列工作的巴勒斯坦劳工的工资，”阿卜杜勒卡里姆告诉《外交政策》。
虽然就业机会的流失影响重大，但这只是导致西岸经济衰退的因素之一。
早在以哈战争之前，以色列就已开始扣留本应转交给西岸的税款。自2019年以来，以色列以惩罚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向巴勒斯坦囚犯家属及被以色列军队杀害的巴勒斯坦人支付抚恤金为由，扣留了近80亿新谢克尔（约合23亿美元）的税款。根据上世纪90年代以色列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签署的临时和平协议《奥斯陆协议》，以色列财政部代表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征收税款，并按月转交。
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后，以色列内阁决定进一步扣留专门用于支付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在加沙公共部门雇员工资的税款，理由是担心这笔钱最终可能落入哈马斯手中。哈马斯负责管理加沙地带，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则主要负责支付社会事务、卫生和教育等部门的公务员工资。
作为抗议，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拒绝接受以色列移交的任何剩余税款。为此，以色列在2024年1月决定，将用于加沙的资金存入一个设在挪威的信托基金，经以色列财政部长贝扎莱尔·斯莫特里奇批准后才能发放。这一机制一直运行到2024年5月，因挪威承认巴勒斯坦国而激怒了斯莫特里奇，他随即终止了该协议。尽管此后有过几次款项支付，但在过去四个月里，税款一直被扣留。
即使在部分资金得以转移的情况下，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也只能支付大约50%至70%的工资。由于无法获得全部应得款项，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不得不向银行贷款来支付薪水。
阿卜杜勒卡里姆说：“这导致公共债务已增至近130亿美元，超过了巴勒斯坦国内生产总值的130%。”
今年6月，斯莫特里奇下令取消对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金融机构有业务往来的以色列银行的豁免保护，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危机。就在几小时前，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挪威刚刚联合宣布对其实施制裁。这项豁免保护每年更新一次，旨在保护以色列银行在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被指控资助恐怖主义时免受法律诉讼。如果没有豁免，这些以色列银行很可能会切断与巴勒斯坦同行的联系，从而催生现金经济和黑市。
虽然巴勒斯坦货币管理局类似于中央银行，但它无法印制自己的货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与以色列银行的联系。切断西岸与以色列之间的金融联系，将破坏被占领土的贸易，并将巴勒斯坦银行与全球金融体系隔绝。斯莫特里奇的决定要到11月豁免权续期时才会生效。
多哈阿拉伯研究与政策中心研究员伊哈布·马哈迈赫在给《外交政策》的邮件中写道：“如果以色列银行切断与巴勒斯坦银行的代理关系，巴勒斯坦经济将无法进口能源和食品，无法支付服务费用，甚至无法支付公共部门的工资。”
巴勒斯坦市场上过剩的以色列新谢克尔，使货币问题雪上加霜。作为《奥斯陆协议》的一部分，1994年签署的《巴黎经济关系议定书》确立了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之间的海关、贸易和税收关系，并规定以色列新谢克尔为被占领土使用的货币。
根据该议定书，以色列同意巴勒斯坦银行每年向相应的以色列银行转移最多180亿新谢克尔。然而，在过去十年中，巴勒斯坦市场上的新谢克尔出现了盈余。
巴勒斯坦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拉贾·哈立迪表示：“出现盈余的原因在于，巴勒斯坦经济自1995年以来增长了10倍。同时，如今进入经济的资金流也与1995年不同，例如来自阿拉伯裔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工人的资金。”
阿卜杜勒卡里姆补充说：“这些新谢克尔没有在经济中流通，最终都存入了银行。银行现在不接受大额存款，导致巴勒斯坦人发现很难兑付支票和进行转账，因为存款受到了限制。此外，银行也很难为对以色列的贸易出口提供资金，因为他们的账户余额根本不足。”
随着战争爆发，以色列军方加强了对西岸货币兑换中心的突袭。以色列方面声称，这些行动是切断恐怖活动资金来源所必需的。自2023年10月以来，以军已从这些货币兑换商处没收了数百万美元。（拜登政府曾在2023年表示，相信巴勒斯坦银行遵守了全球反洗钱和反恐融资标准。）
马哈迈赫解释说，巴勒斯坦劳工和西岸企业在处理延期支票、汇款和接收海外资金时，都高度依赖这些货币兑换中心。
马哈迈赫写道：“这些兑换点至关重要，因为它们流通美元和约旦第纳尔——这些货币比以色列新谢克尔更受欢迎，被用作储蓄。它们的业务中断造成了严重的现金短缺，使日常交易变得日益困难。限制这些兑换点，相当于打击日常生活本身，是将生存的基本必需品变成了另一种迫使巴勒斯坦人迁移的工具。”
随着约旦河西岸的经济急转直下，或许已无力阻止一场全面的经济崩溃。
阿卜杜勒卡里姆说：“在技术层面，除了削减预算和增加收入，巴勒斯坦政治层面无能为力。”他强调，这些方法要么已经通过削减工资实现，要么无法实施，比如向日益贫困的人口增税。
因此，受访专家认为，解决巴勒斯坦长期财政危机的唯一途径是政治性的：结束以色列的占领，建立巴勒斯坦主权，而不是让其领导层受制于与以色列盘根错节的经济关系。
阿卜杜勒卡里姆认为：“如果没有核心的政治条件，我们无法指望巴勒斯坦经济和人民至少恢复部分财富、收入和消费能力，过上体面的生活。”在他看来，这意味着首先要结束加沙战争，允许货物进入被围困的飞地，然后通过谈判达成和平解决方案，结束巴以之间数十年的暴力冲突。
对于拉乌夫和许多像他一样的巴勒斯坦工人来说，任何解决方案似乎都遥不可及。
“局势看起来毫无希望，没完没了，尤其是在以色列现政府的统治下……我不认为他们会允许巴勒斯坦工人返回以色列，”拉乌夫说。他感同身受地指出，以色列政府目前正在实施一项计划，用数十万外籍劳工取代巴勒斯坦工人。
“情况不会改变，相反，人们只会感到绝望，”拉乌夫说。
他补充道：“这种绝望可能会表现为爬墙和冒着被捕的危险，只为挣得每日的面包。”
作者信息
杰西卡·布克斯鲍姆（Jessica Buxbaum）是一名驻耶路撒冷的记者，报道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及叙利亚戈兰高地的占领。
来源：日新说Copernicium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