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关于大规模失业的预测此起彼伏。但从最近几年全球失业率的数据来看，“大失业”并没有到来，到来的其实是一个充满不稳定（precarious）工作的世界。

《下一个素熙》

近几年，大家普遍感觉到，工作不好找了。

随着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关于大规模失业的预测此起彼伏。但从最近几年全球失业率的数据来看，“大失业”并没有到来，到来的其实是一个充满不稳定（precarious）工作的世界。

不稳定工作的基本特点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缺乏长期、稳定的就业合同，打工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要离职走人，劳动关系和劳动收入都不稳定，升职加薪基本上不可能；第二，缺乏各种形式的法律保护和劳动保障。

这种工作当然不是什么好的工作。这也是为什么在中国，那么多人选择考编、考公的原因所在。因为不稳定工作的泛滥，体制内稳定的工作的含金量就显得越来越高。

虽然不稳定工作的概念源自于西方学术界，但是不稳定工作的现象却是全球性的。

01.

西方的不稳定工作

“二战”以后，西方普遍实行福特制加福利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这种模式为西方带来了高速的经济增长和普遍的社会繁荣。打工人在很大程度上分享到了发展的成果：工作稳定，工资和福利待遇都很优厚。

这种模式在“二战”以后的西方持续了将近三十年，被称为西方的“黄金三十年”或者“黄金时代”。即便是学历不高的蓝领打工人，也可以成为中产阶级。

当时基本实行的是“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因为一个成年男性的工资就足以养活全家。人们对企业有一定的归属感，对工作有一定的自豪感，在退休之后还可以领到可观的退休金。

《推销员之死》这部现实主义悲剧写于1949年，表现的就是当时美国的现实生活。

主人公洛曼没有接受过什么教育，但通过推销员的工作成了中产阶级。通过分期付款的方式，洛曼在纽约布鲁克林区买了房子，还买了汽车以及各种现代化家电。在中青年时期，洛曼比较成功地实现了“美国梦”。

不过，从1980年代开始，西方打工人的境况就急转直下，低工资、不稳定的工作大量出现。这种现象在当时的西方还有另外一个名字，“灵活（flexible）就业”。2000年以后，“不稳定工作”的概念成了学术界的常见说法，不稳定工作的现象成了比较普遍的社会现象。

在最近几十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虽然科技的发展让很多工作岗位消失了，但是西方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失业，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出现了新的工作岗位，而这些岗位大部分都是低薪的不稳定工作。

也就是说，虽然西方的工作数量没有大规模下降，但是工作的质量，比如工作的报酬和稳定性，却出现了严重的下滑。不论是在美国还是欧洲，不稳定工作都在大量地增加。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全面揭示了全球不平等的严峻现实。在西方，不平等关系的再度扩大，就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因为普通打工人的工资停止了增长，而富人的财富却在迅猛地积累。

很多打工人都成了不稳定劳工。这也是中产阶级在西方不断萎缩的原因所在：过去那些中产阶级工作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低薪的不稳定工作。

而这些不稳定的工作恰恰是工作的增长点，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社会的就业率，换句话说，拉低了社会的失业率。以美国为例，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失业率一直保持下降趋势。

《推销员之死》

2019年10月，美国失业率为3.5%，为196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的失业率在2020年之后有所攀升，不过截至2025年2月，失业率为4.1%，并不是很高。

这一点在新冠疫情期间可以看得更清楚。新冠疫情似乎为机器取代人类提供了难得的契机，但是那些把赌注投在自动化上的绝大多数企业都血本无归。

出现在街道、仓库和医院中的依然是人类，基本从事着所谓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比如外卖骑手、快递员、仓库和工厂工人、司机、环卫工人、护工和护士等等。

这些人奔波在外，暴露在病毒的威胁之下，为社会提供衣、食、住、行、护理、救助等维持生活和生命所必不可少的服务。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被称为核心工作人员（essential worker）或者关键工作人员（key worker）。

2020年3月中旬，“为了应对新冠疫情，亚马逊官方宣布要在物流中心额外雇佣10万名送货司机，这个事实说明，这家强大的科技公司也离不开人类工人。”

尽管美国的失业率创历史新低，尽管劳动生产率在不断增长，但是劳动者的工资并未见涨，低薪劳动者在就业人口中的比例也不断上升。

据2012-2016年美国劳动力的数据统计，在18至64岁的劳动人口中，超过44%的劳动者属于低薪劳动者。这些人大多属于不稳定的打工人，升职加薪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

如前所述，这些不稳定劳工广泛存在于饭店、酒店以及家政护理等行业，这些就业属于典型的低品质就业，因为这些工作工资低、工会化程度低，缺乏福利和保障。但是这些行业恰好就是就业的增长点。

另外，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以及各种各样平台企业的出现，很多所谓科技企业抛弃了传统的雇佣方式，在全球范围内分派任务。这些平台企业不需要与劳动者缔结任何劳动关系，只需要发布任务，然后等待合适的人来竞争、获取并完成任务。

这可以说是新时代的计件工资制。这种经济形态一般被称为零工经济（gig economy）。

零工经济的工作看起来很美好，好像劳动者可以灵活地安排自己的时间，像个企业家那样经营自己的事业。但是参与零工经济的主要是中下层劳动者，他们的收入岌岌可危，每天只能战战兢兢地等待并且竞争平台企业所派发的任务，没有办法掌控自己的时间。

因为他们跟企业没有正式的雇佣关系，也就无法享受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福利。这些零工经济的参与者也是不稳定劳工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不稳定工作的浪潮下，很多美国年轻人因为工资菲薄，难以承担独立生活所需要的各项开支，不得不与父母同居，以降低生活成本。据皮尤研究中心统计，2018年，美国25至29岁的年轻人中，有33%的人跟父母或祖父母同住。这一比例是1970年的三倍。

而且从趋势来看，这些千禧一代的年轻人不管是工作前景还是工资收入的前景，都很难超越他们的父辈。美国梦正在破灭，美国年轻人正变得越来越愤怒。这也是近些年来年轻人抗议不断增多的原因所在，比如各种各样的“占领”运动。

疫情期间，美国爆发“大辞职”浪潮，很多失业的人即便有工作也不去做，而在家办公的人也不愿意再回到公司上班。据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分析，这些辞职者认为市面上的工作都低薪且不稳定，宁可赋闲在家也不愿意上班受罪。

《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

不过，打工人的问题和愤怒并没有被美国民主党看到。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2024年的美国大选民主党会败给共和党，哈里斯会败给特朗普。

民主党内的民主社会主义者伯尼·桑德斯发表声明说，民主党抛弃了工人阶级，所以也被工人阶级抛弃。

从表面上来看，特朗普好像更关注工人阶级，更有可能为工人阶级谋福利。但实际上，特朗普的右翼民粹主义根本不可能给工人带来任何好处。

02.

中国的不稳定工作

中国的境况与西方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和同步性。

西方“二战”以后确立了福利国家制度和稳定的就业制度，而中国在1949年以后也逐步为大多数城市工人确立了稳定的工作和全面的福利；西方在1980年代以后开始出现大量的不稳定就业岗位，中国也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大量的劳工。

美籍华人学者黄宗智认为，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农民工的涌现和国企改制，不稳定的雇佣方式突然成为主流。

从1990年到2010年，城镇不稳定就业人员的总数呈不断增长的趋势，不稳定就业成员占城镇就业人员的比例从1990年的78.3%上涨到2010年的83.2%。也就是说，中国绝大多数的城镇就业人口都是不稳定劳工。

中国近两年的失业率维持在5%左右，在二十国集团属于中等水平，也没有出现想象中的大规模失业。不过，中国新增的工作岗位和西方相似，都是低工资的不稳定工作，尤其是平台经济所带来的服务业岗位，比如外卖、快递、网约车等，此外还有批发、零售、餐饮等传统服务业岗位。

这种就业方式不适用于或者只是部分适用于《劳动法》，资本以更低的经济成本和更小的法律代价使用和剥削劳动力，打工人很难通过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在黄宗智看来，不稳定的就业趋势还在延续。

曾几何时，很多人期待中国也能成为中产阶级占多数的橄榄型社会，但是最近几年，跟“白领”“小资”一样，“中产阶级”这个概念也失去了它的魅力。

当然，“中产阶级”是一个非常含混的概念，没有靠谱的标准。很多人可能觉得自己离中产阶级的标准很远，也被算到中产阶级的范畴里。但是在中国的语境里，作为一种理想，“中产阶级”意味着相对体面的工作和生活。

然而我们的社会现实离“中产阶级”的理想越来越远，很多人觉得中产阶级生活成了遥不可及的理想。

《逆行人生》

在社交媒体平台，年薪百万的精英满大街都是。但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2023年度数据显示，在中国的7.2亿就业人口中，月收入3500元以下的超过6亿人，月收入5000元以上的只有6500万人。

也就是说，如果月工资超过5000元，就名列全国收入榜前9%。在月收入不足3500块的劳动人口中，大多数都是城镇就业的不稳定劳工，他们基本上也没有可能成为所谓的中产阶级。

03.

不稳定工作与劳动力商品化

在“二战”以后的西方国家，因为一系列因素，比如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压力、本国的工人运动以及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政府普遍采取一定的妥协政策，保障大多数劳动者拥有稳定的全职工作以及相应的社会福利。

在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保障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保障他们稳定的就业和相关的福利，于是就出现了所谓的“铁饭碗”。

中西方劳动者所经历的这段历史时期，在近代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中，更像是一段美好而又短暂的插曲。正如皮凯蒂所指出的，“黄金三十年”只是一个历史的例外。大多数劳动者都能享受稳定的雇佣方式，也是历史的例外。

因为从近代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以来，在绝大多数时期内，大多数劳动者从事的都是不稳定的低薪工作。站在这个角度来看，当下的就业趋势更像是向常态的回归。

国际劳工组织（ILO）告诉我们，不稳定就业是全球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2018年，全球有20亿不稳定的劳工，而当年全球的劳工总数为33亿。也就是说，在全球打工人中，将近61%的打工人所从事的都是不稳定工作。

劳动者境况改善的前提是降低劳动力商品化的程度，而劳动力商品化的程度主要是看劳动者有没有稳定的雇佣合同，有没有组织起来的团结权，以及有没有国家所提供的全面福利。

在西方“二战”以后的“黄金三十年”，劳动者有了稳定的雇佣合同、全面的公共福利以及组织起来的团结权，境况有了很大改善，劳动者自身的集体力量也得到了强化。

不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打工人的团结权都最为重要，因为这种集体权利是保证打工人拥有集体力量、逆转劳动力商品化趋势的根本前提。

阿西莫格鲁和约翰逊也强调，只有当打工人都组织起来，形成强大的集体力量，才有可能去分享经济和科技发展所带来的好处。这里的好处主要就包括稳定的中产阶级工作和体面的收入。

在1980年代以后，不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打工人的集体力量都在急剧弱化。工会会员比例降低，打工人组织化程度降低，团结权遭到破坏，结果就是劳动力商品化程度的提高，打工人没有力量再去分享科技和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好处。

《下一个素熙》

相比之下，资本的力量得到了极大的强化。资本家为了攫取更多的利润，不愿意跟打工人共享发展的成果，反而还要变本加厉，对打工人进行更加深刻的剥削。不稳定就业是资本家降本增效的一个策略。

尾声.

除非人工智能研究取得真正革命性的进展，成为通用人工智能，否则，机器既不可能超越人类，更不可能取代人类，造成所谓的大失业。

科技的使用还涉及到成本问题以及社会制度问题。不同的社会制度对同一种科技的使用方式也可能会有所不同。不过，在我们所处的当下社会，科技带来的往往是不稳定的坏工作。

很多打工人面对的关键问题不是工作和失业的选择，而是不稳定工作和失业的选择。

2024年，徐峥导演的电影《逆行人生》触及了社会的敏感神经，那就是，打工人的失业焦虑和就业压力，找工作只能找外卖员那样的不稳定工作。

其实在2019年，英国导演肯·洛奇就拍摄了类似的题材。电影《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中，男主角因为次贷危机丢掉了中产阶级的建筑工工作，只能在互联网快递平台做送货员；女主角是互联网平台上的家庭护理工。夫妻二人从事的都是典型的不稳定工作。

女主角签订的是“零时工合同”（zero hour contract），员工需要随时待命，工作报酬根据实际上工时间来给。如果一天内没有工作需求，员工的工作时间就等于零，白等一天。

虽然员工有权拒绝他们认为不合适的工作任务，但也会担心平台不会再给自己分配任务或者分配好的任务。大部分“零时工合同”都不包括带薪病假或休假，也没有裁员津贴或养老金，对人的身心健康造成恶劣的影响。

女主角的工作时间是早上七点到晚上九点，这种工作制度意味着劳动者基本没有组织起来的可能，也就基本没有集体维权的可能。

《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

电影有一个场景，女主角照顾的一位老人回顾往昔集体抗争的经历，并且以此为傲。当老人了解到女主角的工作境况时深感惊讶：“难道法定工作日不是八个小时吗？”她没有办法理解下一代劳工的境况会如此恶劣。

不稳定工作的出现不是必然的，毕竟，在历史的某个短暂时期，大部分劳动者都享受到了稳定的就业和有保障的生活，享受到了发展所带来的红利。科技发展与经济发展的成果应该为全社会所共享，否则，少数人垄断的进步只能是历史的倒退。

社会进步的内容也包括工作的改善，比如更稳定的工作和更全面的福利，而不是把劳动者变成纯粹的劳动力商品，召之即来挥之即去，或者用完就抛弃。

当然，只有当劳动者团结起来，拥有足够的集体力量时，这些进步才有可能。

来源：看理想精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