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审判(3)为军国主义殉葬·预感在劫难逃，开庭前的高层自杀潮

摘要：1945年7月26日，美、中、英联合发出《波茨坦公告》，该公告除了促使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外，也明确指出:“我们无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灭其国家，但对于战犯，包括虐待我们俘虏的人在内，将处以严厉之法律裁判。”表明了盟国坚持严惩日本战犯的决心，也是日后东京大审判的

1945年7月26日，美、中、英联合发出《波茨坦公告》，该公告除了促使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外，也明确指出:“我们无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灭其国家，但对于战犯，包括虐待我们俘虏的人在内，将处以严厉之法律裁判。”表明了盟国坚持严惩日本战犯的决心，也是日后东京大审判的重要依据。但在日本陷入末日疯狂的这段时间内，很多本该站在审判台的战犯已经提前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陆军大臣陆军总司令阿南惟畿的自杀

在8月10日天皇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消息传出后，乖戾不祥的气氛开始在东京蔓延，素来有“下克上”传统的日本陆军内部已经出现了政变的苗头。据说参谋次长河边虎四郎曾私下对阿南惟畿提出“向全国发布戒严令，发动军事政变，推翻内阁，建立军人政权”的建议。骨子里对天皇极为忠诚，但又反对停战的阿南惟畿，既没有直接参与到部下政变的阴谋中，也未对陆军的异动采取任何阻止措施。阿南的心态是复杂的，一方面得知天皇决定“终战”后，他已做好自杀的准备。另一方面，对于属下要发动政变阻止天皇“玉音”播出一事又心存幻想。就在阿南准备切腹的那一夜，畑中健二、椎崎二郎等陆军中少壮派军官已启动兵围皇宫，搜寻 “玉音”录音带的计划。但这场政变仅仅维持了三个多小时即宣告失败。

阿南惟畿

8月15日拂晓，喝了一夜酒的陆军大臣阿南选择介于庭院与内室之间的走廊作为切腹地点。他将遗言和阵亡的长子阿南惟晟的遗像摆放好，于凌晨五时半，在妹夫竹下正彦的陪同下切腹，自杀前，他说了一句令人难以理解的话:把米内也斩了”(米内是海军大臣，主和），进行完痛苦的切腹仪式后，竹下将事先准备好的匕首刺入阿南颈部，随后因失血过多昏迷，却一直未咽气，直到早上7时，一位军医给他打了一针后才结束了他的生命。阿南惟畿的遗书中写有“以死谢大罪”之言，但具体为何“大罪”，一直为人猜测，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信奉绝对天皇主义制，认为“赌上性命，誓死捍卫天皇才是真正的大义”的战争狂人，肯定不会在临终前对其战争罪行有一丝的忏悔和反思。据阿南的下属井田正孝中佐的推测:“此时大臣(阿南）已经知道皇宫事变的发生。我认为，正因如此，大臣才更急着要自杀。”

“特攻之父” 大西泷治郎的生命终结

海军方面，虽然海相米内光政向来主张尽早结束战争，但海军内部同样有一群和阿南惟畿一样的主战派。其中主要代表是海军部次长大西泷治郎和海军第五航空队司令宇垣缠。很多人可能对大西泷治郎这个名字比较陌生，但对二战史稍有了解的人，一定都听闻过他缔造的“神风特攻队”。大西泷治郎的军旅生涯跨越了明治、大正、昭和三代，见证了军国日本的崛起。他早年毕业于江田岛海军兵学校，1913年以海军中尉军衔入伍，不久后即升任大尉，后在日本海军中服役三十余年。历任第一航空舰队长官、军令部次长等要职。与众多日本战犯一样，如果可以追究大西的战争责任，也要从侵华战争开始清算。从1938年2月18日起至1943年8月23日，日本对重庆进行轰炸218次，出动9000多架次飞机，投弹11500枚以上，日军对重庆漫长的战略轰炸中，大西泷治郎不仅担任指挥，并且亲自带队到重庆上空投弹。那时他说过一句有名的话:“大佐以上的军官阵亡了几个，没有牺牲，哪有士气”。然而，在他这番“豪言”的背后，是重庆超过17600栋房屋被毁，市区大部分豪华地区严重破坏，超过数万人遇难的场景，死难者大多为平民。

1944年秋季，当美国舰队挥兵莱特湾，即将在菲律宾展开登陆作战之际，自杀性攻击于10月19日首次出现。行动前，大西亲自动员颇有飞行经验的关行男大尉带队，在霞浦的海军航空兵学校筛选一批学员组成自杀部队，实行首次“特攻”作战。此后近一年的时间里，有数千名年轻的日本学员主动或被动地成为“神风特攻队”的成员，在“以一机换一舰”的煽动声中驾驶着满载炸弹的战机起飞，从此一去不回。这种自杀式攻击，由大西泷治郎实施指挥。起初的确也给盟军造成不少损失，但后期效果每况愈下，随着美海军航空兵和舰载防空火力的加强，即使大量日军飞行员已是白白送死的情况下，大西仍未停止“特攻”作战。1945年8月12日，日本投降的前三天，大西泷治郎与军令部总长丰田副武擅自向天皇上奏，表示坚决反对投降。

大西被称为“特攻之父”，但根据军令部在特攻作战一周前签发的文件表明，日本海军早已有组建“神风特攻队”的计划。大西很可能只是一个执行者。后来他之所以由执行者变为“创建者”，极可能是活着的战犯们想推卸战争责任。但即使如此，大西亦有共谋之罪责，加上其在重庆大轰炸时犯下的罪行，已经足够让他成为审判台上的战犯，甚至被送上绞刑架。

8月16日。大西泷治郎在自己的寓所切腹自杀，由于没有招请“介错人”(减少切腹者的痛苦，在其切腹后协助斩首之人），他于切腹后15小时才死亡。

大西自杀的前一日，第五航空队司令宇垣缠在九州岛东北部的大分飞行基地听完天皇宣读“终战诏书”的广播后，随即要求701航空队第103攻击飞行分队长中津留达雄大尉为其准备三架彗星特别攻击机。随后，宇垣缠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在日记中写下最后一次日记。他写道:“死吧！你们都去死了，我也要随着你们的脚步。”当晚，宇垣缠带着一批特攻队员架机向冲绳海面的盟国军舰发起自杀性攻击。在这场“宇垣缠私兵特攻”的行动中，包含宇垣缠在内的18名飞行员全部死亡。

战犯逮捕令，引发自杀潮

1945年9月，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发布逮捕日本战犯的命令。美国国家陆海军协调委员会将嫌疑犯分为a、b、c(甲、乙、丙）三个等级。所有涉嫌战争犯罪的嫌疑人一经逮捕，即被严密拘禁，并杜绝其新闻媒体等外界机构接触，直到国际军事法庭组成为止。在1945年9月至12月间，盟军先后对日本战犯发出了4次逮捕令。而几乎每一次执行逮捕令的过程中都会出现自杀事件。

在9月11日的逮捕行动中，就发生了广为人知的东条英机自杀未遂的事件。次日，盟军逮捕战犯时，一名暂未列入战犯名单中的日本陆军大将杉山元自杀。

日本陆军大将杉山元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都充当着急先锋的角色。喜欢口出狂言的杉山元在日本陆军中却是官运亨通。1943年6月，他被天皇列入最高军事顾问机关成员，该机关由陆、海军中的最高级别人员，与日本发动的各项战争阴谋联系紧密。1944年7月22日，杉山元再度出任陆军大臣，此年又仼日军第一军总司令官。可以说从侵华战争爆发到日本投降，杉山元在军界始终身居高位，直到战争的最后阶段，也是“本土作战”的最高负责人之一。正因如此，当盟军首次下达战犯逮捕令时，杉山元虽不在名单上，但大概是深知自己在劫难逃，于9月12日下午五时在第一军司令部开枪自杀。

11月19日，盟军总部发布第二次逮捕令，追加11名嫌疑人。逮捕令下达的次日，又传来了嫌疑人本庄繁自杀的消息。本庄繁是与侵华战争关系颇深的一名将领，1931年的918事变是日本关东军擅自策划的一场阴谋。而当时担任关东军司令的正是本庄繁。其实，918事变只是本庄繁侵略阴谋的冰山一角。在日本炮制伪满洲国的过程中，始终都不乏本庄繁的身影。大概因为在满蒙问题上的“立功”表现，他于1933年4月调任为天皇侍从武官长，6月即晋升为大将。可以想象，如果本庄繁接受国际法庭的审判，对于他的判决应该会与同为“中国通”的土肥原、板垣等人相似，遗憾的是本庄繁没能等到那一天。11月20日上午10时，已知自己被列入甲级战犯名单的本庄繁来到陆军大学，以钢刀切腹身亡。

“贵族首相”近卫文麿之死

12月2日的第三次战犯逮捕令，逮捕人员多达59人。主要逮捕了以广田弘毅为首的日本各界“知名人士”。12月6日，盟军再度发出第4次逮捕令，这也是对主要战犯的最后一次大逮捕，指名战犯有9人。但其中的近卫文麿与木户幸一两人都是日本政界的重量级人物。近卫文麿是一名较为特殊的战犯，此人与大多战犯之区别首先在于身份，他是幕末公卿近卫忠熙的曾孙，明治时期贵族院议长近卫笃麿长子，是为数不多的贵族战犯。其次，近卫在日本对亚洲发动侵略战争期间曾三次出任日本首相，他首次组阁后不久，日本便发动了侵华战争。

近卫文麿的战争责任是没有争议的。但讽刺的是，日本宣布投降后，日本政要在美军的占领下成立了东九迩宫稔彦内阁，近卫这位世袭贵族还出任国务大臣。这期间，近卫文麿两次拜会麦克阿瑟，并试图将发动战争的责任推卸给军阀。而麦克阿瑟起初也很赞赏近卫，并委托其负责修改宪法。然而当近卫开始着手修改宪法的调查时，各界舆论哗然，纷纷指责近卫是战犯，“如果让近卫公爵在战后不但没有受罚，还在日本国内担当什么角色，无异于让吉思林当挪威总统，让赖法儿当法国总统，让戈林当欧洲盟军司令。”但近卫显然不认为自己是战犯，他在东久迩宫内阁辞职后，又出任了继之成立的币原喜重郎内阁的内大臣御用挂，仿若一尊政坛“不倒翁”。直到12月6日的战犯逮捕令才打破了近卫的所有幻想，唯一令他值得庆幸的是，盟军没有实施直接抓捕，而是限令在10天之内到巢鸭监狱报到。12月15日，也就是10日期限将满的前夕，近卫文麿在住宅地外庄服毒自杀。他留下的遗书中说:“在日华事变以来犯了许多政治错误并深感负有责任，但被当做所谓战犯在美国法庭上被审判，对我而言是无法忍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