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10年，湖广总督张之洞病逝，清廷急忙派来满族亲信——博尔济吉特·瑞澄接任这个重要职位。当时摄政王载沣可能还在庆幸两湖地区重新回到了满人手中，却不知这个决定正在为清朝的覆灭敲响丧钟。

一本神秘名单、一次仓皇出逃，竟成为压垮大清江山的最后一根稻草！

1910年，湖广总督张之洞病逝，清廷急忙派来满族亲信——博尔济吉特·瑞澄接任这个重要职位。当时摄政王载沣可能还在庆幸两湖地区重新回到了满人手中，却不知这个决定正在为清朝的覆灭敲响丧钟。

1911年的武昌革命党人，用今天的眼光看颇有些“山寨”色彩。他们自封“中华同盟会华中总会”，但这个组织从未得到东京同盟会总部的正式承认。

领导这群“乌合之众”的原本叫孙葆仁，为攀上孙中山这层关系，他连名字都改了。孙中山名文号逸仙，他就改名孙武号遥仙，对外公然假冒孙中山的亲弟弟。

这个看似不正规的组织内部还派系林立，分文学社和共进会两大山头，彼此瞧不上眼。按理说，这样的组织难成大事。

更让人不解的是起义地点的选择——武汉被称为“九省通衢”，是清政府在南方的重要军事中心。北京派兵几天就能赶到，长江水路更方便清军调动和海军支援。

然而历史就是这样吊诡：这个最不适合起义的地方，这个最不靠谱的革命组织，却成功点燃了终结中国二千年帝制的革命烈火。

1911年10月9日中午，汉口俄租界突然传来爆炸巨响。原来是孙武在装配炸弹时不慎引发爆炸，俄国巡捕应声而至，搜走了全部起义材料：炸药、旗帜、符号、文告和印信。

实际上瑞澄早已收到来自各方的警告——清廷外务部、民政部的密电和英美领事的秘密通知都已提醒他革命党可能起义。

面对即将到来的风暴，瑞澄下令紧闭城门，大肆搜捕革命党。革命党人决定当晚12点提前起义。然而就在起义前，清军警突袭了起义军总指挥部，几乎粉碎了起义计划。

这时，有人为领赏向瑞澄递交了一本武汉革命党人名册。面对这份名单，瑞澄的幕僚们分成了两派：师爷张梅生主张立即按名单抓人，全部处决；汉阳知府陈树屏则认为名单真伪难辨，可能牵连无辜，建议学习曹操官渡之战后焚毁名单的做法，以安定军心。

瑞澄陷入两难：如果听从张梅生，万一错杀有背景的新军军官，自己的仕途可能就到头了；如果听从陈树屏，名单万一是真的，朝廷追责同样承担不起。

经过深思，瑞澄选择了最糟糕的第三条路：只杀了已抓获的32人中的3个“确凿”的革命党人；向北京报功请赏；只给满洲旗兵配发弹药，汉人新军不予发放。

瑞澄的处理方式在武昌城引发恐慌。谣言迅速传播：“瑞澄已经掌握了一份真假难辨的革命党人名册。政府准备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地进行抓捕活动，抓到了就直接砍头。”

只给旗兵发放弹药的做法，更加验证了人们的猜疑。新军中大量人员与革命党有联系，谁也不知自己是否在名单上，人人自危的气氛笼罩全军。

死亡不可怕，可怕的是等待死亡的过程。在这种恐慌氛围中，一些刚烈的新军在革命党人引导下统一了思想：“与其死于旗人手，毋宁举义而死！”

瑞澄的沉默给了革命党宝贵动员时间。一本真假难辨的名册，竟成了武昌起义最好的动员令。历史就是这样讽刺——一个试图维护统治的决定，反而加速了统治的灭亡。

武昌起义爆发当晚，实际参加起义的革命党人并不多。甚至到起义成功后，革命官兵总共才四千多人，而当时仅武昌新军就有一万五千人之多。

如果瑞澄能够稳定军心、沉着应战，结局难以预料。但瑞澄再次做出了令人瞠目的选择。

总督府内，官员们再次分为两派：师爷张梅生主张坚守抵抗；楚豫轮的管带陈德龙则提出“和稀泥”方案——逃到停在江面上的楚豫轮上指挥，这样既不算离开辖区，又能方便逃命。

压倒瑞澄的最后一根稻草来自他的爱妾廖克玉。在关键时刻，廖克玉发话了：“师爷是个书呆子，只知道尽忠报国，不知道随机应变。乘现在还能走，赶快逃出去，到了兵轮上，不是照样可以指挥吗？”

于是瑞澄决定逃命。外面枪炮齐鸣，一行人不敢走大门，陈德龙提议在后花园墙上打个狗洞出去。吓破胆的瑞澄立即同意，带领家人钻狗洞逃走。

地方最高领导的临阵脱逃产生了极其恶劣的示范效应。大多数本来忠于清廷、准备抵抗的军人，见状也纷纷作鸟兽散。

按照清朝法律，疆臣失守省城必须殉职，否则必遭诛杀。清朝御史们纷纷强烈要求摄政王载沣缉拿瑞澄。

但瑞澄上面有人——他的亲姐夫是皇族实权人物载泽。在姐夫的力保下，摄政王载沣从轻发落，只是将瑞澄革职，仍令他掌握总督职权，希望他戴罪图功。

当时革命军只攻克了武汉三镇中的武昌，汉口和汉阳仍在清军手中。作为湖广总督，瑞澄有权立即调动湖南、湖北两地的清军，联系武昌城内的残存力量进行反攻，形势或许还能挽回。

但已经吓破胆的瑞澄根本不作抵抗，乘兵舰由汉口逃至芜湖、九江。10月29日，瑞澄逃至上海，还向清廷奏报称“因兵舰煤尽而至九江，因九江兵变而至上海”。

清政府此时才下令上海当局捉拿瑞澄，但瑞澄又跑到了日本，逃避了惩罚。有清一代，以封疆之重而溃逃千里，瑞澄为第一人，且没受到清廷相应的惩罚。

满清遗老们对此痛心疾首：“徇一己之私心，废祖宗之成法，与自弃其国何异”。瑞澄给清王朝各地官员率先奔逃开了恶劣先例。武昌之后各省相继起义，清廷官员很少尽力抵抗。

近三百年的大清帝国在短短一月间，半壁江山尽属革命党。《清史稿》痛心疾首地回忆这段历史：“武昌变作，始仅工程营数十人，他军无应者。瑞澄遂逃兵舰，省垣无主。于是各营皆起，拥立都督黎元洪，称军政府，独立。各省督抚遂先后皆不顾，走者走，变者变，大势乃不可问矣。呜呼！如瑞澄者，谥以罪首，尚何辞哉？”

《清史稿》总结得一针见血：“如瑞澄者，谥以罪首，尚何辞哉！”历史有时就是这样讽刺——一个最想保全自身的人，反而成了帝国覆灭的催化剂；一个最缺乏勇气的人，却永远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来源：木易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