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5岁时,纪琦成为北方家乡一所乡村小学的校长。她尝试在学校里讲授“性教育”课。从一个班的试点开始,到现在全校六个年级,115名学生,每周上一节课。
作者 | 姜涛
编辑 | 张瑞
出品 | 腾讯新闻 谷雨工作室
25岁时,纪琦成为北方家乡一所乡村小学的校长。她尝试在学校里讲授“性教育”课。从一个班的试点开始,到现在全校六个年级,115名学生,每周上一节课。
如今,纪琦学校里的孩子能轻松说出“子宫”“月经”“卫生巾”等词语,在如“女性是更柔弱的吗?”“男性可以化妆吗?”等性别话题上有自己的观点。除了性教育课,纪琦还把诗歌、美术、泥塑、舞蹈等内容带到课堂上,她认为这些和性教育一样,本质上都是生命教育。
看起来美好的教育计划背后,是乡村孩子面临的教育困境:空心化的乡村学校、贫乏的教育资源。在良莠不齐的网络信息面前,乡村孩子在性、心理、情感教育等方面,相比城市孩子更缺乏良性的引导,也更加脆弱。
这也源于纪琦自己的经历,高中时,物理老师常把女同学叫到办公室单独讲题,有时候就会拉着纪琦的手,她当时觉得不舒服,但不知道为什么。直到一个女同学哭着告诉她,老师对她进行了猥亵。她举报了老师,并对教室里所有女生说,“物理老师摸我,我觉得不舒服,其他同学有这样的经历吗?”一个、两个……教室里,十几个女生的手一只一只举了起来。
这也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教育工作者处处受限的故事——作为校长,她一年要开近一百场会,备课、上课的时间缩水;一些领导理念保守,称她做性教育是“瞎搞”;作为女儿,妈妈称她“自私”,说“我不想要这样的孩子”。
这是一个实践理想的过程中,幸福和残酷并存的故事。
在村小,上一堂性教育课
教室里,纪琦正在给五年级的孩子们上性教育课。
这节课的主题是“我们都平等”,核心讨论的话题是“哪些特点/东西是男生或女生独有的”。
他们讨论了「男生更胖、更高」,「男生一般干重活」,「男生喜欢喝酒」,「男生喜欢电子产品」,「女生皮肤更好」,这些是否是男生和女生的不同特点,组内没有达成一致。
有个男生喜欢芭比娃娃,也有个女生说自己喜欢电子产品。一个女生说,自己被评价“帅”也会很开心,因为那很酷,她觉得“帅”和“美”都是夸奖外貌的,没有男女之分。
纪琦让每个小组说三点,在黑板上一一讨论。最终,除了生殖器官和生理特性(月经和遗精),其他“只属于男生或者女生的特点”都被划掉。
课上同学们的讨论纪录
“性别教育”是纪琦的性教育课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孩子们在低年级会认识自己的身体器官,在高年级会学习到“月经和遗精”等青春期身体发育知识。除此之外,课程还涉及到“身体和心理发育”、“认识关系”、“暴力预防”、“网络社交安全”等内容。
如果说这样的性教育课有何出奇之处,就是它并不发生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而是在一个普通的北方乡村。大学毕业后,纪琦在外地工作,加入了乡村教育领域的公益组织。疫情期间,她被迫留在家里。爸爸是当地一名村支部书记,跟她说,“你们在外面做乡村教育的帮扶,根本不知道乡村教育的困境在哪。”
这句话戳到了纪琦。她为多所乡村学校筹过物资,募过资金,但回到自己的家乡教书,或许才是一个真正了解乡村,了解乡村孩子的机会。
就像中国许多乡村学校一样,纪琦的家乡小学面临“空心化”的威胁。有条件的家长,从小就会把孩子送到镇上或者市里的学校。2024年秋季开学,纪琦所在的村子有20多名适学儿童,但一年级只招到了8个学生。
留在村里的孩子,常常也缺乏一个稳固的家庭环境。不像城里的孩子,放学后被家长安排补课、上兴趣班,在乡村,有的家长只有小学文化,有的父亲不上班、酗酒、家暴,有的家长回家就是打麻将、刷短视频。而农村的离婚率也很高,纪琦统计过,去年的毕业生,有超过半数都是离异或重组家庭。纪琦说,这些孩子有家庭,但没有家庭教育,不是留守儿童,但胜似留守儿童。
于是,乡村小孩更多处于被放养的状态。纪琦说农村的孩子有“三大项”——手机、电车、喝奶茶,村里常见的场景,就是孩子们喝着奶茶,骑电瓶车在街上闲逛,要不就是在家里玩手机。
与此对应的,是日益复杂的青少年性问题。
一个五年级的女生把平板电脑带到学校,纪琦好奇她都用来干什么,女孩打开了某短视频软件。里面有十多条私信提示,都是陌生成年男性发来的消息,有的问“约炮吗?”有的直接发来生殖器的照片。纪琦说,另一所乡镇小学就有一个六年级的女生,通过短视频软件“交往”了网恋对象,见面后被性侵。
一次她带学生出游,落座时,两个五年级女生叠坐在一起,一名女生脱口而出“操X”。另一位相熟的教师则发现,几个六年级的男生轮流在群里发“让xx操你”的语音,攻击一名女生。
2022年,市检察院在全市各个系统招募「特邀检察官助理」,教育系统有两个名额,纪琦是其中一个。她翻阅了青少年被侵害案件的案卷。最令她印象深刻的案件,主犯是个不到16岁的女生。她和另一个女生喜欢同一个男生,就把对方叫到校外,扇耳光扒衣服,给对方拍裸照,还教唆社会上的人对女生实施了性侵。
在纪琦眼里,这个女生通过暴露对方身体、对对方实施性侵害来惩罚受害者,是可以通过性教育规范和预防的。
只有两个女生没被摸过
纪琦做性教育的起点,是高中的一间教室。
高二时,一个女同学来找纪琦,希望能和她住一晚。那晚女生一直在哭,纪琦问她也什么都不说,纪琦以为她失恋了。第二天傍晚两人在操场散步,她又问女生,对方缓慢地挤出几个字,“物理老师摸我”。
纪琦说“当时一下就懂了”。物理老师是位中老年男性,他会把学生叫到办公室单独讲题。讲题的时候,纪琦的手被他握着抚摸,她一直对此感到不舒服,但不知道为什么。
缓了一阵,纪琦问女生,物理老师摸她哪儿,她说“摸我胸”。纪琦脑袋嗡地震了一下,女生的遭遇显然比她严重。她拉着女生告诉了班主任,班主任不敢相信。物理老师是一名省优秀教师,培养了多位清华北大的毕业生。班主任犹豫着问,会不会物理老师把她们当成孙女,纪琦不认同,“我爸都不这么对我。”
班主任决定问问全班女生,她把班级里的男生叫出去,但不知道怎么开口。纪琦对教室里所有女生说,“物理老师摸我,我觉得不舒服,其他同学有这样的经历吗?”
一个、两个...教室里的手一只一只举起来,最后只有一个女生没有举手。后来经过详细询问,班级里十几个女生,除了纪琦和另一位女生被摸过手,其他女生都被摸过胸、腰、臀部等部位。班主任唰地一下哭了出来,班级里哭成一片。
物理老师被调离一线教学岗位。但在纪琦毕业后返校时,她惊讶地发现,物理老师又开始教新生。
教室举手这个场景,深深印在纪琦心里。在她的教学设计中,小学二年级的课程中就有“我的身体我做主”这一章,里面会清晰地告诉学生:身体的隐私部位包括哪些。男孩和女孩都有可能遭受性侵犯,遭受性侵犯要第一时间报警。
纪琦的性教育课程教案,根据公益组织“你我伙伴”的性教育课程设计
但光教育孩子是不够的,如何保护孩子,需要教育的还有成人。
多年后,一位隔壁乡村学校的校长告诉纪琦,在自己学校,班主任向她反映,一名六年级的女生说自己的爸爸“欺负她”,实际行为是实施了猥亵。女生精神状态很不好,有自杀的念头。校长要求班主任嘱咐孩子“保护好自己”,少和爸爸接触,鼓励她“向前看”,但她没有想过报警,也不知道女孩后来怎么样了。
这位校长有23年的教学经验,十多年班主任经验,9年校长经验。但她坦言在这样的事情上“没有有把握的、特别有效的办法。”
孩子比成年人好教
走进纪琦的学校,整个校园一眼就能望尽,左右两侧各一排平房,操场是一整块水泥地。整个学校有16名授课老师,没有师范专业毕业生,只有两个老师能教英语。学校采用“包班制”,两个老师一个班,除了语数外,分着上所有其他科目:美术、音乐、体育、科学等等。
和城里的学校相比,差距最大的是经费。每年的经费按学生人数派发,每个学生800多元。纪琦说,市里有所小学,前两年刚花100多万建了一间多媒体教室,四面墙上都安装了超大液晶屏,用来讲公开课。
而纪琦每年能支配的8万多元,都用在了桌椅翻新、水电杂费、灯具维护、教学用具采购上。去年年底,学校被要求在门口设置防冲撞护栏,纪琦自己掏了4000多元。她想给学生们建图书角,只能向公益组织申请,纪琦拢共向三个公益组织发出了申请,最终一个组织捐赠了书架,一个组织捐赠了部分图书,一个组织给予了2万元图书专项基金。
班级里的图书角
但在这样局促的环境下,2022年4月,她跟直属领导提出想做性教育课程。她说了重要性,还阐述了教学计划。
讲了几分钟,领导打断了她,“你到底想干什么?”纪琦说,“想上这个课。”
“什么课?”
“性教育课。”
“不行,不要搞这个。”
对话结束了。
纪琦不甘心,她打算先做一期夏令营,测试一下家长和孩子对性教育的接受程度。领导不让在学校里做,她向爸爸申请了村里的活动室。招募通知在她的个人公众号上发表,随后被转发到村民群里。
通知发出后,很快就有家长响应。甚至有人问,孩子在隔壁村和市里上学,能不能来上课。最终,有28名1-3年级的学生,14名4-6年级的学生,报名参与了这次夏令营。
纪琦还招募了几名大学生志愿者,她希望借这个机会培养一些性教育讲师。哪怕经过面试筛选和初步培训,志愿者在试讲时,子宫、阴道、阴蒂、阴茎这些词还是说不出口,一说就笑。
她想起,大学时自己曾跟随市红十字会到一所高中科普“怀孕和避孕”,课上她教大家使用安全套,很多女生满脸胀红,不敢触碰。有的女生甚至无法呆在教室里,直接跑走了。
2022年8月,为期4天的夏令营开始了,这是纪琦第一次给小学阶段的孩子上性教育课。过程比想象中的顺利,孩子们并没有太多害羞的表现,这和给志愿者培训形成了鲜明对比。为了让志愿者顺畅地说出“阴道”,纪琦带她们大声朗读“阴——道——”。但对这些10岁左右的孩子,纪琦表示“完全不用”。
志愿者在夏令营给孩子们画子宫和阴道
2020年刚当老师时,她组织一年级的同学画自我介绍的卡片,拿了一盒马克笔给大家。不同颜色的马克笔很快被瓜分,最后剩下一支天蓝色的,一支粉色的,还剩一个男孩和女孩没有选择。
女孩迅速把蓝色的笔抢走,男孩有些懵,愣在原地。他问纪琦,“老师,我可以用粉色的吗?”纪琦给了他肯定的答案,问他“你觉得粉色难看吗?”男孩说没有,纪琦跟他说,你不觉得难看,你就可以用它。
男孩用粉色笔画完后,有几个男孩笑他,他有些紧张。拿走蓝色马克笔的女孩替他说话,“笑什么笑,颜色又没有性别之分”。小男孩气势也起来了,对着同学说,“就是,又没有说男生不能用粉色。” 也有男生表示赞同,“粉色也挺好看的,粉色显白”。
纪琦始终记得这个例子,她想未经雕琢的小孩,反而能轻松理解一些大人困惑的东西。
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碰壁
如果说前面介绍的都是纪琦老师,那接下来要介绍的,是年轻的纪琦校长面对着什么。
整个2024年,纪琦校长开了63次学区会,这是副校长代她开了20多次会之后的数字。刨除寒暑假,平均一周两次,每次开车到市里都要半小时,而会议时间一般不超过半小时。
最频繁的时候,纪琦三天开了七个会,在纪琦看来,会议内容都是重复的。一次开会,领导把三个学校的校长叫过去,只是为了让三人互相给份材料,纪琦认为完全可以在线上说清楚。
「填表」是另一个日常事项。什么都要填表,安全教育、防火防灾、法治教育、美术教育、学生营养餐统计都要填表。有些表是分管事项的老师填写,但总有一些表,「校长」被要求亲自回传。
激发老师们主观能动性的尝试,也常常不成功。她曾多次和语文老师说,希望对方能上诗歌课,语文老师每次都不接话。每当她看到有公益组织推出新的课,她会把课程信息发到群里,希望有老师主动申请,没有人回消息。
她有时会觉得委屈,她认为自己对老师们很好——她会让刚休完产假的老师只上半天班,逢年过节会送礼物,几乎不开会,老师们多数时间都能准时下班。但她们不会因此主动做额外的工作。
性教育课在学校初见成效后,纪琦开始跟不同的校长、领导介绍,希望推动更多学校上课。她先从同学区的学校开始,表示自己可以去对方学校免费上课。校长们往往笑着说“安排安排”,再没有下文。
几个学校的校长聚餐,一个年长的隔壁乡镇的校长对纪琦说,“我有句话一直想说,今天喝了两杯,正好说了。你这么搞性教育就是瞎搞,孩子没问题,都让你搞出问题了。”
老师们对“性”避而不谈,以为不讲孩子就不知道,但现在的孩子可以通过各种渠道了解信息。纪琦和一些初高中的校长聊起怀孕和避孕,但很多校长不接受给孩子讲这些,她反问对方,“不讲这个,你们学校每年怀孕的人少吗?”
纪琦说,去年市里一所“超级中学”,两名高三的学生谈恋爱,被发现后家长态度强硬,命令两人分手。女生随后从家里跳楼身亡,男生知道消息后,同样跳楼自杀。事后,事发学校的校长在内部说,“从概率上来说,一万个学生,很难保证每一个都没有毛病。”
她也尝试过和市里的领导推荐。提出征集更多大学生,组织他们做性教育培训,像之前的夏令营一样,培养出一批合格的性教育讲师。但领导认为培训根本没必要做,找人聚一下拍拍照就可以。
去年12月初的一个周末,纪琦外出参加一个心理学培训,希望学习更多心理学知识,应用在和学生的沟通和活动中。周六晚上,直属领导给她打电话,通知她周日有领导来安全检查,要求她在场。
周日的课很重要,影响到培训的结业,纪琦不想错过。她向领导请求自己周一再回去,说明自己会安排好校内事务,检查不会有问题。对方不同意,甩下一句话:你以为你干性教育有多厉害?我高兴了,让你干,我懒得搭理你。我不高兴,你还能想干就干?
领导最后撂下一句话——明早7点半,我要在学校看到你。两人打完电话,已经是周日凌晨1点半了。
纪琦哭着打了顺风车,赶回了学校。早上7点半,领导给她打了个视频电话,确认她在学校。那天检查的领导并没有来,纪琦在办公室呆坐了一天。
父母曾是纪琦坚定的支持者。纪琦每每有机会,便会参加外地的会议、培训、项目,她月工资只有4000多元,经常需要家里补贴她。
去年下半年,纪琦和男友分手,这让妈妈更担心她。一次她向妈妈提到还想读个研究生。妈妈立刻表示反对,“你能不能考上且不说,你考上了工作怎么办?你这么不踏实,也不做家务,是找不着对象的。”
纪琦很困惑,父母一直教育她做一个对社会有价值、有贡献的人,但为什么现在妈妈却希望自己结婚生子?妈妈认为她自私、理想主义,只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你就应该接受自己是个普通人,过平淡的日子。”
纪琦认为妈妈说得对,她承认自己某种程度上是自私的,但她没有解法。
微小的改变
爱情就像是在燃烧的心脏
是广阔的
是永恒的
是你的
是我们的
在纪琦的学校里,一个六年级的女孩创作了一首名叫 《爱情》的诗。
纪琦把这首诗拿到办公室,班主任问这是谁写的,“肯定早恋了”。纪琦没有告诉班主任,这个女生刚刚“失恋”。
诗歌作品《爱情》
性教育也是情感教育,但不是所有学校和老师都认可它的重要性。
2021年,教育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文件,将“性与生殖健康”作为中小学健康教育的重要内容,要求学校加强青春期、性道德和性责任教育。但实际情况是,性教育在纪琦所在的城市的落实情况很有限。
李娟是一位和纪琦同市的乡村小学校长,她介绍,学生的课表里虽然有“心理健康”课,但“如果我不上,老师们很少上”。
专业师资短缺是一个原因。村里的学校,音乐、美术、心理健康等课程,都是主科老师兼着上。没有专职老师,这些课很容易被语数英等课程占据。一次李娟趁四年级的语文老师请假,给学生们上了一节心理健康课。过几天她再跟语文老师“要课”,对方没有给。
成绩的指挥棒是另一个原因。当地教育局最近的政策是,每学期每个学区会抽两个学校,每个学校抽两个班级考试,平均成绩排名倒数三名的「学区校长」要进行“表态发言”,实际上就是检讨。排名最后一名的校长,有可能被撤职。成绩压力被层层下放到一线老师,李娟无法再让她们上别的课。
但纪琦不在乎这些,她相信无论是性教育课,还是其他非主科课,都是为了帮助孩子提升能量,是有助于孩子学习的。领导开会强调抓成绩,她从不跟老师们传达。相反,她会跟老师们说,关注孩子们的个体情况,要超过关注她们的成绩。
纪琦决定从一线推动,给老师们做性教育培训。培养了老师,老师就能影响学生。当地教师发展中心认可她的想法,向全市老师发出了性教育的讲座通知,所有老师都可以报名。
2023年下半年,纪琦开展了第一场性教育讲座。培训教室里坐了300多人,线上还有1000多人观看直播。李娟也在现场参与了这场讲座,她形容当时的感觉是“闻所未闻”,她没想过可以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公开讨论阴茎、子宫、安全套、月经这样的话题。作为三个男孩的妈妈,45岁的她说,自己以前连安全套如何正确使用,都不知道。
一年后,针对老师的培训课程正式开展。她计划招募20名老师,进行为期一年的培训,每个月一期,最终招募了28名老师。
老师们对性教育的讨论记录
前两次培训中,她没有教授任何性教育相关的知识,第一次培训的主题是“压力管理”,第二次是“构建身边的支持系统”。
这样的课程设计,是因为纪琦看到了一线老师的困境——被夹在学生、家长、领导多方之间,面临成绩、事务性工作、学生心理问题等压力,无暇照顾自己和家庭。2024年最后一次培训,纪琦让每位老师挑选一张“年度照片”,超过半数的老师选择了工作照。
性教育的学习也很快得到了实践机会。去年年底,李娟学校里一名四年级的女生向老师反映,学校门口摆放的食品安全宣传展板上,里面对话的女生和小鸭子的屁股部位,都被钉上了图钉。李娟把图钉拔下来,放回原位,过了一下午,图钉又被插到了之前的位置。
李娟查看了监控,几名五六年级的学生陆续插了图钉,有男生也有女生。一次全校活动中,她严肃地告诉同学们:我们要懂得保护自己的隐私部位,也应该尊重别人的,哪怕是宣传画里的。
在学习性教育之前,李娟没有勇气跟学生们讲这些,也不知道怎么讲。现在,她觉得这是一件自然的事,“性器官和眼耳鼻首一样,就是身体的一部分。”
一些改变也在学生身上悄然发生。一次家长会,一个妈妈跟纪琦讲,有天儿子特地烧了壶热水给她,她既惊讶又开心。晚饭时,丈夫给她夹凉菜,她不吃,男孩跟爸爸说“别给妈吃凉的了”。妈妈更惊讶了,问儿子“你怎么知道我不想吃凉的?”
小男孩满脸通红,跟妈妈说,“我看见你来月经了”。妈妈判断,儿子应该是在卫生间的垃圾桶里,看到了带血的卫生巾。在前述课堂的五人小组里,有三个孩子都和妈妈谈论过月经,两个男孩一个女孩。
纪琦教孩子们认识卫生巾
去年11月,几个刚上初一的女孩回学校看望纪琦。她们说,哪怕是市里的中学,其他同学关于身体的知识也非常匮乏。一位女生发现初中班里一个女同学总是哭,哪怕天气不冷,衣服也穿得很厚。她询问对方,“你是不是胸部发育,不敢穿薄衣服?”女生的脸簌地一下就红了。
她告诉同学,“你是很美的,女生有怎样的曲线都是可以的,胖也没问题,青春期就是会发胖的。”这都是纪琦告诉过她的,她也是胖胖的女生。(姜涛/谷雨实验室)
◦ 文中纪琦为化名
来源:人在旅途多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