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Lilian出生于香港、母亲是上海人，她四五岁时回到上海读书，先后在上海耀中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和平和学校上学。2002年，她去了当时从四年级才开始招生的上海中学国际部（以下简称上中国际部）。

进入国内顶尖的国际学校，一度意味着接受最先进的精英教育。中产家庭巨额的教育投资背后，是他们对孩子光明未来的无限憧憬。

二十年来，国际学校遍地开花，竞争日趋白热化，一届届毕业生发现，手中的文凭并非直通光明未来的通行证。

他们正与无数海归、国内名校生一同，涌入一个无比拥挤的就业市场。

20年前的国际学校：

稀缺而独特的教育资源

Lilian出生于香港、母亲是上海人，她四五岁时回到上海读书，先后在上海耀中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和平和学校上学。2002年，她去了当时从四年级才开始招生的上海中学国际部（以下简称上中国际部）。

对于上海人来说，上海中学本部是一个自带光环的学校。上海中学国际部成立于1993年6月，这是上海乃至全国最早一批成立的国际学校之一，也是上海市第一所由华人管理的国际性学校，招生对象为外籍人士子女（含港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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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商子女Mia六年级入学了上中国际部，她的小学先后在厦门的公立学校和上海的民办私立双语学校度过。彼时国际部尚未成为稀缺资源，入学无需如今日般经历10:1的激烈角逐，仅需通过一场分班考试即可。

比起在“龙门楼”念书、压力巨大、课桌书本堆成小山的本部学生，国际部的学生没有那么大的课业压力，会花很多精力在穿衣打扮上。她们最爱借鉴美剧里美国高中生的打扮，买匡威、UGG，穿很大的连帽卫衣和美式牛仔裤，或是Abercrombie风的紧身T恤、短裙和黑色裤袜。很多女生都会接头发，或者是烫“玉米须”，戴夸张的大耳环。

与更注重应试教育的公立学校相比，国际部的学生得有课外兴趣爱好。上中国际部有几十个社团，Lilian加入了读书社和辩论社，每周一两次活动，5、6点就可以放学回家了。而Mia则加入了游泳社、动漫社，还和同学共同创立了兴趣社团，在课间休息时卖烘焙产品，和动漫社一起做主题餐厅。她们赚的钱，都捐给了慈善机构。

除社团之外，没有那么繁重的课业让学生们能够自由选择兴趣类选修课。喜爱艺术的Mia上过插花、法语、芭蕾、吉他、小提琴......“每个学期换一个课，零零散散学了不少东西，挺好玩的”。

最有趣的是国际部的毕业舞会。Lilian为此准备了很久：提前三四个月开始减肥，然后着手定制舞会礼服，挑选配饰，定好“prom date”，还会和朋友讲好礼服不要撞色。Lilian参考了当年安妮海瑟薇的一套深蓝色长裙，她和朋友一起去董家渡服装市场找人定制、试选面料。那件定制礼服大概花了一两千块。

舞会当天，Lilian中午就要找化妆师做发型。晚上，她和朋友们约了一辆加长LIMO豪车，到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参加舞会，每个人入场要交350-450元的门票钱。舞会结束后，她和同学们换了另一套礼服，包场了复兴公园的酒吧做after party。

30万一年的学费只是入场券

国际学校的兴起与中国近几十年的开放进程紧密相连。随着上世纪90年代初外资大量涌入中国，外籍人员子女规模迅速扩大，国际化教育需求应运而生。

同一时间，国内中产父母对国际学校的热衷源自出国热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家庭把国际学校视作孩子出国留学的跳板，并心甘情愿为之付出巨额的教育投资。

国内的国际学校数量从1999年的86所，增长到2024年的972所。除了国际学校最多的上海，北京、广州、深圳、苏州也相继成立了多所国际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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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学费五万一年的上中国际部，北京一些顶尖的国际学校更以天价学费著称。Gina是北京人，她2014年进入北京哈罗英国学校，一年的学费高达30万一年。

国际学校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在看似宽松自由的学习环境中，压力以一种更为隐蔽的形式存在着。

“并不是像很多人刻板印象里的，只有不好好学习混日子的学生才会去国际学校。大家都是为了考好大学，也蛮卷的”，她回忆。

在A-level课程体系下，每个学生都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与国内教育体系不同，这里没有老师会追着学生要作业，往年的真题需要学生自己搜寻、打印、整理，学习完全依靠自驱力。

在Gina的经历里，国际学校还有不少隐形成本。除了每年高达30万元的学费外，学生们在校外补课的开销同样惊人。为了在考试中取得更好成绩，Gina专门聘请了A-level课程的辅导老师和雅思老师。

即便是在课余的兴趣班选择上，功利的考量也随处可见。美术和体育类课程格外受欢迎，因为它们能够成为英国G5超级精英大学申请中的亮点。有同学专攻马术，还有同学刻苦训练排球，只为在申请美国大学时增加筹码。

两代人的国际学校教育，天壤之别

在众多分享早年国际学校经历的帖子下，Mia总能看到网友追问：“后来呢？你们现在怎么样了？”

Mia的朋友一针见血，“没人想看现实，大家只沉浸在精英叙事的幻想里。真告诉大家我们在当牛马，谁在意？” 所以后来，Mia就不再更新自己的近况了，怕真相太朴实，让大家失望。

从纽约帕森斯设计学院毕业后，Mia去日本工作了三年。2019年她回到上海，做了一段时间freelancer，现在是静安寺marketing打工人。

另一边，Lilian进入了广告行业，长时间无法work-life balance，Lilian选择辞职，决定自主创业，在宠物用品领域，尝试把兴趣发展成事业。

由于父母一辈经商居多，很多同学都有“家业”可以“继承”。Lilian认识的同学里，有三成回家接班了，但他们的压力更大。更多的同学像她一样，在做普通的打工族，也对自己的现状比较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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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也并非故事的全貌。国际学校的毕业生中，同样不乏闪光的成就。他们之中，有人成为硅谷科技公司的中坚力量，有人在华尔街投行叱咤风云，也有人在全球顶尖学府继续深造。

国际学校这条教育路径确实为部分学生提供了巨大的发展平台和全球竞争力，实现了中产家庭最初的精英教育愿景。然而，这种成功往往需要持续的巨大投入、个人能力不断提升，并非人人可及的普遍结果。

Mia常常在小红书上刷到家长发的经验帖，“终于把娃送进SAS（上海美国学校）”、“上海美国学校和上海协和哪个更好”之类。她起初非常不能理解，“天呐，有必要吗？不就是上个学吗，至于吗？”

三年前，Lilian回到上中国际部做校友分享。她注意到，如今的国际部学生学习更专注、目标更集中，“有些小孩一看就要考MIT、哈佛”。

国际学校也明显意识到学生的心理负担，专门设立了心理辅导部门。甚至很多国际学校在招生时，不仅要求学生通过层层笔试和全家面试，还会在面试时让心理老师介入。

Lilian感慨原来自己的学生时期还算自由一些，“我们曾经个性更加张扬，现在的孩子感觉都很内向，看起来有很多心事”。

新媒体内容总监：TAN HAO

采访、编辑：ccc

图源视觉中国，版权归原作者

来源：ELLEMEN睿士一点号